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中國革命完全值得 ”

薩姆·金詩伯1914年出生在俄國西伯利亞地區的赤塔，1歲時隨父母來到中國，先后在滿洲裡、哈爾濱生活。后回到蘇聯短暫居住數年時光，1926年又隨父母來到上海。1947年3月，金詩伯接受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前往解放區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48年起任教華東大學俄語系，1951年華東大學並入山東大學后，在山東大學外文系、公共外語教研室執教。1953年金詩伯加入中國籍，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84年11月，夙願得償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是什麼讓一個外國人毅然放棄當時優渥的生活前往解放區？是什麼讓他追隨中國共產黨領導參加革命隊伍？翻開金詩伯的傳記《我在中國的六十年》，便可以尋找到答案。

“在自己的土地上闊步前進”

1926年起，金詩伯居住在上海的租界，他通過報紙消息和親眼所見來感知中國，關心著這個國家。1935年12月，他親眼目睹上海人民支持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示威游行，“看著年輕的男男女女從身邊走過，腦子裡不禁閃過一個念頭：他們真像國家的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闊步前進”。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傳來，他“第一次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一些共產黨所做的事情”。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后，他憎恨日軍的侵略和屠殺，也為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感動，“同情中國人民，敬慕他們、憐憫他們，也願意為他們出一把力”是他內心真實的感受。

然而，抗戰勝利后的上海，並沒有迎來大家原先所期盼的和平安定。看到橫行街頭的美國大兵和遭受欺凌的中國民眾，飛漲的物價與艱難討生活的百姓，內戰危險迫近的各種消息……對中國未來的困惑和對個人命運的迷茫使金詩伯感到“1946年春夏兩季，我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該向何處去？”

此時，他身邊幾位對中國革命事業抱有極大熱情的朋友對他的選擇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位是名叫維克多·斯的蘇聯小伙子，從他那裡，金詩伯“第一次聽到解放區，聽到解放區人民怎樣克服無法想象的困難，在抗擊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條戰線上頑強戰斗，奪取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維克多·斯曾給金詩伯找來一份報道，這份報道記述了加拿大胸外科醫生白求恩在晉察冀邊區的事跡，金詩伯深受感動，覺得自己也同樣能為中國人民做些什麼。通過間接了解，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充滿好感，“到中國解放區去”的想法也更加強烈，后通過朋友他結識了中共上海辦事處的同志，並很快遞交了自己的申請並獲得同意。

“他們心中目標明確”

初到解放區的金詩伯作為“外國專家”和“國際友人”，在翻譯的隨同下可以隨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看。人們對他抱以熱情的態度並毫無保留地回答他的各種問題。解放區的見聞讓他得到這樣的印象：“解放區困難重重，但解放區的人民十分樂觀。”“我聽到過憤怒的聲音，但從未聽到過抱怨。人們隻有一個決心，那就是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自己的貢獻”。金詩伯表示喜歡這裡的老百姓，認為“他們心中目標明確”，“他們繁忙、幸福”，他感嘆：“這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1947年5月的孟良崮大捷，讓金詩伯切實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力量。他明確表示：“倘若我要扎根、要工作，倘若我要為中國人民的事業貢獻力量，我就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就必須跟著黨走。”於是金詩伯給中共領導寫信表達自己參加革命的願望。同意的答復很快就來了。從此以后，金詩伯穿上了藍粗布制服。用他的話說：“這意味著在生命的第三十三個年頭，我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在參加革命工作的每一天，金詩伯親身感知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隊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釋放的革命熱情和干勁，體味著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事業的民心所向。這一個個場景、一個個片斷、一個個人物，清晰地出現在他的筆下。

他記得在煙台旁聽過一次特殊審訊大會。那是解放區政府審判一位醉酒車禍肇事的外國人。看到在中國的法庭上，由中國的法官，判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公民的犯罪行為，他感到：法庭審訊“使所有的外國人得到一個教訓，讓他們知道，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受中國法律制裁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后，他們必須老老實實地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他驚呼：“在這裡，在這間簡陋的房間裡，發生著一起具有歷史性的事件。中國人民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地宣布：中國人民不會再任人欺凌了。”

他記得在偏僻的鄉村裡，村民們積極生產、踴躍支前的景象。“有時，我徹夜不眠，傾聽著獨輪車的聲音。有時，我信步走出房門，看著鋪滿月光的路上那川流不息的車隊。農民推著滿載糧食的獨輪車，去支援前線的英雄戰士。這情景使我感動不已。”

他也記得許多他叫不全名字的普通共產黨員：有做地下工作與組織失去聯系，因無法証明自己黨籍有些苦惱卻快活、樂觀健談、認真工作的大姐﹔有讓他后來才得知其共產黨員身份的“最和藹可親，最熱心善良，最體貼別人”的負責伙食的老王﹔有英語講得十分漂亮，並且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闡釋得非常明白的新華社記者……

當然，讓他終生記得的是1949年的10月1日。那一天，金詩伯與民眾一起扛著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大幅標語牌，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同全國人民一道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此后，在他心中，“每逢10月1日，我便情不自禁地把這一天當作我的生日來紀念”。

“我們的前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光明”

新中國成立后，金詩伯把全部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外語教學工作，深感“做一名人民教師是世上最崇高的職業”。

1953年6月，他又如願加入中國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后來，“文革”使出生於赤塔的金詩伯受到了沖擊，他曾被趕進一間大教室改建的“牛棚”與家人難以見面。直到“文革”結束，金詩伯才能再次投身到教書育人的事業中。是什麼讓他三十多年矢志不渝，經歷逆境仍然初心不改？在書的后記中，金詩伯主要回顧了與美國學者的一次會談。當時訪學中國的這位美國學者看到金詩伯自傳的手稿后，執意要拜見他，向他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是否對1947年到解放區之舉感到后悔﹔二是對中國的前途有何看法。

面對參加中國革命是否后悔的問題，金詩伯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后，對他說：“現在你明白了吧，我無須后悔，無可遺憾。參加中國革命完全值得。我已經選擇了正確的道路。要是能再活六十年，我一定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面對關於中國前途看法的問題，金詩伯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們的前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光明。”他談道，除了農村的大好形勢、大多數年輕人正在健康成長、國家有一支優秀的知識分子隊伍外，充滿信心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有黨的領導”，金詩伯進一步解釋，“解放初期，我們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支熱情洋溢的歌曲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全國勝利中所起的作用”“今天三十二年過去了，在三分之一個世紀裡，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戰勝了最嚴重的天災，消除了最嚴酷的人禍，我們仍然完全有理由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的領導，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