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要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重要著作

1924年，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一書作為《百科小叢書》第51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一百年來，它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尤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白壽彝在《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一文中寫道：“《史學要論》是一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但這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重要著作。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頁）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后，他撰寫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開設唯物史觀研究和史學思想史課程，將史學領域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史學要論》是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系統闡述其史學理論的一部開創性著作。全書結構嚴密、邏輯清晰，分為六個部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初步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

厘清基本概念。針對一些對“史學”相關概念理解存在的混淆和誤區，李大釗開宗明義，對“歷史”和“歷史的記錄”進行了明確區分。他指出，“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等歷史名著，無論多麼重要，都是歷史的記錄，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這一論述澄清了將歷史的記錄誤認作歷史本身的錯誤觀念，同時也揭示了二者之間的聯系。他進一步指出，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4頁），並解釋道：“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所以換一句話，亦可以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史學要論》，第76頁）這表明他將歷史視為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並將人類歷史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系起來。

李大釗還闡述了“歷史”與“歷史學”的區別。歷史學不是歷史本身，而是研究歷史的一門學問，即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史學要論》，第85頁）。概括而言，“歷史”是“主體”，“歷史學”則是對“主體”的認識和研究。他基於唯物史觀，對歷史、歷史學等作出准確而嶄新的定義與辨析，為明確學科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堅實基礎。

強調歷史學的性質是科學。李大釗指出：“馬克思認以經濟為中心縱著考察社會變革的，為歷史學。”他進一步解釋稱，經濟關系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揭示社會變革的因果律，從而將“歷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史學要論》，第78頁）。他指出：“最廣義的歷史學，可大別為二大部分：一是記述的歷史，一是歷史理論。”（《史學要論》第95頁）歷史學的研究不僅限於“沿革的研究”，即基於事實描述其發展的過程，還包括“推理的研究”，即分析事件間的因果關系，解釋社會發展的規律。通過推理揭示普遍規律，歷史學的性質“與其他科學全無異趣”（《史學要論》，第87頁）。這一分類拓展了人們對歷史學的認識。針對當時質疑歷史學科學性的觀點，即認為難以在多元的歷史事實中發現普遍原則或理法的觀點，李大釗作出了有力回應。他指出，盡管歷史現象復雜多變，這種研究中的困難並不妨礙歷史學作為科學的成立。通過系統歸納與推理，可以揭示普遍的規律：“將史實匯類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論定其一般的性質，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見其不能？”（《史學要論》，第91頁）

系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核心問題，倡導構建歷史理論。唯物史觀作為科學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總的指導原則。同時，各門學科在此基礎上仍需構建自身的理論體系。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運用唯物史觀系統探討了史學的研究對象、史學在科學中的地位、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以及史學功用等問題，從而初步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這在當時具有重要時代意義。他認為當時許多史學家過於注重“記述歷史”的整理，“而於一般史實理論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史學要論》，第94頁）。他倡導，歷史學既具有科學性，其目標不僅在於具體史實的考証上，更應致力於“一般的理論的研究”（《史學要論》，第92頁），承擔起建構歷史理論的重任。

李大釗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在《史學要論》中明確表示：“知道過去的歷史，就是我們這樣的人人共同造出來的，現在乃至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史學要論》，第135頁）揭示了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他還明確指出：“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因此，他強調：“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歷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歷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隻應該歡天喜地的在這隻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史學要論》，第134~135頁）這種對人類前途的信心正是基於對歷史規律的深刻認知。

《史學要論》於1924年出版，1926年即再版，反映出它在當時史學界受到廣泛的關注，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在論著中發聲響應。史學家李則綱的《史學通論》一書直接引用了《史學要論》關於“歷史”“史學”概念的演進。著名學者楊鴻烈在《史學通論》中轉錄李大釗的歷史分類表，並稱“這樣偉大的系統在史學思想史自有其相當的地位”（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61~163頁）。《史學要論》和李大釗的學術思想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著名學者王森然在《近代二十家評傳》中稱他“開數十年后治學涂術，厥功偉矣”（上海書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408頁）。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史學要論》再次受到高度重視，被譽為“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寫成的史學概論”（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頁﹔吳澤主編《史學概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頁）。今天，我們重溫這一“蘊涵著豐富而深邃的思想”（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頁）的史學經典，仍可感知其智慧、魅力與深刻啟示。

（作者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4年12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