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實踐
[摘 要]鄧小平是運用統籌兼顧戰略構想解決實際問題的光輝典范，在治國理政實踐的歷史進程中自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結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堅持統籌兼顧，從政治、經濟、社會的多維度入手，締造了經濟協調發展、社會繁榮穩定、國內外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現實支撐，也為黨在新時代開展治國理政的科學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實踐指南。
[關鍵詞]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構想與實踐
作為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進程中形成了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並豐富和發展了一以貫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開展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眼光，也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提供了相應的保証。在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鄧小平以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謀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化解了具體實踐過程中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又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涵，為推動改革開放的穩步進行提供了戰略指引與科學指導。
一、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構想及在實踐中的具體表現
就中國共產黨的統籌兼顧戰略構想而言，其核心理念就是黨在戰略部署上對各項事務做到統一規劃、全面照顧，而不能有所偏廢。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就強調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統一性，要求全黨“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1]P175。
（一）以統籌兼顧戰略構想推動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其一，統籌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實現“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目的。“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是鄧小平基於改革開放初期涌現出來的拜金主義、自由主義等一系列重物質、輕精神的社會現象提出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若沒有豐富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生產力保障，就不可能孕育誕生強有力的精神文明發展的土壤，而缺乏相應的精神文明發展就極易造成經濟發展兩極分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多次強調要“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重要價值，力求消除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各種負面現象。“兩手抓”的戰略方針，既肯定了物質文明建設對經濟發展的價值作用，又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在價值，為中國共產黨及時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各類問題提供了戰略指導。
其二，統籌沿海和內陸地區共同發展，貫徹“兩個大局”的經濟發展理念。“兩個大局”經濟發展理念是鄧小平統籌兼顧思想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體現，這一經濟理念的主要內容是指導全黨如何處理好沿海和內地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對沿海與內陸地區發展關系問題上有所論述。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受制於多方面因素影響，長期以來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上，沿海地區開放程度遠遠高於內陸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超過了內陸地區。
隨著時代主題和現實實踐的深刻變化，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相關思想，在統籌沿海和內陸地區發展的問題上開展了相應的改革實踐。為統籌沿海和內陸地區發展，鄧小平於1988年9月12日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並對“兩個大局”的重要思想作了經典的闡述：“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2]P277-278。在沿海如何幫助內地發展的具體策略上，鄧小平進一步提出，“可以由沿海一個省包內地一個省或兩個省，也不要一下子負擔太重，開始時可以做某些技術轉讓”[2]P364。此外，不發展的內陸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鄧小平認為內陸地區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2]P374。
其三，統籌城鎮和鄉村地區協調發展，構建共同富裕的城鄉發展新格局。共同富裕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目標，其中關鍵在於統籌城鄉協調發展。1977年，鄧小平在會見基恩·富勒為團長的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的過程中提出，“即使我們的工業更發達，國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顧城鄉關系，不能相差太多”[3]P196。在協調城鄉發展關系上，鄧小平敏銳觀察到了工業發展對農業建設的戰略價值，提出“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的經濟發展理念[1]P28。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布局，有利於從理論上指導縮小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
以上這一系列論述，體現了鄧小平高度的理論自覺與政治自覺，從而成功避免了中國社會陷入拉美地區城市發達、農村淪為貧民窟的發展陷阱。
（二）以統籌兼顧戰略構想推動社會發展穩定繁榮
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經濟高速發展等一系列成就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基於此，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縱深發展的過程中，強調國內政治必須保持安定團結，不能隻顧埋頭發展，必須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為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條件和外部環境，尤其強調“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4]P92，揭示了穩定對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是嚴厲打擊各類犯罪行為，統籌好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與促進經濟發展的關系。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新的問題，對社會發展造成了法制上的挑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1]P404。1986年，鄧小平進一步豐富了“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戰略思想。面對社會上出現的犯罪活動“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的風險，鄧小平指出在懲治犯罪問題上，“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証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2]P154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再次強調了打擊犯罪行為的重要作用，“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2]P378，鄧小平關於這一問題的系列論述，為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是統籌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與對外開放的關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一些源於西方的社會思潮傳入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2]P195。1986年底，面對社會上出現的錯誤思潮，鄧小平又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明確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開放的關系，強調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對“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2]P212。
三是抓好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統籌提升黨員干部的經濟建設能力與黨性修養水平。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部分領導干部對改革開放認識不足、把握不夠，將改革開放錯誤地理解為經濟至上，隻顧著個人經濟建設能力的提升，甚至將腐敗看成經濟發展的“副產品”，導致腐敗現象滋生，嚴重影響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鄧小平敏銳察覺到這一現象，指出腐敗現象的滋生嚴重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2]P144。鄧小平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必須“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2]314，使黨的建設充滿新的生機活力，不能有任何偏廢。在總結歷史實踐的過程中，鄧小平的認識不斷深化，認識到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不力是我們的一個失誤，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2]P379。正是基於此，鄧小平強調全黨要一方面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方面抓緊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鮮明，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
（三）以統籌兼顧戰略構想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在國內有個穩定的環境，在國際上有個和平的環境。鄧小平高度重視外部環境與國內環境兩者的互通關系，他反復強調，“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1]P241。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營造和平的發展環境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對客觀形勢的清醒判斷和外交方針的正確制定。
鄧小平根據國內外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判斷國際環境的過程中做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科學判斷，引導黨內轉變了“過去我們過多地認為世界大戰很快就要打起來，忽視發展生產力，忽視經濟建設”的看法[2]P249—P250。他還主張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推動實現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他認為，“科學技術水平不提高，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國家的實力得不到加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不能充分鞏固，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1]P86。
在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構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發展，以開放包容的姿態融入世界發展，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廣泛開展經濟合作，主動緩和與美國、蘇聯等國的關系，及時調整了對外政策與外交理念，充分展現了“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的大國形象[2]P104，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與支持，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謀篇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鄧小平統籌處理了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的特殊關系，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面對改革中出現的風險挑戰，鄧小平有的放矢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2]P286，在維護社會穩定上，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保証了社會主義的紅旗不變色、不變質。
在統籌國內外發展新形勢的過程中，鄧小平對國內外形勢作出了新的判斷，指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帶全球性的兩大戰略問題、突出問題或根本問題，並且認為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2]P105。在統籌國際形勢估計與國內方針確定之間的關系的基礎上，掃除了制約國內經濟發展的外部藩籬和內部桎梏。
二、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構想與實踐的基本原則
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實踐內容豐富，既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經驗智慧，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主義與中國實踐的有機統一。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照辯証法辦事”[6]P200，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科學解決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武裝頭腦。具體而言，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實踐主要體現了以下基本原則。
（一）以把握主流的方法，牢牢抓住主要矛盾
統籌兼顧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所運用的一項基本原則，毛澤東在1957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曾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6]P228。鄧小平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處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
抓住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是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重點論”的方法論在實踐中運用的鮮明體現。在經濟建設實踐的活動過程中，鄧小平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決與平均主義的思想做斗爭，遵循“波浪式”的經濟發展規律。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搞平均主義視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原則。鄧小平針對國內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余力幫助落后地區”[3]P657，要求先富裕發展的地區快速發展，從而帶動后發展的地區，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統籌推進各項事業的穩步發展。在發展目標選擇的輕重緩急上，鄧小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抓住“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 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個主要矛盾[1]P182。他認為，“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 圍繞這個中心, 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1]P250
（二）以統籌全局的視野，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在貫徹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過程中，鄧小平要求全黨在決策和戰略部署的過程中要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因素和條件，力求聽取多方意見，確保發展所涉及各個領域之間能夠協調發展。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不僅始終強調農業的根本作用，還多次強調了工業發展、教育發展、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戰略價值。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對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等各方面出現的問題加以解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發展。
統籌全局，促進協調發展的方法論原則，集中體現在鄧小平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認識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兩種基本模式，但長期以來受制於冷戰思維的影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就成為區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標准。對這一問題，鄧小平站在經濟發展的全局視角上進行了經典闡述，“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2]P148-149。這一系列論斷，極大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對兩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認識。
鄧小平還從我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認識到了社會發展存在非均衡發展的基本現實。長期以來，我國受制於人口結構、區域差異等諸多因素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非均衡發展的態勢。非均衡發展不利於共同富裕的實現，極易造成兩極分化。鄧小平認為“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1]P164，提出了一系列兼顧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城市和農村、沿海和內陸、農業和工業、國內和國外等方面“兩手抓”的戰略方針。這些戰略方針在補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短板問題、推動社會結構調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做好調查研究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所在，也是鄧小平決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P164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要結合中國實際看待問題，做好相關的調查研究工作，統籌多方面收集的數據，盡可能地制定出客觀公正、符合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的政策方針。理論構想的關鍵在於實踐，鄧小平認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2]P375，黨員干部如果不了解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解決社會發展的問題，極易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做出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錯誤決策。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充分估計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他敏銳地指出中國的工農業平均速度盡管比較高，但是底子較為薄弱，“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1]P164。根據我國社會面臨的實際情況，鄧小平進一步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加以執行，強調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結構的戰略價值。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開展群眾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了解實際情況、更好統籌開展各項工作的途徑之一。鄧小平認為，“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5]P219在我國要建立什麼樣的小康社會這一問題上，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了小康社會的要求，統籌各省發展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解決客觀存在的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首次提出了實現“小康水平”的概念，並將小康水平視作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的社會發展水平。1980年，鄧小平在河南、陝西等地開展調研，綜合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小康社會標准做出了相應調整。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鄧小平指出，“經過這一時期的摸索，看來達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說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個小康生活了”[4]P187-188。
三、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實踐的深遠影響
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鄧小平“總是站在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善於從全局上思考問題，善於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7]P25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嶄新的歷史實踐，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構想，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實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助推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協調發展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1]P250 所以，現代化建設中要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明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第一步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實現現代化。這一戰略構想為中國的長期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線圖，推動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如設立經濟特區、推進市場經濟等。這些政策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根據矛盾發展的不平衡性原理，1988年，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設想到20世紀末東部地區“發展到一定的時候”，要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要“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2]P278。這一東部率先發展、中西部逐步跟上的戰略，在后來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政策中得到了具體體現。鄧小平提出要統籌城鄉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這一思想為后來的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強調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 [1]P175。這一原則要求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時要全面考慮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平衡各方利益，通過統籌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鄧小平在推動改革開放時，注重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既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又發揮國內優勢，確保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協調發展，這些思想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得以進一步具體化：“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國際經濟合作，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發展開放型經濟，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 [8]P539 這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
（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
鄧小平的統籌兼顧思想不僅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這一思想被后來的領導人繼承和發展，繼續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在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毛澤東統籌兼顧思想精髓的同時提出了“兩步走”等一系列戰略藍圖，並以此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穩步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不斷完善提供了相應的理論基礎。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之后，我國的改革和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前，江澤民要求黨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要以統籌兼顧的原則“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關系”[9]P99，處理好長遠的根本的利益與當前的利益、國家整體利益與群眾的現實要求的關系。在繼承鄧小平關於統籌沿海和內陸地區發展的系列理論基礎上，江澤民提出長江三角洲和沿長江的諸多省市在經濟開發中“不可能齊頭並進，必須抓住重點，統籌兼顧，搞好聯合，發揮整體優勢”的科學論斷[9]P208，既提出要以浦東開發作為經濟發展的龍頭，同時也提出要發揮沿江各省的優勢特點，為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
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豐富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統籌兼顧作為根本方法納入科學發展觀方法論體系之中。2004年，胡錦濤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上指出，“要正確把握和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把穩定作為改革發展的前提”[10]P216，進一步闡釋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穩定發展的重要價值。在經濟發展上，胡錦濤提出了“區域協調發展”的經濟理念，在發展的過程中“既充分認識自身優勢、明確自身定位，又統籌兼顧區域整體利益、加強區域內協調溝通”[10]P574。在理論指導上，胡錦濤對科學發展觀統籌兼顧根本方法的基本內涵進行了闡述分析，提出了統籌包括城鄉發展、區域發展在內的十大關系，並以此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對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思想進行了新的發展。
（三）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提供了經驗借鑒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在充分肯定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構想與實踐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發展面臨的新情況，運用其方法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構想。
堅持了系統觀念的哲學基礎。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要求中國共產黨要以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看待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在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沿海與內地、農村與城市幾對關系的處理上，還是改革、發展、穩定方針的形成以及處理國內外政策的過程中，都體現了鄧小平縝密的系統思維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的靈活運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用系統觀念看待問題，要“善於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 [11]P17。在系統觀念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四方”的戰略布局，推動構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馬克思主義系統觀和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進行了時代化的發展。
擴展了“兩手抓”的視域范圍。鄧小平統籌兼顧戰略思想的重要實踐就是提出了“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的科學理論。這一理論實質和目的在於指導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不但要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創造優良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實現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統籌發展，樹立協調發展的戰略眼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時代發展新趨勢，創造性地提出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7]P483，豐富了“兩手抓”理論的內涵和視域范圍。
堅持了綜合平衡、整體推進的戰略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重大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協調推進”。[7]P67鄧小平精准把握了時代發展的主題，敏銳提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2]P127之判斷，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黨要統籌各方力量，實現整體推進的新局面。在整體推進的過程中，既保持戰略定力又善於積極應變，既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我們要學習鄧小平“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7]P252。鄧小平統籌兼顧的戰略構想與具體實踐是對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面臨的各類風險和產生的各類利益關系進行全面分析的產物，這一構想與實踐，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統籌兼顧的構想的認識，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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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