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責任擔當，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緊緊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洞察時代潮流，把握發展大勢，順應人民期盼，以思想解放開局破題，全面論述關於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証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勝利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成功開創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作出歷史性貢獻。

一、堅持解放思想，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掃除障礙，提供重要前提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適應新形勢、認識新事物、完成新任務的銳利思想武器，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成功開創並不斷拓展推進的重要前提。十年內亂結束后，各方面工作百廢待興，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受過去“左”的指導思想的嚴重影響，加上“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撥亂反正受到層層阻礙，黨和國家工作遲遲難於走上正軌。鄧小平敏銳地把解放思想作為首要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千頭萬緒中抓住這個主要矛盾，為結束黨和國家工作徘徊局面，全面開創新局面，開辟一條新道路掃除障礙，提供了重要前提。

支持和領導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推動全黨全社會從“兩個凡是”嚴重束縛中解放出來。早在 1977年 2月，“兩個凡是”剛提出來的時候，鄧小平就敏銳地“感到不對”，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同年 4月，鄧小平在給中央的信中針鋒相對地提出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鮮明觀點。隨后在多個不同場合，鄧小平對“兩個凡是”提出尖銳批評，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並從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點上進行了理論辨析，全面深入闡述如何“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強調，不能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體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並進一步深刻揭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這方面的集中論述首推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時，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爭論白熱化，討論受到一些人的嚴重責難，面臨巨大的壓力。鄧小平在講話中集中論述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尖銳批評“兩個凡是”觀點，鮮明提出“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個講話幾天后在《人民日報》全文公開發表，對推動這場爭論向著有利於解放思想的方向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沖破“左”的束縛，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成為我們黨思想解放的先導，拉開了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大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准備。

全面論述解放思想這一重大政治問題，進一步推動全黨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1978年 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全面分析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主要表現及其嚴重危害，深刻闡述解放思想同解決過去歷史遺留問題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內在關系，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強調“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這篇講話振聾發聵，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論性、指導性，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認識和新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在鄧小平指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輝起點。

領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進一步實現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要進一步推動思想解放，團結一致向前看，還需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分清是非，統一思想。鄧小平為此花費很大精力領導全黨制定第二個歷史決議。當時有人提出，這個決議，是不是不急於搞？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就會直接影響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他鮮明提出決議起草的總的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二，對新中國成立 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鄧小平一再強調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是第一條。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三項基本要求，很好地解決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根據新的實際和發展要求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進一步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標志著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成為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重要基礎，為開創和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鮮明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強調“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國內國外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有的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在黨和人民事業又一次面臨何去何從的重要歷史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重要談話，科學回答了一系列事關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包括多年來爭論不清的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成為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南方談話不僅對不久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具有重要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成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又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二、堅持立足中國基本國情，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

准確認識並牢牢把握基本國情，是找到一條符合實際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基礎。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在革命和建設中之所以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有教條式地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蘇聯經驗的原因，但根子還是在於對中國基本國情缺乏清醒、准確的認識，脫離實際，超越階段。這當中，既有“大躍進”運動這樣急於求成的錯誤，也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估計的嚴重挫折。鄧小平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統一，堅持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把中國式現代化牢牢扎根在中國大地上，為成功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明確提出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探索並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是黨長期奮斗的一條重要經驗，是黨領導人民創造一系列偉大成就的重要原因。鄧小平經常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強調“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具體到開創中國式現代化來說，鄧小平明確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深刻認識中國國情，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可靠扎實依據。鄧小平不僅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的重大命題，還進一步科學分析中國特點的具體內涵，強調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和必須考慮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並強調“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是從生產力角度講的，是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基本依據。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還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進一步作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判斷，為科學把握中國基本國情，更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並強調“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作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論斷，是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為糾正過去“左”的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提供了重要依據，為正確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從而為我們黨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立足中西方國情的差異，明確提出不能照搬西方現代化的模式。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趨向，但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實現現代化並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也沒有統一的標准。西方國家盡管借助近代工業革命率先邁入現代化，但絕不意味著現代化等於西方化。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伊始，鄧小平就明確提出中國有中國的條件，中國的現代化有中國自身的特點。1979年 3月，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同年 12月，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把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定位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一方面緣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使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宣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並強調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由此決定了共產黨人所追求的未來社會，是“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的社會。這是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同資本主義生產隻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根本區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並表示我們可以“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與此同時，鄧小平在設計中國式現代化藍圖時，還有更廣闊的世界胸懷，始終把中國的發展同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聯系起來，強調：“如果在本世紀末，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實現翻兩番，達到一萬億美元，中國就可以對人類作出更多一點貢獻。如果再花五十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末我們這個國家對人類的貢獻就更大一些。”這些重要論述，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和天下情懷，是中國共產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集中體現，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的原因所在。

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心任務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中心環節，是決定其他各方面發展的基礎。現代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推動社會生產力有更大的發展，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新中國成立后，擁有了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社會條件，我們黨拉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序幕，“准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可惜后來理論和實踐上出現了偏差，“四人幫”甚至提出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認為搞生產就是“唯生產力論”，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對此進行了撥亂反正，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明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始終突出發展生產力這一首要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並強調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明確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看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發展居於基礎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近代工業革命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的革命性意義，深刻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明確要求無產階級在通過社會革命奪取政權后，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為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理想社會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在辨析“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這個基本問題時，直截了當地提出，“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這為我們黨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石。

正確判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明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黨的奮斗歷史告訴我們，能否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任務，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事業的興衰成敗。黨的八大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正確判斷，並據此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可惜后來的認識和實踐偏離了這個正確判斷，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甚至“以階級斗爭為綱”。鄧小平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領導我們黨重新科學認識和判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據此明確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鄧小平這方面的論述十分豐富，有從政治路線的角度，強調“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從革命的目的的角度，強調“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有從 80年代、90年代要做三件事情、三大任務的角度，強調“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有從首要任務、主要任務的角度，強調“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有從中心任務的角度，強調“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從最大的政治的角度，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有從持之以恆始終堅持的角度，強調“從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有從中心任務與其他各方面工作關系的角度，強調“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等等。所有這些，歸根到底都是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在中國式現代化中決定性的基礎地位，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這一問題上的高度自覺和堅定意志。

堅持統籌兼顧，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鄧小平看來，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早在設計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為此，他提出一系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以促進物的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鄧小平還特別重視抓教育、抓科技，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強調“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並在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判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思想，為把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推動我國經濟建設向全面、協調、可持續方向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

保持戰略定力，始終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信念堅定、使命在肩，是鄧小平最鮮明的政治品格，在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方面體現得尤為充分。早在 1978年 9月，鄧小平在視察東北三省時，就反復強調，要一心一意搞建設。1979年 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呢？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1980年 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強調，一定要專心致志地、始終如一地進行現代化建設﹔強調我們全黨全民要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地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強調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實踐証明，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世人矚目的巨大發展成就，與這種“頑固”地牢牢扭住經濟建設中心的戰略定力，有著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關系。

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進行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許多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告訴我們，路徑選擇如何，往往從根本上決定了現代化成敗。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面對來自“左”的和右的各種干擾，鄧小平始終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他明確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

堅持正確方向，明確提出並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在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之初，一部分同志由於受過去“左”的影響，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觸情緒，社會上也有極少數人曲解思想解放，肆意夸大我們黨和毛澤東所犯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鄧小平敏銳地感到，這種狀況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會“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妨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為此，在 1979年 3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鮮明提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並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系統地逐一分析論証了為什麼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還突出強調了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深刻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的關鍵”，強調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分別寫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充分証明，四項基本原則猶如四根擎天大柱，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挑戰破浪前行的關鍵。

保持戰略定力，確立並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在開創中國式的現代化過程中，鄧小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進一步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實行改革開放作為我國政策的兩個基本方面，領導我們黨制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並始終強調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尤其是在政治風波結束后，鄧小平在許多重要場合一再強調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強調“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強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布局，“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永遠不改變”。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沿著正確方向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因。

五、堅持改革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動力和制度保障

鄧小平深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按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必須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要求，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之初，便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改革開放，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動力和制度保障。

開創性提出改革開放的主張，領導全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倡導者，強調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早在 1978年 9月，鄧小平圍繞實現四個現代化，明確提出這場革命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隨后，在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針對思想僵化帶來的種種時弊，進一步向全黨深刻闡明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並大聲疾呼：“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與此同時，鄧小平敏銳洞悉時代和條件的變化，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大趨勢，鮮明提出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打開中國對外開放大門的主張。早在 1978年 9月，鄧小平就尖銳批評“四人幫”搞得什麼都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把我們同世界隔絕了的錯誤，隨后又鮮明提出“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強調“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要求“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尤其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領導全黨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使當代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旗幟鮮明支持改革舉措。我國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在不斷回答新問題、應對新挑戰中不斷開拓前進的。在許多關鍵時刻，鄧小平總是第一時間挺身而出，給予改革舉措旗幟鮮明的有力支持。包產到戶剛提出的時候，黨內外出現不同意見，有人擔心會影響集體經濟，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鄧小平明確表態支持，並強調“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他還舉了安徽肥西、鳳陽的例子，充分肯定這兩個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大包干，“增產幅度很大”，“一年翻身，改變面貌”。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后，鄧小平又及時領導改革由農村擴大到城市和其他領域。1984年 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深刻闡明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充分體現了鄧小平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認識，特別是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鄧小平高度評價全會《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尤其重要的是，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便向全黨鄭重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大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高瞻遠矚地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加強制度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旗幟鮮明支持對外開放舉措。1979年 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對廣東省提出的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的意見表示贊同，並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省的提議。隨后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共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針對創辦特區過程中，黨內外有的人擔心特區是不是搞資本主義等一些不同意見，1984年 1月，鄧小平專程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並在廣州火車站同接站的廣東省負責同志說，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一路邊走邊看，鄧小平信心大增。在會見港澳知名人士時，鄧小平明確指出，辦特區是我倡議的，看來路子走對了。他分別給深圳、珠海、廈門特區題詞，充分肯定“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要求“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視察回京后，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商談如何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和增加對外開放城市的問題，明確提出除現有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並提出還要開發海南島。很快，中央決定開放 14個沿海城市，形成北起大連，南至湛江、北海的沿海開放地帶。政治風波結束后，針對有的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鄧小平深刻總結改革開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明確指出，“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強調，“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並強調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指明了特區姓“社”不姓“資”。

六、堅持頂層設計，擘畫中國式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

我們黨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主動精神的黨，始終注意根據形勢和條件變化，制定符合實際的發展目標，引領中國發展進步和現代化進程。中國共產黨人清醒認識到，要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實現現代化，是一項長期艱巨繁重的歷史任務，需要對幾十年上百年、幾代人十幾代人的奮斗進行長遠規劃和戰略思維，始終不渝地接續奮斗，才能最終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當歷史行進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過歷史接力棒，勇敢擔負起他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鄧小平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始終運用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鄭重告誡全黨，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強調“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這樣跨世紀的宏偉工程，鄧小平在過去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基礎上，領導我們黨制定了到 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全面部署，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規劃了清晰的目標任務和實現路徑。

明確提出一千美元標准和小康目標。如何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給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一個合適目標，是鄧小平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伊始就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鄧小平開創性提出國民生產總值人均 1000美元標准，為小康目標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重要的衡量指標。早在 1979年 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就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標准問題，他在列舉 1977年美國、科威特、瑞士、瑞典、挪威等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具體數字后，首次提出“我們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能不能達到人均上千美元”的問題。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將 1000美元的標准同我國發展要達到的目標聯系起來進行思考。鄧小平在講話中對這個設想之所以用了一個問號，說明他對這個問題還在思考當中，先提出來聽聽黨內同志的意見。同年 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不僅明確提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而且明確地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作為一個基本指標。稍后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介紹同大平正芳會見的相關內容時，在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 1000美元的前面又添加“爭取”兩個字，后來有時也將這個標准調整為 800美元。鄧小平一方面坦承“這個回答當然不准確”，這種“不准確”應該是指僅以 1000美元的標准作為我們所要達到的小康目標，另一方面明確指出“但也不是隨意說的”，是實事求是的。小康目標同 1000美元的標准結合在一起，不僅使中國式的現代化立足在扎實的基礎上，變得切實可行，而且使其更加現實可感，容易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接受和支持，高揚起動員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一面鮮艷的旗幟。

明確提出“翻兩番”的實現路徑。明確小康目標是以 1000美元作為一個基本指標后，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是鄧小平這一時期思考的又一個重大問題。1980年 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根據當時的測算，提出“現在我們隻有二百幾十美元，如果達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這實際上已暗含了“翻兩番”的意思。同年 10月，在解放軍總參謀部舉辦的防衛作戰研究班全體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清晰勾勒用兩個十年翻番以實現小康目標的設想，明確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提的目標就是爭取二十年翻兩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1981年 4月，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古井喜實時，鄧小平聯系小康目標再次明確指出：“經過我們的努力，設想十年翻一番，兩個十年翻兩番，就是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美元。”鄧小平這方面的重要設想，為黨的十二大所接受。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到 20世紀末，通過翻兩番實現小康，成為全黨全國人民朝著既定目標穩步接力推進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明確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鄧小平目光遠大，在提出翻兩番實現小康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我國更長遠的發展問題。早在 1982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就明確提出中國在 20世紀末實現小康目標后到21世紀中葉發展目標的設想。概括地說，就是在實現小康目標的基礎上，再奮斗 30年到 50年，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可以說，這一設想目光遠大，是后來正式成形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和路徑的初步設想。1987年 4月，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鄧小平進一步用大手筆描畫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明確指出：“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同年 8月，鄧小平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贊蓋裡時，用了更簡潔的文字概括“三步走”發展戰略，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本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這就是我們的雄心壯志。”鄧小平這方面的重要設想，經過黨的十三大成為全黨的共識。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在第一步、第二步基礎上，“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於此正式形成並開始實施，中國式的現代化有了更宏觀的戰略引領和更清晰切實可行的路線圖和實踐表。用 100年、幾代人的接續努力、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遠構想和決策，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非凡的膽略、堅定的自信，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穩步推進的重要原因。

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們黨不斷賦予“三步走”發展戰略新的時代內涵。比如，黨的十五大對第三步發展戰略進一步作出分三步走的安排，並由此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尤其是黨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不僅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本世紀中葉提前至 2035年，而且提出更高的目標要求。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對到 2035年我國發展總體目標進一步提出含金量更高的目標任務。這一全新部署，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任務更明確、路徑更清晰、步驟更扎實，為新時代新征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指明了前進方向、確立了行動指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思想就是力量。鄧小平圍繞中國式現代化提出的一系列新論斷新觀點新舉措，科學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我們黨關於中國式現代化長期探索和實踐的重要成果，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指引。在這一理論的科學指引下，我們黨領導人民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開創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從生產力相對落后向經濟快速發展躍升、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向總體小康跨躍的新局面，使 21世紀的當代中國又一次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實踐証明，中國式現代化走得好、行得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發展繁榮的正確道路。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原主任、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