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現代性：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形態

摘要：現代性孕育於特定的文明母體之中，不是脫離於現實物質生產的高頭講章。文明現代性作為一個標識性概念，提供了認識現代性的一種歷史框架，即深入到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多樣性相統一的問題域來界定現代化的歷史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文明”的歷史轉變，是一個逐步深化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結合”，從文明高度推動現代化發展，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歷史地成為可能，關鍵在於其自身既順應人類文明發展、社會主義文明發展的歷史規律，又遵循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歷史要求，形塑了新的文明現代性。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文明現代性 歷史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生成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邏輯之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自主知識體系，核心的學術議題在於從大歷史的尺度界說這一現代化新道路的歷史方位、歷史性質與歷史特質，深刻回答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可能的“歷史之問”。對此，應基於人類文明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世界現代化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長時段歷史尺度，重新審視人類現代化發展的一般歷程，從歷史邏輯中確証與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形態，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趨勢與未來走向。

一、“現代性”與“文明現代性”

“現代性”是現代社會、現代文明、現代世界的根本性質與基本原則，是對現代化歷史過程及其本質特征的理論概括與總結，是現代之所以稱為現代的根本標識。“現代化”概念更側重於揭示歷史過程、闡述歷史演變，“現代性”概念更側重於界定歷史形態、概括歷史特征。“現代性”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純粹思維或精神運動的產物，而是由現實的物質生產所推動塑造的。“現代性”的初始形態形成於西方，而后歷經不斷的調整、更新、發展，衍生出了西方典型的現代性籌劃，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將其從理論與實踐上予以總結，形成了關於現代化的經典知識體系。在這種知識體系的塑造與影響下，邁向現代化，就或直接或間接地或有意或無意地化約為走向西方所規定與設計的發展道路。

（一）反思“單一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之爭

“單一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之爭由來已久，前者主張“現代性”隻有一種模式、一種形態、一種進路，后者則強調“現代性”的多元性、差異性、民族性。“現代性”是一元還是多元的論爭，直接反映的是對社會發展道路的差異判斷，深層次體現的是對世界歷史趨勢與人類文明走向的認識差異，以及對現代價值的不同確証，涉及歷史觀、發展觀、文明觀與價值觀等多重層面。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世界歷史進程予以科學闡釋，指出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這種文明擴張的邏輯與傾向植根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形塑不平等的文明交往關系與世界秩序。馬克思雖未對“現代性”概念作出分析探討，但是在其著作中對現代社會、現代世界、現代文明等概念進行了有原則高度的分析，如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由此可見，並不能抽象、籠統地談論現代社會、現代文明，與之相關聯的“現代性”也絕不是一個抽象的、固有的、永恆不變的屬性，需要結合具體的社會形態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來加以具體分析。

“單一現代性”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發展的，是從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中生成的，從哲學層面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作價值層面的辯護。亨廷頓分析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19世紀，‘白人的責任’的思想有助於為西方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作辯護。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根據美國學者詹姆斯·庫爾思的考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開始向廣大非西方地區傳播“普世人權”等意識形態，將自身打造為現代文明的領袖和典范。塑造“單一現代性”的觀念，體現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議題上的話語權、定義權、解釋權，其背后以西方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作為支撐。“單一現代性”與“歷史終結論”有著理論層面的關聯。福山指出：“歷史的終結是一種現代化理論，它關注的問題是現代化過程最終將通向何處”，“在歷史的終結處，自由民主不再有強勁的意識形態對手”。實際上，“單一現代性”的深層價值邏輯就在於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但這種論証邏輯實質上是非歷史的。

與之相反的則是包含著差異性的“多元現代性”的觀念。艾森斯塔德認為，“多元現代性”最重要的意涵在於現代性不等於西化，“現代性的西方模式並非唯一真正的現代性”。在“多元現代性”的視角下，現代性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持續建構的，現代世界也是多元交織、錯綜復雜的。“多元現代性”並不認為現代化與西方化緊密關聯，並不認為西方的現代性籌劃最終將成為普遍的主導形態，其強調不同的民族、國家、文明有能力運用本土資源來解決現代性問題，展開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籌劃。“單一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的基本分歧在於現代性籌劃是一元還是多元的，在於西方現代性是否具有“普世”性，在於現代性發展的趨勢是線性還是非線性的。世界現代化歷程，不是與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相脫離的，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組成部分。將文明與現代性聯系起來討論是必要的。但關鍵在於，如何理解現代性與文明的關系？現代性是否自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文明並不斷實現地理上的擴展，還是說不同文明形成特定的現代性？

（二）“文明現代性”與現代性的再認識

對“現代性”進行再認識，需要超越“單一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之爭。本文提出“文明現代性”的解釋范式，旨在從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多樣性相統一的視角重新審視與理解世界現代化歷程，理解“現代性”的必然邏輯與多樣表現。文明現代性中的“文明”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從歷史必然性的角度來看，文明是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狀態的概念范疇，其與社會形態的歷史演進相聯系，可以劃分為奴隸制文明、封建主義文明、資本主義文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文明。依據歷史必然性原則，現代性與社會形態相聯系，體現出社會形態、制度形態的特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作為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二者所牽引的現代文明也存在根本差異。另一方面，從歷史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文明是衡量人類精神文化類型的概念范疇，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區域特性。關於文明的地域類型，學術爭鳴已久，劃分的類型參差多樣。例如，亨廷頓將其劃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依據歷史多樣性原則，現代性與不同的區域文明形態相關聯，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秩序。概言之，歷史必然性維度，主要對應現代性的時間性﹔歷史多樣性維度，主要對應現代性的空間性。“單一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的論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著文明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是否能夠推導出現代性的多樣性展開的，主要是在現代性的空間性層面作出的理論爭鳴。二者之間的論爭，忽視了歷史必然性的維度，忽視了歷史規律在現代化發展、現代性建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忽視了現代性的規律性維度。文明現代性就是要將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多樣性的視角統一起來，對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予以進一步認識。文明現代性中“文明”的雙重面向是有機統一的，順應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

文明現代性是必然的、世界歷史性的。一種現代性形態的生成，總是一段歷史的過程，不可能脫離社會形態的歷史基座。毛澤東對“必然”有過一個界定：“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對於現代性的認識，需要從必然亦即客觀規律性入手，才能形成自覺而非盲目的歷史認識。西方現代性是由資本邏輯所驅動生成的。資本作為“普照的光”與“特殊的以太”，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人的勞動過程中居於絕對的支配地位。而資本的產生、資本邏輯的形成及其發展都與一定的社會形態相關聯，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西方現代性，亦即“單一現代性”論者所強調的現代性的“普世性”根源，是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產生的，是一定社會形態的產物，其本質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現代性，具有特定的文明指向與歷史指向。借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青年黑格爾派“震撼世界的詞句”的批判，“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后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單一現代性”同樣是一種歷史的抽象，其本身並不神秘，無須蒙上一層“普世”的理論面紗。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動因與內在機制，“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隨著“世界歷史”的縱深拓展，人類被緊密聯結在一個整體當中，基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現代性由此逐步向全世界拓展。許多非西方國家在接受西方的現代性籌劃時，忽視了現代性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維度，照搬了“器物層”“制度層”“思想文化層”的西方現代性方案，但並沒有帶來預期的繁榮發展。這也表明，現代性籌劃並不能簡單照搬。簡易的現代化發展模型，往往會忽略很多具體的歷史條件、社會條件。一種新現代性籌劃的生成，必然要求契合於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契合於本土文明與歷史的內在邏輯。

文明現代性是民族的、本土的。現代性有其“空間性—多樣性”維度，歷史必然性維度揭示的是現代性所不可剝離的社會形態基礎，歷史多樣性揭示的是現代性在不同區域、地域扎根所展現出的豐富實踐面向、多樣文明面向。雅斯貝爾斯提出世界史的“軸心時代”范疇，時間跨度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歷史上的“神話時代”宣告終結，“軸心時代”的中國、印度和西方三個地區“人們開始意識到其整體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其自身的局限”。這三個地區有其各自的文明特性，又具有文明上的共性。文明多樣性，是文明發展的歷史事實，為人類文明史所確証。社會形態所揭示的是歷史規律，反映出人類文明的一般走向與必然趨勢，空間形態層面上文明發展的多樣性是這種規律性的具體表現。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的說法，不論是在歷史生成還是在歷史過程意義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不過，西方文明由於在現代性塑造上居於領先與優勢地位，其所創造出的積極文明成果，也具有歷史借鑒價值。

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受限於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客觀因素，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稱得上是“完美”的。我們既要認識空間維度上不同文明的特色，又要認識到文明發展的有限性。文明現代性，基於空間維度上不同文明價值地位的平等性，強調不同文明創造出自身現代性的可能性。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看，對於文明的認識應當是歷史的、具體的，“在文明問題上，生搬硬套、削足適履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文明現代性所要強調的是現代性的規律性因素同本文明的具體實際要素相結合。不同文明所走過的歷史道路不同，所處的歷史方位不同，以及發展的現實基礎不同，不能等同視之。

誠然，文明現代性具有民族屬性，但並不意味著屬於不同民族的現代性會自動生成，而是同樣需要不同民族、國家、文明的主體發揮歷史主動性，予以自覺能動的歷史探索。歷史活動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動，人的意志與目的並不是外在於歷史規律的存在，但歷史並不以單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現代化發展正是如此。文明現代性的建構，在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多樣性雙重面向上要有所突破，就需要不斷推動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推動制度的健全與完善，推動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挖掘自身文明的稟賦特質，需要文明主體的積極探索與自覺行動。

二、中國式現代化對“文明現代性”的建構

中國式現代化與文明現代性的關系包含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從歷史過程維度來看，文明現代性的中國形態，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式現代化鑄就了這種新的文明現代性。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其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的意涵也會隨之豐富和發展。另一方面，從歷史形態維度來看，文明現代性是對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形態的概括和表達。歷史形態是一事物在歷史發展中所凝結而成的具有內在穩定性的發展結構、類型，是特定事物的歷史表現形式。經由對嶄新文明現代性的塑造，中國式現代化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其在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多樣性雙重層面上都展現出不同於西方文明的現代性籌劃，彰顯著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新趨勢。

近代以來，中國對於“現代性”的尋求，歷經了艱難的探索進程。向“器物”尋求，國人最終發現器物問題並不具有根本性﹔向“制度”尋求，國人最終發現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規定、“程序”架構移植后水土不服﹔向“文化”尋求，國人渴望“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到來，這些探求在對各類學說的認識與甄別中，在思想文化的主流領域逐步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器物—制度—文化”，是對中國早期現代化歷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一個具有解釋力的歷史框架。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並未停留於“思想—文化”層面，而是在逐步探索中不斷上升到“文明”層面。中國共產黨歷史地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擔綱者，致力於建構彰顯中國特色的現代性，從更高的世界歷史視野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發展機制、社會條件。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所以具有深層的文明基礎，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其根本不同於拋棄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根本不同於“全盤西化論”者。從世界現代化史來看，不同於歷史上存在的現代化道路、呈現的現代性籌劃，中國式現代化建構出一種嶄新的文明現代性，這種嶄新的文明現代性經歷了孕育、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等標識性概念的提出及相關理論體系的初步構建，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於現代化發展認識的歷史性深化，也意味著文明現代性中國形態的初步定型。

（一）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堅守社會主義文明根本性質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歷史必然性，反映著現代化的歷史趨勢，順應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走向。這種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熔鑄於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文明現代性籌劃之中，成為一種根本的理論指導原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雙重變奏，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優勢，二者相互塑造、相互支撐，為文明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不同於一般意義上“解釋世界”層面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更致力於“改變世界”，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指導、引領這種文明現代性的生成，關鍵在於其具有科學性、真理性、規律性，能夠透過現代化現象的表層，觸及現代化發展的本質，從而形成一種有原則高度的發展原則，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予以歷史性指引。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體現在堅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推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作出歷史性闡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文明現代性的生成，不是頭腦中構想的產物，不是一種主觀的現象，而是有著堅實的實踐基礎、現實基礎。社會主義生產力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優化、質量的提升、效益的增加，從經濟基礎層面使得文明現代性成為可能。文明現代性的中國形態是歷史的產物，表現出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等各領域現代化已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也顯示出現代化發展的潛力與趨向。文明現代性，不是見“物”不見“人”的，而是對物質至上、物欲膨脹、兩極分化的西方現代化症候的否定性超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政策、制度、舉措，都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例如，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不僅旨在實現更高水平的發展“效率”，更旨在捍衛社會的“公平”，“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維護社會公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具有社會主義根基，具有鮮明的歷史規定性。

一種嶄新現代化道路的生成，必然建立在解決舊有現代化道路所不能解決或無法較好解決的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式現代化探索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的發展道路，克服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缺陷，不斷展現出更深厚的發展優勢。習近平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缺陷的根源作出分析闡釋：“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基礎上的，它無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蠻本性。從根本上講，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盡管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現代化模式也在不斷演變，但其骨子裡的資本至上、弱肉強食、兩極分化、霸道強權的本性沒有任何改變，其弊端愈益明顯。”從現象與本質相統一的層面看，資本主義文明的矛盾與缺陷是不可克服的，所謂“文明”的背后隱藏的是剝削、壓迫、殖民等“野蠻”的行徑，以及當今時代中更為隱性化的奴役形式。諸多中西方學者從不同層面對西方現代性模式存在的問題展開批判。例如，吉登斯指出資本主義理性化進程的推進創造了極其充裕的物質財富，“但也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劇了西方文明的特有價值觀（即自由、創造性和主動性）與近現代人的‘鐵籠’這一現實之間的分離”。西方的現代性籌劃具有歷史局限性，發展中國家並不能將其直接“拿來”應用，其並不“普世”地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方向。

（二）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彰顯人類文明新形態屬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現代性並不必然意味著文明的斷裂，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不可能脫離文明母體孤立、抽象地發展。這既是“歷史的慣性”使然，又源於“文明的韌性”。特別是對中國這樣歷史文化悠久、文明底蘊深厚的國家來說，現代性的建構更應當注重歷史上積累起來的文明因素。羅素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映出西方文明的瑕疵，歐洲人的人生觀推崇競爭、永不知足和破壞，隻能帶來文明的毀滅，“若不借鑒一向被我們輕視的東方智慧，我們的文明就沒有指望了”，“正是帶著這樣一種心境，我開始了我的中國之行，去尋找新的希望”。羅素認識到中華文明包含著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積極因素。中華文明中所蘊含的思想精華、文化精粹、人文精神，蘊含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蘊含的治理智慧、發展智慧、實踐智慧，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能夠對現代化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有著不可割舍的歷史價值。

進一步看，歷史中國、現代中國、未來中國是有機聯結為一體的，這種聯結的基礎在於文明時間、文明空間、文明形態層面的歷史連續性。習近平從中華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理解“中國”，強調“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首先，“歷史中國”是“現代中國”的基礎與前提。“歷史中國”所積累的歷史財富是“現代中國”,是要繼承和發展的，所存在的問題是“現代中國”，是要克服與揚棄的，所沒有完成的歷史課題是“現代中國”，是要進一步深化探索的。其次，“未來中國”是“現代中國”的目標、前途與方向。“未來中國”就是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轉變的中國，就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特定的歷史指向。“中國”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明概念、歷史概念、未來概念。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於文明現代性的塑造，既是走向歷史深處的，又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出的“文明現代性”，具有中華文明的歷史屬性，但也建立在充分佔有人類文明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大道，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辯証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進成果並使之為我所用。鄧小平就曾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有不可動搖的原則堅守，亦有靈活的具體運用，是方法論層面上文明現代性中國形態“何以可能”的密碼。文明現代性的中國探索，既具有中國屬性，又體現著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歷史趨勢、歷史進路、歷史方向。

三、從“文明現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特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的歷史除了証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証明了什麼呢？”思想的歷史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實踐的歷史相聯系。文明現代性，是一個內涵不斷深化、外延不斷豐富的歷史范疇，需要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歷程緊密聯系起來予以綜合性理解、系統性詮釋。從文明現代性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特性，需要從時間、空間、主體三個維度及其聯系中切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演變線索、空間形態特性、內在聯系互動。對於三者的分析，有助於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歷史結構。

（一）“文明現代性”的時間之維

文明現代性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從長時段的時間尺度加以認識。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發展出璀璨奪目的文明，走出了獨具特色的文明道路，創造出異彩紛呈的文明成果。在自然經濟居於主導地位的時代，中國將農耕文明持續推進到極高的歷史水准，形成了發達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穩固的農業生活方式，孕育了相應的農耕技術與農耕文化。美國學者羅茲曼等人就曾提出，“按發展和成熟的幾乎任何一項標准來衡量，中國至少在2000年內如果不是惟一領先的文明社會，也是領先的文明社會之一”。工業革命之后，農耕文明的發展優勢不在，中華文明逐步落后於世界歷史之潮流。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文明發展進入了歷史衰落階段。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進的理論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為國人展現出嶄新的發展前途與前景。1919年，五四運動展現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姿態，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民族復興的歷史事業從此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從精神被動轉向精神主動。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文明現代性的籌劃，發端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為根本的標志就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之路、文明探索之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質上也是中華文明的復興。文明復興的歷史基礎，正在於文明現代性的建構。沒有文明現代性所驅動的社會發展，沒有先進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就不可能實現民族復興、文明復興。但與此同時，需要注意到，中國式現代化所展開的文明現代性歷史籌劃，必須置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方位下予以歷史的理解。文明現代性的歷史生成，固然表明中國共產黨已探索出一條世界現代化史上的嶄新發展道路，但不能就說這種探索就已然是完成的、不再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文明現代性發展的歷史條件，即不可能跨越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抽象地談論現代化。因而，對於中國式現代化，應當予以合理的、科學的歷史定位，既不盲目夸大，也不自我矮化，由此才能准確把握文明現代性的時間性意涵。

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特別是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歷史方位的變化、歷史條件的演變、歷史機遇的更新，必然將推動文明現代性的發展。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方位下，文明現代性亦是經歷了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變化”的過程，目前所呈現的歷史形態是階段性的質變，其還將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展現出社會主義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特質與發展優勢。

質言之，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種文明現代性籌劃，已經展現出了歷史性的發展成就、結構性的發展優勢，並將持續展現光明的發展前景，為中華民族自信自立自強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奠定歷史基礎。近代以來，中國陷入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歷史處境，無數仁人志士所為之奮斗的就是改變這種屈辱的境遇，但都以失敗告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塑造了中國的文明現代性，實現了從“文明蒙塵”到“文明重煥榮光”的歷史轉向，彰顯著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深遠歷史意義。

（二）“文明現代性”的空間之維

“中國”作為獨特的空間形態，是中國人生產、生活、發展所賴以依存的地理空間，又是一個富有深遠價值意蘊、歷史意蘊的文明空間。談及文明空間，就不得不提及中華文明所特有的“大一統”觀念及其歷史實踐。“大一統”觀念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心靈世界當中，習近平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所謂“大一統”，包含著疆域大一統、政治大一統、文化大一統等多重面向。

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交匯，鑄就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特質。中華文明的內部區域是相互塑造、彼此關聯、不可分割的，“在歷史長河中，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朴、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源源不斷注入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共同熔鑄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在自然經濟主導的時代，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等因素對於文明的空間形態塑造具有基礎作用。中華文明所走出的獨特文明之路，是由不同文明空間的匯聚與聯結所共同塑造的，展現出文明空間的多樣性、豐富性。這樣的歷史特質不僅深刻塑造著歷史中國，也深刻影響著現代中國，塑造著文明現代性的空間樣態，中國式現代化從底層結構上呈現出豐富多樣的區域發展面貌。

相較於歷史上中華文明的空間存在形態而言，隨著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深入，經濟社會的結構性發展必然帶來空間形態上的變革，中華文明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演變，文明現代性的空間之維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面貌。其中，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共存互補、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鑒，分別從“內”與“外”兩個方面為現代化發展注入文明的空間動力。從“內循環”的角度來看，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共存互補，驅動著中國式現代化在內部空間形態上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探索上，經過了一段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探索歷程。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結構性互補、交互性支撐的關系基本形成。習近平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設必須把讓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資源留給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是城市文明發展的原則要求。對於鄉村文明的發展而言，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持續推進以鄉村振興為戰略訴求的鄉村文明建構歷程，持續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成為鄉村文明的建設導向。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是現代化地域發展的歷史產物，不應以犧牲一方為文明代價，而是要實現協調、平衡、充分的文明發展。現如今，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發展篇章正不斷書寫，如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京津冀一體化等，都是從空間樣態上展現出文明現代性的多維歷史面貌。從“外循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鑒，彰顯文明現代性在空間上的歷史特性。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中，文明的發展不可能是封閉的，必然是開放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其所塑造的文明現代性本質上以胸懷天下為導向，不同於歷史上大國崛起所帶來的先進文明與落后文明、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的沖突，其並不贊成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排他性思維，而是倡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交往性思維。正因如此，在空間結構上，中國式現代化同世界現代化保持著緊密而有機的互動，為世界現代化注入文明動力，作出經濟增長與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文明貢獻。總而言之，文明現代性的“內循環”與“外循環”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空間形態塑造的雙重動力。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推進，文明現代性的空間樣態也將進一步實現更新、調整與再塑造。

（三）“文明現代性”的主體之維

主體性問題是現代化發展中應當審思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為獨立的現代化道路，上升為獨特的文明現代性籌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著主體性層面的規定性，展現出其區別於其他現代化道路的特性之所在。主體性與獨立性、能動性等范疇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主體是能動的主體、歷史的主體，這裡的主體指中國式現代化的擔綱者，即誰驅動著文明現代性的建構與發展。

理解“文明現代性”的主體之維，可以從整體、組織、群體、個體四個方面切入。從整體角度看，文明現代性的建構主體、創造主體是中國人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中國人民實踐的產物，是人民智慧的結晶，體現著人民的利益、需要與願望。人民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者，集聚了強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匯聚了建構文明現代性的歷史合力。從組織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歷史地承擔起了領導文明現代性建構的使命。鄧小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先進分子的集合體，“它之所以成為先進部隊，它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群眾，正因為，而且僅僅因為，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它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並且努力幫助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堅決代表和維護人民利益，避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利益分配的失衡，以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推進現代化建設，從文明賡續進步的歷史高度發展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與文明現代性的關系，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歷史在人民探索和奮斗中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又造就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新的歷史輝煌。”從群體的角度來看，由地緣、業緣、學緣、趣緣等組成的群體，在文明現代性建構中起到積極作用。比方說，政務人員群體，在現代化建設中要立足本職工作為人民服務，貫徹落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政策部署，提供適應現代化發展需要的政務服務。這裡所指涉的群體是多種多樣的，並不局限於傳統“單位”中的群體，還包括現代化進程中涌現出的新社會階層人士等。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現實的個人”是創造文明現代性的能動主體力量。“現實的個人”追求自身的生活需要，依靠著個人的努力和奮斗，在創造自身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在為文明現代性提供微觀層面的主體動力。誠然，必須明確，這四個層面的主體性闡釋並不意味著有四種不同的主體，而是展現出主體的不同維度、不同方面。

談及主體，還要討論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現代化作為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展方式的歷史性變革，必然觸及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重塑與調整。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生產關系也在發生著調整與變化。例如，結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形塑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以激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活力。除了生產關系這一最根本的關系之外，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還內在體現著獨特的關系維度。例如，從倫理關系的角度來看，重視“家”的力量，珍視“家”的價值，是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關系智慧。現代化發展對傳統“家”的組織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定的沖擊。但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家”的價值並不會隨著現代化發展而消逝，“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社會如何發展，對一個社會來說，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會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對於中國社會文明建構來說，“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家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家庭文明則社會文明”。把“家”納入文明現代性的關系視野，也是確証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獨特文明現代性的內在訴求。

四、從“文明現代性”的高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意蘊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段復雜的歷史進程，其歷史特性開顯的背后，還蘊含著深層的價值意蘊。文明現代性並不是一個凝固化的實體，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有機生命體。這種生命體在其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會在不同層面上顯現出自身的價值，形成富有層次性的價值表達。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以“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劃分中國歷史，三者分別對應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自秦一統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誠然，這裡的劃分更多是從時間層面對於歷史的劃分。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意涵，習近平提出：“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中國式現代化所塑造出的文明現代性是歷時態與共時態的統一，其價值的顯現可以從“世界之中國”“中國之中國”“社會之中國”與“人民之中國”來具體把握。這四個層面揭示出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式”的豐富實踐面向和立體發展結構，蘊含著特有的價值意蘊。具體而言，美好世界、美好中國、美好社會、美好生活分別推進世界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價值實現，進而從“世界之中國”“中國之中國”“社會之中國”與“人民之中國”四重維度共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意蘊。立足文明現代性的基質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能夠超越本民族國家現代化的單一視野，從更為廣闊的世界歷史視野認識現代化、推進現代化，特別是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歷史尺度中理解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趨勢和未來走向，進一步確証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歷史意義。

（一）美好世界：“文明現代性”與“世界之中國”

歷史轉向世界歷史的進程，反映出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之間深度勾連，二者的關系亦有著歷史的轉變。近代以來，中國首先是被迫卷入由資本主義所驅動的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文明”背后的“野蠻”與“偽善”進行了批判，指出：“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中國一度以落后、受壓迫、被殖民、被剝削的面貌存在。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世界文明秩序，是一種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無法為人類共同的存在與生活提供根本的秩序支撐。而要改變這種文明秩序，就需要改變不合理的現代化觀念、不公正的現代化實踐。

促進現代化在世界范圍內實現更加均衡、普惠的發展，推動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推動人類文明的共同繁榮和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文明現代性的世界價值所在，即以中國式現代化賦能世界現代化，從“世界之中國”的視域定位中國式現代化、定位當代中國的發展方位。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世界之中國”絕不是說世界以中國為中心，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不會落入“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世界之中國”作為文明現代性的一種價值表達，強調中國在世界歷史舞台上所肩負的使命，強調中國的世界身份與文明角色，其所體現的是中國對於世界現代化所作出的經濟貢獻、文化貢獻、文明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是命運與共式的和平發展、協同發展、共享發展，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歷史導向的發展。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實踐基礎上，文明現代性的中國形態將“世界”納入自身發展的考量之中，“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態的文明，必須兼容走向現代化的多樣道路”。“世界之中國”強調中國與世界的積極良性互動，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服務於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美好世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基於文明現代性的深層塑造，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世界歷史意義上成為“歷史的民族”，即與世界歷史同頻共振的民族。雅斯貝爾斯對歷史上“軸心時代”不同民族發生的精神突破作出闡釋，“軸心時代的突破發生之后,在突破中形成的精神，通過思想、著作、形象傳達給每一個能夠傾聽和理解的人，所有軸心時代以后的民族，在感覺到突破的無限可能性后，通過他們對突破把握的強度,以及突破使他們滿足的深度,成為了歷史的民族”。從21世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看，“歷史的民族”意味著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擔負更大責任。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體現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擔當。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說道：“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現如今，文明現代性的歷史創造，充分展現出中國人的文明智慧、歷史智慧、實踐智慧，展現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現代化建設領域的成就。作為“世界之中國”的中國，以一種嶄新的文明面貌、文明姿態屹立於世界歷史的舞台之上。

（二）美好中國：“文明現代性”與“中國之中國”

從“世界之中國”到“中國之中國”，亦即將視域從世界現代化轉向國家現代化，乃是深入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特性、本土特色、民族特質的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在國家現代化的時序、進路、導向上有其特有的歷史規定性。在梁啟超那裡，“中國之中國”指的是“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也”，有著特定的歷史階段指向。理解習近平所說的“今日之中國”意義上的“中國之中國”，就是要理解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把握中國自身的特殊性之所在，理解中國經由何種歷史演化發展為今日之中國。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是國家，是文明，是國家與文明的有機結合體。湯一介認為：“中國文化要希望對當今人類社會的‘文明的共存’作出貢獻，必須對自身文化有所了解，這就是要對自身文化有一個‘自覺’。”文明自覺離不開文化自覺，文明自信離不開文化自信。對於自身文化與文明的自覺，就是“中國之中國”作為文明視角的獨特規定性所在。“中國之中國”，強調“以中國為方法”，立足中國自身認識中國、讀懂中國，把握文明現代性中國形態的歷史演變過程。

“中國之中國”意味著一種歷史的賡續與傳承，強調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始終堅守的文明根基、文化根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國並沒有失去自身的文明身份、文化身份，並沒有使自身的文明發生斷裂，並沒有被西方的現代性籌劃所同質化。這正是因為文明的現代性強調文明傳承、文明更新、文明發展，將中華文明視作一個有機生命體來看待，而不是秉持一種“斷裂”式的思維。中華文明作為一種生命有機體，要賦能現代化、引領現代化，從自身發展演化的內在邏輯中進行現代性的籌劃，而不能照搬西方現成的現代性方案。“中國之中國”不是凝固不變的，不是一種“現成之物”，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自身的價值意涵。費孝通強調：“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從“自在”到“自為”，從“潛”狀態到“顯”狀態，是主客觀歷史要素相互作用的產物。“中國之中國”就是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要立足自身、立足本來，不割裂歷史、不虛無歷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來。

“中國之中國”意味著一種文明的再造與革新，將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為重要的歷史目標。“中國之中國”要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經由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探索，經由對於文明現代性的歷史建構，得出的答案就是要建構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一個真正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美好中國。習近平指出：“文明是現代化國家的顯著標志。”國家現代化建設一般劃分為五大基本領域，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與之相對應的是，要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發展出高度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現代化建設與文明的建構，從實踐層面來看具有內在一致性。這幾個領域還分別對應著國家現代化的價值目標，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這些價值目標勾勒出了一幅美好中國的理想圖景。今日之中國作為“中國之中國”，是進一步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推動文明現代性建構的中國。

（三）美好社會：“文明現代性”與“社會之中國”

從“中國之中國”到“社會之中國”，進一步深入到社會層面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意蘊，要把握中國社會生成與發育的歷史獨特性。中國式現代化牽引著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現代化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面向，其歷史路徑不同於西方所展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裡，社會是歷史的產物，是人們實踐的產物，“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從當代中國的語境來看，社會一般可以劃分為“大社會”與“小社會”兩種類型，“大社會”指的是社會主義社會，“小社會”指的是社會建設、社會治理領域。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實現，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大社會”的尺度來看，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進一步發展﹔從“小社會”的尺度來看，新征程也對社會建設、社會治理提出了時代性的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有與之相對應的“社會之中國”意涵，其正是基於“大社會”與“小社會”雙重意義展開的，既有客觀的歷史基礎，又有現實的實踐基礎。

恩格斯對於文明、實踐與社會的關系有過這樣一個判斷：“如果說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那麼英國人確實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文明不是脫離於人的實踐的存在，而是從社會中孕育生長出來的。“社會之中國”作為現代化社會價值的表達，反映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機互動關系，反映出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生活、社會交往、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呈現出富有活力的面貌。“社會之中國”，體現出社會現代化與國家現代化之間處於均衡發展的狀態。

從“大社會”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性演變，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有著基礎性的塑造作用。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嶄新發展階段，體現出社會主義探索的歷史性深化，在社會生產、社會生活上有著新的規定性與要求。鄧小平曾說：“在六萬萬人口的國家裡建設起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件具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的事情。”從“六萬萬人口”到“十四萬萬人口”，人口規模、社會結構的演變，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注入了主體動力。從社會發展的目標導向來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入了歷史位階更高的、實質性意涵更為豐富的建設階段。共同富裕涉及生產、分配等方面，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的歷史性發展推動的，其要求在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的軌道上建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分配機制，從實質性層面上增加全體人民的共同福祉，將發展成果更好惠及“現實的個人”。

從“小社會”的角度來看，“社會之中國”就是要激發中國社會生活的活力、增進社會建設的動力、強化社會治理的能力，把社會打造成安定有序、充滿活力、朝氣蓬勃的美好社會。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指向，就體現在既激發社會活力，又維系社會秩序，形成活力與秩序相協調的狀態。社會文明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文明現代性的社會維度能否充分彰顯，關鍵就在於秩序與活力的有機結合。二者的有機統一，有著主客觀的表現，直接體現在社會建設的成果上。社會建設的成果，包括社會保障、社會安全、社會救助、社會服務等方面，不僅要在規模上實現全覆蓋，更要在質量上實現優化與提高。同時，從“熟人社會”走向“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並存的歷史階段，“社會之中國”的文明意蘊就在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有機聯結，強化溝通與協商，減少分歧與矛盾，使社會“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這也正是美好社會的題中之義。

（四）美好生活：“文明現代性”與“人民之中國”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結構中，促進世界現代化、發展國家現代化、推動社會現代化，最終落腳點都在於實現人的現代化。從文明現代性高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意蘊，需要把握“人民之中國”的價值意涵，理解實現人的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在人類文明史上，受到生產方式的根本制約，“文明的悖論”如影隨形，“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驅動的現代化模式中，“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任何增長，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隻會使資本家致富，也就是隻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隻會使資本的生產力——支配勞動的客觀權力增長”。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所創造出的文明成果僅僅為少數人所享有，增長的是資本家的財富，擴張的是資本的權力，絕大多數人未能參與現代化發展的共享過程，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實質上主張的是資本至上而非人民至上。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發展與人民生活之間保持有機互動關系，“人民之中國”歷史地成為可能。習近平強調：“現代化道路最終能否走得通、行得穩，關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最根本的價值取向，其根本導向在於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目標在於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終極目標在於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發展理論，現代性也是對社會發展狀態及其特征的概括表達。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強調現代化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了現代化發展目的的厘清、現代化建設主體的確認、現代化成果的確証。其中，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將人民的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統一起來，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順應社會矛盾的歷史性轉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均衡發展，不斷增強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獲得感﹔“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嶄新歷史形態，將社會主義對於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崇高價值追求貫穿其中，並具體轉化到不同的現代化建設領域之中。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將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人民之中國”的實現程度將不斷增加，人民的美好生活也將得以更為充分地體現。

文明不是離開“現實的個人”的抽象物，而是“現實的個人”的創造物。中國式現代化所建構的“文明現代性”形成了特有的“人民之中國”價值意蘊，其歸根到底還是落腳到具體的人之上的。文明現代性的建構，將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有機統一起來，強調“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項人權保障水平”。“人民之中國”及人民所共同創造、享有的美好生活具有具體性、現實性、真實性與實踐性。

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建構起嶄新的“文明現代性”，其關鍵就在於“兩個結合”，即將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化發展進程、一般趨勢、歷史走向的科學把握，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起來，將現代化發展上升到文明的歷史高度，推進具有深厚文明底蘊的現代化建設，實現“有原則高度”的現代化發展。“第一個結合”，指引著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規律的軌道上發展，使中國式現代化始終行走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大道上，行走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大道上。“第二個結合”，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的民族特色、文化特質、本土特性。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並進一步塑造我們的文化主體性與文明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作為主體的人在文化實踐中所表現出的主動性、創造性，“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明是文化的升華，從文化主體性上升到文明主體性，進一步強調了文明主體在文明建設中所彰顯的創造性、主動性。這種具有文化主體性的文化生命體，即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將深刻作用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發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文明現代性的歷史特性與價值意蘊。

文明現代性是關於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解釋范式，也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理解。恩格斯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術語的革命”源自實踐，並積極作用於實踐，服務於將實踐推向新的高度。從歷史過程來看，文明現代性的中國形態，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前者是后者所凝結而成的歷史產物。從歷史形態來看，文明現代性是對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形態的概括，是中國式現代化探索上升到文明高度的重要體現，是以文明自覺、文明自信發展現代化的重要標識。總而言之，文明現代性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的標志性概念，由此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文明發展規律、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

〔本文注釋內容略〕

（作者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