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如何抓落實

中央蘇區時期，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極端困難下，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廣大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真心實意為群眾”，“一切為了蘇維埃”，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與實踐，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開創了“自由的光明新天地”。當年，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決策部署是如何貫徹落實的呢？

一、以以身作則為先導，以上率下抓落實

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領導機關嚴以律己、以身作則，從我做起、率先垂范，踐行“蘇區干部十帶頭”制度，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全黨行動的政治示范力。

帶頭廉潔自律。毛澤東嚴於律己，從不搞特殊，生活上非常簡朴。他愛夜晚工作，按規定他的油燈可點三根燈芯，可他堅持隻點一根。他身上穿的衣服，總是綴有好幾塊補丁。1932年初，中央政府總務處給他送來了一件新棉襖，毛澤東摸著自己身上拆了又拆、洗了又洗的灰白色破棉襖，說它與自己有感情，還可以對付一冬，讓總務處長將新棉襖退回發給新戰士。1933年8月17日，毛澤東到江西省長勝縣鏟田區調查開會時，拒絕廚房加菜，照章繳納食宿費用。官兵一致、軍政一致，“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勤廉之風。

帶頭優待紅屬。1934年1月10日，中央頒布的《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條例》規定：黨和蘇維埃政府、后方軍事機關以及一切群眾團體的各級機關，凡是脫離生產的，都應參加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的工作。為了使這一條例能在全蘇區貫徹執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在中央政府大禮堂召開干部動員大會，發動各級政府機關積極參加禮拜六義務勞動，幫助紅軍家屬解決困難。他更是身體力行，帶頭參加禮拜六義務勞動，《紅色中華》以《張主席幫助紅軍家屬砍柴》為題報道了張聞天的模范事跡。張聞天等領導干部的示范帶頭，推動了優待紅軍家屬禮拜六運動的深入開展，形成了“一人參軍，滿門光榮”的濃厚社會氛圍。

帶頭勤儉節省。1934年春，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日益激烈緊張，蘇區的財政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為全力支援反“圍剿”斗爭，蘇維埃中央政府通過《紅色中華》報，於1934年3月13日發出“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斗爭”的口號。中共中央機關博古、陳雲、羅邁、鄧穎超等23位同志率先倡議響應節省運動。在中央機關的帶動下，蘇區各省、縣、區、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紅軍部隊廣大指戰員和各工廠、企業、商店的工人、店員、職員，都積極行動起來，響應《紅色中華》的號召，投入節省運動。

二、以巡視督查為措施，雷厲風行抓落實

巡視督查。黨和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巡視條例》，定期不定期派巡視員到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實行巡視，督促其貫徹落實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策部署。在巡視中，中央巡視員將中央一切決議案“向各地黨部負責同志作深刻詳盡的解釋，考據一切決議不能充分執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體缺點與錯誤，並及時想出糾正和轉變的方法”，核心就是保証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政策方針落實到蘇區的每一寸土地上。以當時長期推行的中心工作——“擴紅”工作為例，中央專門頒布開展擴紅工作訓令。然而，巡視發現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政府未將擴大紅軍列為自己的經常性工作之一，也沒有從政治動員上去發動廣大工農群眾，而是採取強迫命令的方式開展。優待紅軍條例、幫助紅軍家屬耕種的政策執行也不充分。發現這些問題后，中央有針對性地採取了政治動員、切實執行優待紅軍條例等改進措施，推動擴紅工作落地落實。

突擊檢查。盡管中央蘇區時期各方面條件十分艱苦，但蘇區干部成功探索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督查方法。這些方法中既有工作報告、巡視檢查、工農檢查等形式的有計劃明察，也有突擊檢查、發動群眾實地檢查等突擊性暗訪。其中，突擊檢查是頗具靈活性的、依靠群眾力量的一種督查工作方式。突擊隊員沒有門檻限制，凡有選舉權的人都可報名加入，一般不脫產，利用空暇時間或休息日開展突擊檢查，隱蔽性強。此外，工農檢查通訊員、輕騎隊，都是由工人、農民等不脫產人員組成，開展督查工作時流動性強，也不易被發現。這種突擊檢查的方式機動性強，更容易掌握真實情況，是發揮督查抓落實的有效形式。

輿論監督。大力開展輿論監督與引導，是中央蘇區推進抓落實的重要方法。如《紅色中華》第23期刊發《蘇維埃建設——怎樣去轉變安遠龍布區的工作》一文，指出安遠龍布區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並指出今后應做的工作。在表揚先進模范時，也不失時機、客觀地指出存在的不足，以促進先進模范做得更加出色。同時，通過報道正反兩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激勵先進，鞭策后進，從而營造推進抓落實的濃厚氛圍。蘇區媒體開設“光榮的紅匾”、“紅榜”、“紅板”等欄目，專門報道各項工作中正面或先進典型﹔設置“黑板”、“鐵帚”、“鐵錘”等專欄專門報道工作中反面或落后典型。特別是《紅色中華》對各類“先鋒”、“模范”的報道特別多，以樹立落實工作的標杆﹔對反面或落后典型的報道也往往比較客觀地指出不足，鼓勵趕超先進。

專責督促。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為了改變有令不行、政令不暢的問題，切實加強中央對地方蘇維埃的領導，1932年3月，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五號命令——《切實執行工作檢查》，專門部署和強調檢查工作。同時，構建以工農檢查為主體的督查工作機制，專門負責對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工作情況進行督促檢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除了採取工農檢查作為主要的督查形式，還發展和完善了工作報告制度、巡視檢查制度，作為督查工作的拓展和延伸，這兩項制度也成為這一時期督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的頒布和實施，為督查蘇區各項工作的落實，奠定了法理依據。

三、以競賽激勵為抓手，敢做善為抓落實

圍繞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中心任務，通過開展競賽運動來抓落實，是黨和蘇維埃政府結合蘇區工作實際進行的創新創造。蘇區廣大工農群眾紛紛參與到競賽中來，掀起了學先進、當模范、作表率、創一流的競賽熱潮，推動蘇區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通過競賽落實經濟工作。毛澤東指出：“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1933年2月，中央土地部發出《春耕計劃》的第二號訓令后，瑞金武陽區委、區蘇維埃積極領導全區群眾，主動落實中央提早春耕的指示，在全區開展轟轟烈烈的春耕競賽，鄉與鄉比，村與村比，屋場與屋場比，個人與個人比﹔各隊之間互訂革命競賽條約，同時各隊內又分組比賽，大大提高了廣大群眾的勞動熱忱。武陽區因農業生產成績突出，獲得了臨時中央政府“春耕模范”表彰。武陽春耕生產運動贈旗大會后，中央蘇區各縣挑戰應戰之聲此起彼伏，農業生產掀起了熱潮，實現了當年目標：中央蘇區1933年的農產較1932年增加了15%，而閩浙贛蘇區則增加了20%。同時，蘇維埃國家企業提出了增加生產、節約材料、改良技術、遵守勞動紀律等生產競賽，生產計劃不斷刷新，革新成果大量涌現。特別是中央紅軍兵工廠，經常性地開展勞動競賽運動，“熱烈地回答布爾什維克紅板的革命號召”，得到《紅色中華》的肯定：是值得全蘇區工農同志去學習的。

通過競賽擴大紅軍。中央蘇區大規模、有計劃地擴紅運動有三次。1931年12月2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擴大紅軍決議案》后，蘇區縣與縣、省與省之間，掀起擴紅競賽熱潮，從1932年春到1933年2月，全中央蘇區共擴大紅軍8.76萬人。1933年2月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提出“在全中國各蘇區，創造100萬鐵的紅軍”，採用“革命競賽的方法”來完成緊急任務。在此次擴紅突擊運動中，少共中央局受“紅軍工人師”和興國模范師集體報名參加紅軍的影響，作出創建“少共國際師”的決定。蘇區廣大團員青年熱烈響應號召，不甘落后，踴躍報名。不久，少共國際師正式組建。據不完全統計，中央蘇區在擴紅運動中，僅贛南13縣，參加紅軍的人數就達33萬余人。激勵如此之多的貧苦青壯年農民響應號召加入紅軍，革命競賽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

通過競賽激勵公債發行。為發展蘇區經濟，改善群眾生活，緩解財政壓力，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在蘇區開展了公債發行。1932年分兩期共發行革命戰爭公債180萬元，1933年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推銷公債的方法》的訓令，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領導“訂立推銷公債的競賽條約”。中央蘇區南部經濟建設大會召開期間，與會17縣互訂推銷公債競賽條約。《紅色中華》第111期以《最好模范——雲集第一》為題，報道了瑞金雲集區在17縣大會后僅1個多月，就完成競賽條約期限為3個月、所承銷數40700元的82％。又如，《紅色中華》第137期刊登《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總結比較表》，以表格的形式，將推銷公債數量直觀地呈現給讀者，以激勵各級政府和群眾的競賽熱忱，更好地落實公債推銷目標。

通過競賽深化衛生運動。1933年3月，中央政府內務部制定和頒布了《蘇區衛生運動綱要》。綱要提出：全蘇區各處地方政府，要領導全體群眾，一齊行動起來，向著污穢和疾病，向著對於污穢和疾病的頑固守舊迷信邋遢的思想習慣做頑強的堅決的斗爭。為落實綱要要求，各地衛生運動委員會領導開展了戶與戶、組與組、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縣與縣、部隊與部隊、機關與機關、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衛生運動競賽，並且優勝者予以獎勵。由於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重視和領導，無論是地方還是紅軍部隊，衛生運動的落實都得到了深化。

四、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求真務實抓落實

摸准情況，提實對策。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始終把調查研究作為摸清情況、找准問題、提實對策、落實工作的前提，進行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各類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縣城進行了十余天的調查，撰寫出《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首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著名論斷。10月，又在新余羅坊，對興國縣永豐區參加紅軍的八位農民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撰寫出《興國調查》。1933年11月，為籌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對蘇維埃工作的模范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進行了社會調查，撰寫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毛澤東通過深入地調查研究，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系列重大問題。

找准問題，糾治問題。1931年11月“一蘇大會”通過的《勞動法》，沒有從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際出發，造成很多條文無法落實。黨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了解實情后，以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於1933年10月頒布了新修改的《勞動法》。新的勞動法糾正了原勞動法一些脫離實際的“左”的條文，作出了比較切合蘇區實際的政策規定，較為妥善地處理了雇主與雇工之間的關系，緩解了勞資矛盾，避免了工人大量失業的危機，使工人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都得以兼顧，促進了蘇區經濟的發展。

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部分干部工作作風日趨官僚化，命令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嚴重損害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形象，阻礙了工作落實。黨和蘇維埃政府為了防止官僚主義泛濫，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1932年9月開始，領導蘇區軍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官僚主義斗爭，制訂了懲治官僚主義的條例。

五、以發動群眾為根本，群策群力抓落實

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隻有依靠群眾，把千百萬群眾凝聚起來，才能實現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偉業。

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黨和蘇維埃各級干部採用靈活多樣的宣傳方式，宣傳蘇維埃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如在各地的選舉運動中，許多地方選民參選率都在80％，甚至90％以上。他們深切地知道，隻有蘇維埃政權長在，才能維護工農群眾的翻身解放與自由幸福。因此，蘇區廣大貧苦農民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傾其所有，踴躍報名參軍參戰、積極支持革命戰爭，努力發展生產、支持蘇維埃政權，形成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革命場面。

組織群眾，凝聚群眾。黨和蘇維埃政府通過啟發群眾的政治覺悟，廣泛向群眾宣傳黨的政治主張，獲得了廣大工農群眾在情感上的認同，群眾自覺地團結和凝聚在黨和蘇維埃政府周圍，群策群力地完成黨和中央政府各項工作任務。如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前夕，為籌措軍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先后於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兩次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在7月15日前完成24萬擔的借谷計劃。僅瑞金縣，1個月就完成糧食突擊任務11200擔的任務，超額完成400擔。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決定舉行秋收借谷60萬擔運動。這兩次籌糧計劃都順利完成，保証了紅軍的糧食供給。

為了群眾，造福群眾。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始終堅持“真心實意為群眾”，“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著力解決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比如，為提升蘇區廣大工農群眾的文化素質，中央蘇區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文化運動，設立掃盲協會，開展成人教育﹔設立列寧小學，實行義務教育﹔開展識字運動，組織識字班等。據江西、福建、粵贛三省1934年1月的統計，在所屬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有補習夜學6462所、學生94517人，學齡兒童多數進了列寧學校。蘇區群眾發自內心地說道：紅軍來了大翻身，窮人當家做主人﹔學習文化入夜校，瞎子開目見光明。

（來源：《中華魂》2024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