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改革開放的兩個“重大歷史關頭”

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在改革開放的兩個重大歷史關頭，以遠見卓識和非凡魄力作出正確決策，為中國改革撥開迷霧、大步向前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兩個重大歷史關頭分別是：其一，1978年底，在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工作經歷了兩年多徘徊后，迫切需要找到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其二，1992 年初，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的困難時刻，迫切需要解決中國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深入研究鄧小平在這兩個重大歷史關頭撥雲見日、舉旗定向的歷史，是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史的一把鑰匙。

一、“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在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在鄧小平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1978 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偉大轉折點，有幾個重要原因：一是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黨內外普遍要求糾正“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是全會之前，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時提出，揭批“四人幫”運動要適時結束，轉入正常工作，從而提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主張﹔三是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推動和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把原本准備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開成了一次為全面撥亂反正和開創新局面作准備的會議。

（一）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改變了中央工作會議議程

1978 年11 月10 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會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一九七九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實現工作重點轉移是大家熱烈擁護、一致贊同的。但是，在宣布會議議程時沒有提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思想路線轉變的問題，也沒有提當時黨內外普遍關心的一系列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不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問題，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

從 11月 11日的分組討論開始，就已經有人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重大問題。12日，陳雲在東北組討論時發言，提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為了保証安定團結，“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接著，他提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六個重大歷史遺留問題。陳雲所講的六個問題，都是當時大家關心的問題，也是敏感的問題。他的意思很明確，安定團結是保証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歷史的包袱必須甩開，才能輕裝前進。錯誤不糾正，很難邁開前進的步伐。這就是“向后看”的觀點。

陳雲的發言，代表了開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之后黨內思想解放，要求深入批判“兩個凡是”錯誤觀點、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錯誤的主流思想。他的這個重要發言，立刻在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各組都不約而同地把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當成了議論的中心話題，呼聲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廣。除陳雲發言提出的問題外，參加會議的同志還提出其他一些重大錯案，如“二月逆流”“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的平反問題。

在這些議論的強烈推動下，11月 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11月 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和涉及黨的領導人的一些已經查明的重大錯案平反。這是“向后看”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央工作會議對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中暴露的意見分歧也進行了熱烈討論。經過尖銳的思想交鋒，一些對討論真理標准問題有疑慮、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思想有了轉變，作了自我批評。

與此同時，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后，北京等大城市出現一些自發的群眾集會和大小字報，在表示擁護黨中央決定的同時，也要求追究壓制解放思想、阻撓平反冤假錯案的領導人的責任。有的人還提出了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意見。特別是一些反動組織和別有用心的人也混跡其中，煽動群眾以追查毛澤東的歷史責任為由頭，企圖從根本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嚴重擾亂了人們的思想。這些情況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控制，很可能會引發一場黨內外的大混亂。

（二）鄧小平提出“向后看為的是向前看”，為實現歷史轉折廓清了道路

鄧小平並沒有一開始就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是 11月 14日晚上結束出國訪問后回國的。他高度肯定中央工作會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成就。他指出：“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分清了一些人的功過，糾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同時，他以強大的責任擔當和高度的戰略思維，果斷提出：“向后看為的是向前看。”從“向后看”到“向前看”，按照鄧小平的解釋，就是“了結了這些問題，大家心情就舒暢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為此，他及時作出了三個重大舉動。

第一，旗幟鮮明地表示，毛澤東的旗幟不能丟。

11月 25日下午，鄧小平在聽取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和北京市街頭大字報情況匯報后明確表示：“我們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積極引導群眾，不能和群眾對立。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的旗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當晚，鄧小平的這份講話記錄被分發到中央工作會議各組。

此后幾天，鄧小平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強調，“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民都知道，沒有毛澤東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歷史是抹不掉的”。29日，北京市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傳達鄧小平的談話精神，這些講話宣布以后，全國逐漸穩定下來。

第二，確定旨在維護中央領導層安定團結的人事安排原則。

關於國內外普遍關心的中央領導層人事安排問題，11月 2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指出，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隻看他一段時間的表現，群眾對犯了錯誤的同志，可以進行批評。12月 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的打招呼會議上強調：“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

經過充分醞釀討論，12月 1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舉行期間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人事問題作出如下決定：擬增補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九人為中央委員。這樣，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上確定了下來，准備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

第三，提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方針。

處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遺留的大量冤假錯案，是“向后看”的題中之義。但是，這些數量眾多的冤假錯案，情況極其復雜，涉及到黨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方針政策，更牽連到眾多故去和健在的黨的各級領導，處理得不好，勢必會激化黨內矛盾，甚至引發混亂。為此，鄧小平提出，“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而“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解決遺留問題要快，要干淨利落，時間不宜長”，“歷史問題隻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要以大局為重。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

在局面混沌不清的情況下，鄧小平因勢利導，把“向后看”與“向前看”有機結合起來，果斷採取一系列正確有效的舉措，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穩定了局勢，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廓清了道路。

（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成為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

局勢逐漸明朗后，鄧小平開始集中精力思考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早在 10月下旬，鄧小平就約胡喬木等人談講話稿的起草問題，明確講話的主題是怎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到了 11月底，鑒於中央工作會議和全國形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鄧小平決定改變原先講話的主題，重新起草一份講話稿，聚焦工作重點轉移之后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重點問題。這件事他高度重視，親自動手撰寫了一份詳細的講話提綱。之后，鄧小平又多次就講話稿的主題、內容、文字和結構等發表意見。經過多輪修改完善，講話稿最終定稿。

12月 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深入分析了開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之后，黨和國家面臨的一些最重大最關鍵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觀點。這些思想觀點主要包括：第一，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第二，強調解放思想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三，重申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第四，提出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明確提出要實行改革，“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等等。鄧小平的這篇綱領性講話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指導思想，指明了黨在今后的主要任務和前進方向，是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12月 15日，為期 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落下帷幕。

經過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准備，十一屆三中全會於 12月 18日至 2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經過這次全會，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以及決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二、在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冷靜觀察、從容應對，發表南方談話，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

20世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世界形勢復雜多變，中國外有壓力、內有隱憂。中國究竟向何處去？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於1992年 1月 18日至 2月 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重要談話，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

（一）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背景

首先是國際形勢。1989年至 1992年間，蘇聯和東歐 8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或工人黨先后失去政權，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急劇轉變。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不僅是 20世紀一場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徹底打破了國際格局的平衡，更是世界社會主義遭遇的重大曲折，對社會主義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造成了嚴重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數量，也由原先的 15個銳減至 5個，各國共產黨組織和黨員人數大幅下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陷入空前逆境。

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的幫助和指導下創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在學習借鑒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著 90多年歷史、執政 70多年的蘇聯共產黨喪失政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連發生政權更迭，這一歷史劇變對中國共產黨的沖擊力和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此時，西方政客和新自由主義學者，興起了一輪又一輪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科學社會主義的惡浪。他們發動輿論攻勢，炮制各種“社會主義失敗論”“資本主義制度永恆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失敗了，人類意識形態和社會形勢將終結於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能不能站得住？中國怎麼辦？全世界都在盯著中國。

其次是國內形勢。由於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支持和煽動，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 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對此，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這場政治風波也促使黨更加冷靜地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與此同時，由於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放緩。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遇到的曲折對我國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有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缺失信心，也有人對改革開放產生懷疑，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中國還要不要搞改革開放？搞什麼樣的改革開放？

其時，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麼樣的目標模式。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改革最終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也就是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什麼，這是改革開放十多年間一直沒有解決的難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隻能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特征，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志，這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的一個基本觀點。這個觀點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成為阻礙改革深入發展的重要思想障礙。如果不能從根本屬性上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作出明確的結論，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改革開放就沒有明確方向，就不可能加快發展。

其三，1992年要召開黨的十四大，這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契機。面對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十四大將怎樣謀劃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前景，改革向何處去？我們必須作出回答。從這個意義上講，南方談話是十四大的前奏，是籌備十四大的一個重要環節。

（二）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重大意義

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勇敢地站出來，力排眾議，發表一系列談話，為中國改革撥正航向。面對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動和人民對改革發展深入推進的迫切要求，南方談話清醒把握時代趨勢和重大挑戰中蘊含的戰略機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我們應該怎樣判斷當今世界的主題？在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和悲觀的時候，鄧小平明確指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面對世界社會主義的低潮，鄧小平滿懷信心地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在此基礎上，他反復強調我們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這些重要論述為后來黨中央提出我們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論斷提供了依據。

南方談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為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提供了理論支撐。鄧小平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些重要論述徹底捅破了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禁錮人們思想的最后一層窗戶紙，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逐漸明晰。

鄧小平南方談話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總的來說，鄧小平南方談話有兩個方面的重大意義：從理論上講，它科學總結我國和其他國家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深化和升華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極大地豐富了鄧小平理論。從實踐來看，鄧小平南方談話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為了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統一全黨思想，迎接黨的十四大的召開，1992年 2月 28日，黨中央將鄧小平談話要點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並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3月 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召開，討論我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會議完全贊同鄧小平南方談話，認為談話不僅對當時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中國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央還專門出台意見就貫徹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作出部署。

1992年 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會議作出了三項決策：一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決策，指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兩個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以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善於創造性思維、善於打開新局面的銳氣，撥雲見日、舉旗定向，推動改革開放事業行穩致遠。他作出的光輝業績、創立的科學理論，將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上。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秘書長、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