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豐富內涵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凝練了眾多文明標識，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特性。中華文明標識從文化形態看，包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各種標識﹔從表現形式來看，包含了精神標識、文化地標、文化符號等多種標識﹔從文明特性看，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構成了一個全面的、立體的、發展的標識體系，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重要著力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原創性概念和標識性概念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是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文明形態，其一大特點就在於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因此可以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世界認識和理解中國的重要切入點，本身就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的一個帶有一定總括性的中華文明標識。在它之下，諸如“中國式現代化”“新質生產力”“自我革命”“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文明新形態”“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要原創性概念和標識性概念，組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最為突出的文明標識。

精神標識

中華文明標識可以表現為一種精神。正所謂“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標識是文明標識的最重要表現形式之一，例如中華民族精神、時代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等。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精神的概念，指出其即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2018年，他進一步提出，“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偉大民族精神”包括了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等等。而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敢為天下先、奮發有為、隻爭朝夕等中國人民在發揚偉大民族精神以回應時代問題、反映時代要求的偉大實踐中凝結的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也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構建起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則與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傳並注入了新鮮血液，與中國精神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符號象征

符號標識是文明標識最直觀的表現形式，包括了標志、地標、象征等層面。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等國家標志，即蘊含著深刻的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符號表征。五星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義勇軍進行曲》等深入人心，在國際國內成為中國的符號象征。它們不僅載入憲法，而且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等法律，維護這些國家象征和標志的尊嚴，弘揚中國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亦將“國旗、國歌、國徽等國家象征和標志”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除了這類國家象征和標志之外，還有諸如“太極”等文化符號也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物質文明標識

文化地標和重要建筑如黃帝陵、長城、長江、喜馬拉雅山、故宮、莫高窟、曲阜孔廟、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等，也是展現中華文明特性的重要標識。《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規定，人民英雄紀念碑作為國家和人民紀念、緬懷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紀念設施，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國家繁榮富強精神的象征”。重要文物如紅山文化玉龍、彩繪鸛魚石斧圖陶缸、大克鼎、曾侯乙編鐘等，都是探源中華文明、展現中華文明發展史的重要標識。

非物質文明標識

節日既包括中華民族傳統佳節如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重陽節等，也包括國慶節、黨的生日、建軍節等，還包括烈士紀念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等為了紀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所專門設立的節日。與之相應的還有一系列盛大儀式、典禮，在儀式的操演中彰顯文明特性，凝聚民族精神。

歷史文化名人、英雄烈士、先進模范人物等也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老子、屈原、李白、關漢卿等先賢，不僅是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而且在全球范圍內都產生重要影響，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毛澤東、鄧小平等偉人，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命運和國家面貌，而且也在現代世界史上發揮重要影響，是海內外公認的新中國符號性人物。還有如從古以來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中國脊梁”，近代以來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都是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人物標識，不僅僅是現實中的人物，也可以是神話傳說、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充滿戰斗意志、反抗精神的孫悟空，反映中國人文精神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等。

此外，還有諸如《論語》《道德經》《紅樓夢》等文學作品和中國書法、中國畫、京劇、皮影戲等藝術表達形式，刺繡、茶葉、中國白酒等各種物產及其特殊工藝……

總之，可以從文化形態、表現形式、文明特性等方面去認識、提煉各種標識，從而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些劃分方法並不意味著某一文明標識隻能放置於某一類別中。事實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標識，往往在文化傳承發展中，在“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進程中，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實現不同文化形態的融會貫通，體現多種文明特性，從而構成一個全面的、立體的、發展的體系。例如，反映中華文明統一性、和平性的“天下一家”和體現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相結合，一方面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使其富有獨特的東方和平主義氣息，一方面又推動中華文明實現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最終孕育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中華文明標識，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貢獻了中華文明智慧。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北京日報》202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