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揚棄”論與孔夫子“損益”觀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儒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馬克思主義一樣，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創始人的論述中，都包含著在繼承歷史已有成果的基礎上不斷豐富發展，形成符合時代需求的思想主張。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Aufhebung”被廣泛使用，來表示辯証的否定，即否定中包含著肯定，保留舊有東西中有價值的成分，中文譯作“揚棄”，精確地表明了“Aufhebung”其意。這種理念與孔子的“損益”觀有較強的相通性。

馬克思“揚棄”與孔夫子“損益”釋義的相通性

馬克思早年是青年黑格爾派，受黑格爾影響很深。黑格爾在其著作《邏輯學》“變的揚棄”一節中指出“Aufhebung”在語言中的雙重含義：“揚棄和被揚棄的東西（觀念的東西）是哲學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到處決然反復出現的基本規定，其意義須確定把握，尤其要與‘無’區別開來。揚棄自身的東西並不因揚棄而就是‘無’”。這就是說，“揚棄”一詞既意味著保持，又意味著停止，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恩格斯后來作了進一步解釋：“否定的方式在這裡首先取決於過程的一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重新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做第一個否定的時候，就必須做得使第二個否定可能發生或者將有可能發生。”這樣，在唯物辯証法中，否定就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

儒家思想強調的“日新”“革故鼎新”等概念，更接近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內涵。《大學》引商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日新”觀念對儒家思想有很大影響，后來發展成為“革故鼎新”。“革”與“鼎”原是《周易》中的兩卦，即“革卦”和“鼎卦”。革故鼎新最初表示的是新舊王朝的更替，后來，人們借此泛指一切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變革，這正是有中國特色的辯証否定觀的內容和象征。如何才能做到“日新”和“革故鼎新”呢？孔子提出了“損益之道”。“損”“益”也是《周易》中的兩卦，即“損卦”和“益卦”，為一組相反相成的兩卦。孔子將損、益連用，合成“損益”。

無論是馬克思的“揚棄”，還是孔夫子的“損益”，都意味著舊事物的破壞和新事物的產生。然而，“新”和“舊”都是相對概念，新事物不會永遠都是新事物，隨著時代的發展，新事物就為更新的東西產生准備了條件。這些條件一旦成熟，再次否定就會發生，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質。就像孔子認為的：《周易》中“損卦”和“益卦”共存於同一卦體，互相依存，損中有益，益中有損，二者相互依賴，是辯証統一關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孔夫子思想都是“揚棄”“損益”的結晶

馬克思哲學是不斷“揚棄”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就是揚棄黑格爾哲學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辦法加以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批判了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否定的否定”的弊端。但馬克思重在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否定的否定”規律進行“揚棄”，還沒有從哲學層面進行系統論述。這個任務是由恩格斯去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用了一整章來論述究竟什麼是否定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總體的發展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但在前進和上升的過程中還會體現出曲折性。馬克思、恩格斯的“揚棄”論正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集中體現。

據《論語·為政》記載，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對前代積澱下來的思想精華，不主張完全否定，而是抱著積極的態度繼承發揚。他認為夏、商、周三代之禮，因革相沿，代有損益，至周公時已比較完善，所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針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現實，孔子明確提出“克己復禮”。所謂“復禮”，也是以損益為前提的。對禮的“因”並非陳陳相因，一成不變，而是有所“損益”、有所變通。孔子“損益”的原則，貫穿在他思想學說的各個方面，而且源遠流長，對我國歷史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損益”是具有哲學內涵的概念，將其運用於歷史領域，中國古代思想中關於“因革”關系的討論，就包含這方面的內容。王安石說：“三十年為一世，則其所因，必有革。革之要，不失中而已。”他認為，世與世之間不僅有繼承的關系，還有變革的關系。在“因”與“革”之間要“不失中”，要把握這個“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十分看重“因”“革”的作用，認為如果一味因循而不知變革，社會就會僵化腐朽，治世就會變成亂世﹔但如果一味求變，而不知繼承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好傳統，人們無所適從，社會也會動蕩。同時，他也認為“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成法哉！”也就是說，如何把握這個度，並沒有現成的規則可循。

“揚棄”論與“損益”觀畢竟是產生於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體系，馬克思的“揚棄”和孔子的“損益”還是存在顯著差異的。馬克思的“揚棄”是在否定中看到了肯定，而孔夫子的“損益”是在肯定中看到了否定。這是我們在探討二者相通性時，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馬克思“揚棄”論與孔夫子“損益”觀的時代價值

馬克思的“揚棄”論與孔子的“損益”觀，不僅主要內容上有顯而易見的一致性，在思維方法上也都體現了辯証的思維方式。二者都是開放包容的思想體系，對一個事物，都沒有絕對的否定，也沒有絕對的肯定，而是認為肯定中包含著否定，否定中包含了肯定。這種共通的思維方式，有利於二者更好地結合。

學思千載，文脈綿延。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就是對“揚棄”論與“損益”觀的融匯和發展。

理論滋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重要論述的歷史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將改革放到從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觀照，深刻認識到改革是貫穿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脈絡，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燦爛文明的底色。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遙相呼應了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變革智慧，深刻揭示改革在社會發展中的歷史性地位。“揚棄”論與“損益”觀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重要論述提供了深厚理論土壤。

辯証繼承：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重要論述的現實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體現了對傳統“揚棄”“損益”觀念的辯証繼承。在對待舊的體制機制等問題時，不是全盤否定，而是看到問題所在，既要運用“揚棄”理論，保留合理部分，去除阻礙發展的部分，又要運用“損益”思維，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和取舍。具體說來，在文化領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証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正是“揚棄”論與“損益”觀在文化傳承與發展維度的融合。

發展升華：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重要論述的超越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麼，要取得什麼樣的整體效果這個問題。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新時代，國際國內形勢復雜變化，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對全球治理經驗和中國以往治理模式進行全面審視，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全方位構建新的發展路徑和改革方向，無疑超越了傳統理論的局部視角。

守正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重要論述的創造性。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守正創新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牢牢把握、始終堅守的重大原則”。守正創新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立場，蘊含著深刻的辯証思想，是“揚棄”論與“損益”觀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表達。守正創新，就是要保持道不變、志不改的強大定力，激發敢創新、勇攻堅的銳氣膽魄。守正和創新是辯証統一的，隻有守正才能保証創新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隻有持續創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守正是創新的根基和前提，創新是守正的動力和發展。“不該改的不改”，“該改的堅決改”。“知常明變者贏，守正創新者進”。守正創新，才能順應時代發展新趨勢、切合實踐發展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

從孔夫子到馬克思再到“第二個結合”，從“損益”到“揚棄”再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經典理論始終具備與時俱進的蓬勃生機，始終指引著社會前進發展的方向。

（作者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館長）

來源：《北京日報》202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