填補研究空白 書寫枝繁葉茂 ——《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學習筆談

編者按：《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下簡稱《編年史》）出版后，因其集政治性、權威性、資料性、思想性、學術性、生動性於一體，又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體量最龐大的一部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在高校、社科院等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相關領域的師生、科研人員中引起熱烈反響和廣泛討論。以下是燕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曄、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欣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潔、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王葉偉，分別撰寫的學習和研究《編年史》的4篇筆談文章。

黨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全新呈現

燕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李曄

結合近期的研究興趣，我重點閱讀和學習了《編年史》1937年卷至1945年卷。我認為，《編年史》創造性地以編年體的體裁，對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全民族抗戰，特別是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給予了生動敘述和全新呈現。對於研究這一時期黨史的高校青年教師而言，這套書是新的案頭必備工具書。

第一，既吸收已有抗戰研究的精華又注意採用新資料新成果。《編年史》以黨中央批准出版的黨史正史著作作為基本參考，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注意吸收這一時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選集、文集、年譜、傳記等權威著作的精華。《編年史》還注意採用新史料新成果，比如1942年卷2月條目，寫了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轉交海外捐款情況，所引用的是2023年出版的《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史事編年（1921—1981）》。此外，在相關年卷中，還大量使用了今年新出版的《任弼時論黨的建設》《習仲勛年譜》等最新資料。

第二，既圍繞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展開敘述又注意凸顯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東方主戰場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多個年卷中都有充分體現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比如在抗戰大局下與國民黨的以斗爭求團結，等等。這些內容生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抗戰勝利作出的偉大貢獻。在此基礎上，《編年史》對中國抗戰的東方主戰場作用也有充分體現。比如1943年卷7月23日山東抗日根據地相關條目中寫道：“我們在敵后堅持,牽制了敵人兩個師團3個旅團及第十七師團之一部,共約4.5萬人,再加上15萬偽軍。牽制這樣多的日、偽,使之不能用去進攻大后方和英美同盟國”。

第三，既充分書寫前線軍事斗爭又兼顧后方根據地建設的方方面面。既然是書寫戰爭時期的歷史，那麼前線斗爭就是應該突出敘述的重點，這一點在《編年史》中有充分體現。比如1937年平型關大捷、1939年黃土嶺伏擊戰、1940年百團大戰等都有充分敘述。在反映前線斗爭的同時，《編年史》對黨在后方的根據地建設的方方面面都注意充分體現。比如1938年卷專門寫了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和部署，1942年卷專門以較大篇幅寫了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的基本情況，等等。

總之，對我們高校研究人員來說，這套書的出版極大地開闊了我們對於抗日戰爭時期黨史研究的視野，為我們開展黨史的學習、研究、教育、宣傳提供了一套權威教材和基礎讀本，正可謂應時而生、恰逢其時。

耳目一新的紅軍長征史敘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王欣媛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應該有一部自己的編年史。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編年史》編纂出版，是黨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喜事。結合我的研究方向，最近我重點閱讀了書中關於紅軍長征的內容，讀后令人耳目一新。這主要體現為三個“新”。

第一，新提法。《編年史》注重貫徹和體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紅軍長征歷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比如，1936年卷10月22日條目吸收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用“四個偉大遠征”對紅軍長征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進行了高度概括。我還發現，《編年史》對習近平總書記相關重要論述的貫徹和體現，並不是原封不動的照抄照搬，而是結合具體的歷史內容、歷史語境，在生動而深入講述長征故事的過程中予以貫徹和體現。

第二，新材料。《編年史》注意使用最新版本的檔案資料，挖掘了以前較少關注或較少使用的檔案文獻材料。比如，1934年卷10月的本月條目，詳細講述了中革軍委印發毛澤東撰寫的《游擊戰爭》小冊子的內容。再如，1934年卷11月1日至6日關於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習仲勛當選政府主席的條目，引用了2024年出版的《習仲勛年譜》的相關內容等。還如，1935年卷1月22日條目，參考了2020年新修訂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記錄了國外報刊關於紅軍長征消息的報道。

第三，新視角。《編年史》在宏觀記述紅軍艱苦卓絕長征的同時，注重體現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選擇。比如，1934年卷12月1日關於湘江戰役的條目，詳細記述了紅軍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斷腸明志”壯烈犧牲的細節，高度展現了紅軍將士視死如歸、向死而生的崇高革命精神。《編年史》還注意運用以小見大的敘述視角，講述深刻道理。比如，多次講到長征中的《紅星》報長征專號，其中第12期發表《寫標語》一文，文中對紅軍寫標語存在的問題，如何寫白軍和群眾的標語，政治工作人員如何把標語寫好、寫得生動和具有感染力等問題進行了全面詳細的介紹。這些內容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於人們從更立體全面的視角理解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

總之，我認為這部《編年史》權威厚重、內容新穎，把思想性與生動性、學術性與資料性很好地統一和結合起來，是一部堅持和運用正確黨史觀書寫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黨史正史力作。

讓第二條戰線的研究枝繁葉茂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劉潔

第二條戰線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有力配合了共產黨軍事戰線的斗爭，對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我的博士論文即圍繞第二條戰線是如何形成的而展開。我認為，《編年史》中關於第二條戰線的內容，在緊密圍繞黨的歷史的主題主線的同時，還生動反映了第二條戰線形成的原因、過程、影響等，使第二條戰線的研究呈現出枝繁葉茂之態。

第一，深刻揭示了第二條戰線形成背后的原因。第二條戰線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重要原因是自1937年七七事變起，全民族抗戰及之后的解放戰爭使國家持續了10余年的戰爭狀態，中等及以上階層大量破產。《編年史》記敘了戰爭對中國社會的諸多影響，尤其是日軍侵華帶給中國人民嚴重災難、造成大量難民流動等。例如1937年卷12月13日條目專門寫了南京大屠殺，其中寫道：“南京變成一座尸橫遍野、滿目淒涼的死城。”1942年卷1月上旬條目寫了秘密大營救，其中寫道：內地一些人士因為戰亂逃到香港，而香港淪陷后，他們又不得不“克服重重艱難險阻”轉移到大后方。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長距離流亡，使得大部分中上階層日益貧困，從而匯聚成一條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國統區人民戰線。這些條目從某些側面反映了第二條戰線形成的社會原因。

第二，詳細記述了第二條戰線的形成過程。第二條戰線形成於解放戰爭時期，其醞釀則應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西南聯合大學等校學生反對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的“倒孔運動”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編年史》1942年卷1月6日專門有個條目講了“倒孔運動”，並且明確點出這是昆明學生的愛國義舉。“倒孔運動”反映了當時的愛國青年反對國民黨當局、支持共產黨的態度，這表明此時第二條戰線已在醞釀之中。另外，1944年卷9月6日赫爾利來華條目談了豫湘桂戰役的失利對國內政局的影響，1945年卷4月30日至5月6日條目講了昆明青年學生舉辦五四紀念周活動的情況，等等。可以說，《編年史》對第二條戰線從醞釀到最終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事件都有記敘。

第三，有力反映了第二條戰線對中國革命進程的影響。第二條戰線的形成有力牽制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力和資源調動，對共產黨在軍事戰線的勝利產生了重要積極影響。這一點在《編年史》中有充分記述。例如1946年卷12月30日關於抗暴運動的條目，專門寫了其波及全國后的影響——“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全國各地學生響應北平學生的反美愛國斗爭，形成一個席卷全國的反對駐華美軍暴行和‘要吃飯，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到1947年1月10日，抗暴斗爭擴展到14個省26個城市”。1947年卷5月20日條目，寫了五二〇運動的后續影響——在中共黨組織的引導和推動下，學生斗爭進一步發展為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國民黨政府已經處在全民的包圍中。

總的來看，《編年史》中涉及第二條戰線條目的撰寫，可謂重要事件敘述充分、點評得當，關鍵細節史實准確、生動可讀。雖然內容分散在各個年卷中，但由於在相關條目中既有前溯、又有后延，其間多有鋪墊和伏筆，使得前后聯系十分緊密，體現了編寫者的歷史思維和扎實功力。

開啟黨史研究之路的學習范本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王葉偉

作為中共黨史黨建專業方向的研究生，此次讀到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著的《編年史》，感到受益良多。這部《編年史》為我們開啟自己的研究生涯提供了權威的學習范本，對今后的學習和研究之路有很大幫助。

第一，《編年史》史料處理運用得當，為我們練好史料選取和運用這一黨史研究的基本功提供了參考。如何消化處理史料，是學習撰寫研究論文的重要一環。《編年史》在很多條目中不是照搬史料，而是對大量資料在消化吸收基礎上靈活運用。比如，《編年史》1946年卷12月18日至翌年4月3日、1947年卷1月2日至4月3日這2個條目，圍繞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傳記、年譜，權威黨史基本著作以及地方黨史研究成果等，來源可信，敘事細致。對多個史料說法不一的情況，《編年史》也作了很好的處理。比如1921年卷7月23日條目涉及的黨的一大閉幕日期問題，1930年卷6月條目涉及的紅軍第三軍團成立的具體日期問題等，《編年史》或對不同說法用學術注加以說明，或取“最大公約數”來進行規范表述。

第二，《編年史》注意反映黨與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動，為我們從廣闊視角研究黨的歷史提供了范例。歷史是復雜的，歷史的發展往往是由各種歷史活動主體相互作用、互動激蕩所形成的合力推動的。《編年史》對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敘述，在以黨的活動為中心的同時，注意反映黨與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關聯和互動。比如，1945年卷7月1日至5日條目收錄了褚輔成、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延安進行考察的情況，褚輔成、黃炎培等此次考察積極促進了國共重慶談判。這些內容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影響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協作、共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有關情況。通過閱讀相關條目的內容，我更加明白了歷史和人民為什麼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問題。

第三，《編年史》注意把握講述內容的平衡，為我們在黨史敘事中平衡好領袖人物和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所各自發揮的作用提供了樣板。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承認領袖人物對歷史發展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動作用。《編年史》在敘事中十分注意把握領袖人物和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所各自發揮的作用，注意把握講述篇幅和分寸的平衡。一方面，《編年史》相關年卷用較大篇幅介紹毛澤東等黨的領袖人物的理論與實踐活動，系統反映他們的思想和生平。比如1930年卷1月5日、5月以及1933年卷11月中旬等條目，分別用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毛澤東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文章，生動反映了毛澤東在探索中國正確革命道路過程中進行的理論思考和取得的理論成果。另一方面，《編年史》也特別注意充分反映基層指戰員、普通群眾的活動。比如1937年卷10月6日條目記述了夜襲陽明堡的趙崇德營長犧牲的有關情況。再如1947年卷5月13日至16日華東野戰軍舉行孟良崮戰役條目，濃墨重彩地書寫了婦女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的生動事跡。

作為黨史專業的青年學生，我認為《編年史》的出版，對我們進一步推進黨史重大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應作為學習范本反復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