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在鄧小平領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和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理論支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實踐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的關鍵動力源泉。中國40 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就是逐步探索、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當中，特別是在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鄧小平起著別人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一、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為改革初期搞活經濟打開局面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一直積極倡導和推動改革開放，堅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他在1985 年會見外賓時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進行改革。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生明顯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到現在有一年時間了。城市經濟改革比農村經濟改革復雜得多，難免出差錯，冒風險。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對此我們有充分的信心。”

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破除傳統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引入市場機制，把國民經濟搞活。早在1979 年，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他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論斷，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搞活整個國民經濟打開良好局面。

搞市場經濟的關鍵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引入和利用市場機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中國利用市場機制搞活經濟的經濟改革逐步展開。

第一，改革從農村開始並取得成效。鄧小平解釋道：“為什麼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為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不解決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問題，社會就不會是安定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承認農民是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農民有生產經營自主權，同時恢復了集市貿易，農民可以把自己生產和支配的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市場機制的引入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按可比價格計算，農林牧副漁業總產值 1985年比 1978年增長61.6%，年均增速達7.1%，大大高於一般年份 2%-3%的增長速度，極大地增強了改革開放的物質基礎。

第二，允許個體經營進而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大量增加市場主體。這對緩解城鎮大量失業問題，增加商品和服務供應，活躍市場，促進經濟增長起了很大的作用。鄧小平指出：“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1980年，改革開放后第一張個體工商營業執照頒發。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系的，不同於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系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從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的。”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實踐証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於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全國各地開始了私營企業的登記注冊工作，私營經濟活動開始納入國民經濟統計。1989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為 90581家，從業人員為 164萬人，在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實現產值 97.4億元，飲食業、服務業、修理業等行業的營業額 33.8億元，商品零售額33.7億元。到 1992年，全國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企業為 1533.9萬家，從業人員為 2467.7萬人，注冊資金 600.9億元，實現產值 926.2億元，營業額 2238.9億元。

第三，逐步放開小商品、農副產品、工業消費品、工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放開價格的結果是放到哪裡活到哪裡，哪種商品價格一放開，價格在當時會有一定的上漲，但商品很快就會像泉水般涌流出來，供應會迅速增加，價格也會逐步穩定下來，從而帶來市場的繁榮。這是商品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典型特征。改革先行地區首先嘗到了甜頭。早在 1978年 8月，廣州市決定把沿襲 20多年的蔬菜購銷由國家定價改為購銷雙方在一定幅度內的議價成交。蔬菜價格引入市場機制后，菜價上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蔬菜源源不斷匯聚而來，菜源一年四季充足，幾十個品種任人選擇，起初一度急升的價格很快步步回落。到 1984年 11月 1日，廣州蔬菜市場和價格全面放開。2個月后，廣州在全國率先放開豬肉價格﹔再過 3個月，又率先放開水產品價格。魚價放開之初，塘魚價格曾漲至平均每公斤 6元左右，但價值規律很快刺激了廣東塘魚生產的大發展，不到一年便平抑了魚價。到了廣東全部取消水產品派購任務的 1985年，廣州塘魚價格穩定在每公斤 4元左右，廣州成為全國魚價最低，也最早解決“吃魚難”的大城市。伴隨著商品短缺、價格管制的是各種票証的存在，許多商品憑票供應。廣州市六七十年代票証最多時達 118種，隨著一樣一樣商品價格的放開和充足的市場供應，票証一個個被取消。1982年還有 48種票証，1983年減至 21種，1984年剩下 6種，1988年隻剩糧票、糖票兩種，不久連這兩種也取消了。

中國經濟改革史料表明，改革初期，商品和服務價格改革走在前列。在我國 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市場調節價的比重，在商品零售環節已佔 93%，在農產品收購環節已佔 82%，在工業生產資料出廠環節已佔 74%，在服務業中也佔 63%。可以認為，在經濟其他領域開始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商品和服務價格領域的市場價格體制已初步建立起來了。

第四，對國營企業放權讓利，使企業有一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以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鄧小平指出：“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正在尋求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道路，其中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擴大企業自主權，這一條無論如何要堅持，這有利於發展生產”。1978年 10月，經國務院批准，四川省選擇了重慶鋼鐵公司等地方國營工業企業，在全國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1979年 1月，四川省把試點工業企業由 6戶增加到 100戶，同時對 40戶國營商業企業也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此后，北京等一些國營企業也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1984年 5月，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規定了擴大企業 10個方面的自主權，即生產經營計劃權、產品銷售權、產品定價權、物資選購權、資金使用權、資產處置權、機構設置權、人事勞動權、工資獎金使用權、聯合經營權。1981年初，以首鋼為代表的一些企業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基礎上實行了利潤包干的經濟責任制。之后，全國各地陸續實行了一些不同的包干辦法。1987年 3月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明確肯定了承包制。當年全國掀起了第一輪承包熱潮。到 1987年底，全國預算內企業的承包面達78%，大中型企業達80%。1990年，第一輪承包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 3.3萬多戶，佔承包總數的 90%。接著又開始了第二輪承包。

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承包制的放權讓利改革，使國營企業開始有一定的活力，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有所提高。但是，承包制也有缺陷，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經營權得不到很好的約束。實踐告訴我們，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進一步實行制度創新。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第五，建經濟特區和利用外資。改革開放初期，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辦經濟特區和引進與利用外資等方面。1980年 8月 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正式宣告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市設立經濟特區。隨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批准了《福建省廈門經濟特區條例》。1981年，《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為特區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意見。其中有：創辦經濟特區是為了吸收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擴展對外貿易，加速經濟發展，同時在實踐中觀察與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習與提高參與國際交往的本領，從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驗﹔特區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在工業生產方面，外商企業所佔比重可大於內地﹔特區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等等。

興辦經濟特區和利用外資，是大膽擴展市場機制的重要舉措，有利於擴大就業，發展生產，增加市場供應，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人由於受傳統觀念影響，產生了不同意見，提出經濟特區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鄧小平明確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隻佔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隻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在黨中央和鄧小平大力支持下，深圳特區頭幾年就辦出成績。由於利用外資，特區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很大，特別是工業產值，1982年達到 3.6億元，1983年躍上 7.2億元。鄧小平知道后，非常高興。他在 1984年 1月 26日考察深圳時，揮筆題寫了：“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在黨中央和鄧小平的支持和領導下，從經濟特區到全國，利用外資逐步擴大，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多，外商投資企業逐漸成為我國市場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9-199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概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2）》，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第 641頁。

以上五個方面，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打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利用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起飛，促進市場繁榮，社會主義經濟活力四射的重要表現。這充分體現和驗証了鄧小平“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論斷的科學性和遠見卓識。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提供了重要指導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逐步推進、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入和利用市場機制，也是穩步推進的。隨著改革初期利用市場機制初步搞活了國民經濟，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熱心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在這種環境下，經濟界和理論界出現了要求承認中國經濟要轉向商品經濟、加快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聲音。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隻差一步之遙。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肯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肯定了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主張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新秩序新體制，進一步確認市場調節的作用。對此，鄧小平指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他還說：“前天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都說是有歷史意義的。”

此后，改革不斷向經濟各領域擴展，市場機制的作用得到廣泛認同。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

1989年政治風波后，有人懷疑市場取向改革，甚至出現“計劃取向派”，要回到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又一次站出來捍衛改革開放。1991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在上海視察。他語重心長地對上海市的負責人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就為當年秋天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如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2年 6月 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所作《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對建立新經濟體制的討論中提出的“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意見，表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提法。

鄧小平了解到這一情況后，6月 12日在住地同江澤民談話，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鄧小平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鄧小平還說：“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指導下，同年 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后，中國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並於 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大步推進使中國經濟更加欣欣向榮，一些年份經濟增速達兩位數。國企改革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股份制改革在國有大中型企業迅速展開﹔個體和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私營經濟戶數 1993-1995年年增幅均達 50%以上，吸收和利用外資也走上快車道。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財稅體制改革邁出重大步伐。1994年，經過多方談判協調，實現了用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分稅制代替原來落后的地方財政包干制，使中央財政收入佔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 50%左右，從而增強了中央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舉措，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2-2012年，中國貨物出口總額年均增速達21.3%，在全球位次由第 6位一躍升至第 1位。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一遠見卓識，是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這一過程甚至要經歷幾十年的時間。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就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這為我們避免急躁冒進，循序漸進地推進市場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導。

三、黨的十八大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更加成熟的重要標志。

自從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而在具體論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方面則有一定區別，總的說是往前強調的，都把市場作用往前提升了，但是這個提升還是在“基礎性作用”范圍內的提升。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不是在“基礎性作用”范圍內提升，是整個從“基礎性作用”轉變為“決定性作用”。應該說，無論從理論上、政策上還是實踐上，這都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和突破，可以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跟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更好地契合了。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付諸實踐，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更加成熟和高水平的重要標志。

黨的十八大以后，特別是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比較大的進展，繼續為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這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左右經濟運行方面的價格改革，到 2017年，我國 97%以上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實現了市場調節，這個比例是很高的。又如，目前中央企業所屬的子企業，還有地方國有企業，70%都實現了混合所有制，真正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這是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深化的重要表現。再如，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已由設想付諸實踐並且不斷完善。全國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事項從 2018年版 151項縮減至現行 117項，並已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准入。2022年 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意見》要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為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此外，在開辦企業方面，由先証后照，改為先照后証﹔注冊資金從實繳登記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這是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辦法。2013年后民營經濟發展很快。2022年民營企業數量已超過 4000萬戶﹔2023年個體工商戶已達 1.24億戶，支撐近 3億人就業。這兩項都比 2012年增加了一倍多，體現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具體實施成果。

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報告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了系統的部署，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行動綱領。

2024年 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排在各項改革部署的首位。《決定》指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決定》從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等方面作出部署，對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列出了一系列改革清單，並要求到 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80周年時完成。這些改革任務非常清晰，要求非常明確，指導性很強，是今后我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譜寫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篇章的行動指南。我們要抓好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張卓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