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經濟思想的幾個要點

[摘 要]陳雲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形成了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國情又具有鮮明特色的經濟思想。他一貫倡導“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主要精力從來是放在觀察和解決每個時期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實際問題上。在經濟工作中，陳雲始終堅持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這一最終目的，始終認為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提出了“短線平衡”“緊張平衡”“不折騰”等主張，始終強調市場調節必須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發揮作用，使經濟在宏觀上得到控制，始終主張對外開放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我為主、做強自己”。陳雲的經濟思想，至今仍對我們的經濟生活發揮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歷史告訴我們，真理是要經過實踐反復檢驗的，也是一定能夠經得住實踐反復檢驗的。

陳雲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領導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國情又具有鮮明特色的經濟思想。陳雲逝世后，黨中央在訃告中，在紀念陳雲誕辰90周年座談會、100周年座談會上，都給予了他崇高評價。訃告稱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堪稱楷模”。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稱：“在陳雲同志的身上，我們看到黨的老一代領導人的精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生機蓬勃的創造精神，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無產階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嚴格求實的科學態度的有機統一。”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說：“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雲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2015年是陳雲同志誕辰110周年，習近平在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陳雲的一生做出了更高評價。在經濟建設方面，他將陳雲的貢獻分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兩個階段加以論述，指出：“陳雲同志為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出了杰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同志受命主持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隻用不到一年時間，就迅速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穩定了金融物價。他主持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和執行，既注意學習蘇聯經驗，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科學布局，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了經驗。在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陳雲同志積極探索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創造性地提出建設規模要同國力相適應、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要有市場調節為補充等重要思想。他較早發現‘大躍進’帶來的問題，積極建言，盡量減輕損失。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他參與部署和領導調整國民經濟，恢復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還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同志積極支持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支持和推動農村和城市改革，支持從沿海到內地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他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要有意識地發揮和擴大市場調節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實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他提出改革要不斷總結經驗，腳踏實地向前推進。”

同所有偉大人物的思想一樣，陳雲的經濟思想不能不受他所處那個時代的局限，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論述，有許多當然不再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工作。但是，陳雲經濟思想中基本的核心內容，也同許多偉大人物的思想一樣，是超越時代的。事實說明，這一思想經受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實踐檢驗，至今仍對我們的經濟生活發揮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隻要稍加注意便不難看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就有許多地方與陳雲經濟思想高度契合。

陳雲經濟思想深邃而豐富，這裡隻就自己的學習體會，談談對其要點的粗淺理解。

一、建設和改革都要擺在保障民生的基礎之上

我們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搞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是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對此，沒有什麼人會提出不同意見。但一到實際工作中，一些同志忘記的恰恰就是這個最終目的。然而，陳雲不僅始終牢記這個最終目的，並且總是把它貫徹到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之中。

早在20世紀50年代經濟恢復時期，當時的財經部門為制止通貨膨脹，加緊征收公糧和發行公債。陳雲說，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鄉交流擺在第一位。“因為我們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破爛的舊中國，農業經濟佔主要地位。……城鄉交流有利於農民，有利於城市工商業，也有利於國家。……這是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提出過的，但卻是關系全國人民經濟生活的一件大事，我們如果不管，怎麼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956年底，陳雲兼任商業部部長，在部黨組會上又說：“商業工作，包括賣雞、賣蛋，都有其政治意義。商業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六萬萬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廣大的城鄉人民對我們是否滿意。”

歷史經驗反復告訴我們，檢驗是否忽略或忘記經濟建設最終目的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有沒有將擴大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之上。我們搞基建當然是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但財力、物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無限的，過多用於基本建設，勢必妨礙人民眼前利益即民生改善。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針對經濟建設上出現的冒進傾向，提出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著名論斷。他指出：“所謂建設與民生的平衡問題，實際上是工業建設與其他建設和農業建設的平衡問題，是工業、交通與農業的平衡問題。”在同年九十月間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又頂著反“反冒進”的壓力指出：“為了老百姓的吃飯穿衣，搞化肥，搞化學纖維，治澇，擴大灌溉面積，都要花很多錢，這是必要的。我們必須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要從有吃有穿出發。……經濟不擺在有吃有穿的基礎上，我看建設是不穩固的。”

“大躍進”之后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黨中央採納了陳雲的意見，下決心進行國民經濟調整。他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分析說：“已經擺開的建設規模，不僅農業負擔不了，而且也超過了工業的基礎。”他強調：“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証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年產750萬噸鋼，2.5億噸煤，也是重要的，但這是第二位的問題。”“如果六千多萬人（當時大中城市人口數量——筆者注）身體搞得不好，我們不切實想辦法解決，群眾是會有意見的。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

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人們為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掀起了新的“躍進”高潮，使已經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出現了進一步失調的情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採納陳雲的意見，決定再次進行國民經濟調整。調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致使物資供應進一步緊張，物價普遍上漲。為此，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尖銳地提出了經濟建設目的的問題，指出：“這種漲價的形勢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滿意的。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搞經濟建設的最后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為講清楚正確處理基本建設與人民生活相互關系的道理，他把人民生活比喻為“吃飯”，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他說：“飯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沒有力量進行建設了。”“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

舊中國工業原本薄弱，新中國工業化建設初期，大多數重化工項目尚未投產，因此，那一時期的工業污染問題並不突出。但隨著建設的發展，這個問題逐漸顯現。對此，陳雲從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出發，給予了高度關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然“靠邊站”，但在調研時還是叮囑石油戰線的同志，“要注意環境污染問題，在生產設計的同時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設計，不要等到事后再解決”。改革開放初期，當一些地方熱衷於引進經濟效益好但污染嚴重的項目時，他又告誡大家：“防止污染，必須先搞。”“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於先，這是重大問題。”1982年，他看到新華社題為《上海出現酸性雨污染環境》的內部材料，當即批給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指出：“治理費要放在前面。否則后患無窮。”1988年，他已退居二線，但看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寫的《“衛星看不見的城市”——本溪市環境污染情況調查》和《四川排放污物總量約佔全國十分之一》這兩篇文章后，馬上批給國務院領導同志，指出：“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這件事，一是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花點錢，增加投資比例﹔三是要反復督促檢查，並層層落實責任。”最后，他還不忘附上一句：“請告訴有關部門，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在陳雲看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一樣，最終目的都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都要處理好人民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系，都要把民生擺在第一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決定進行價格體系改革。對此，他一方面表示贊成，另一方面反復提醒大家：“改革的步驟一定要穩妥，務必不要讓人民群眾的實際收入因價格調整而降低。”他歷來認為，價格牽涉千家萬戶，“購買力愈低的人，對這個問題愈關心”。取消各種不合理的補貼，使價格盡可能反映價值是對的，但制定價格改革方案時一定要想到低收入群眾的承受能力和弱勢產業的發展，權衡經濟與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1981年，他審閱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稿，就建議把其中講的“物價與價值要一致”刪去。他說：這個話寫上去，會引起調高價格的猜測，弄得人心不安。價格與價值應當符合，但是現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離。

1988年，黨中央醞釀更大幅度的價格和工資改革，總體思路是在5年時間裡，每年價格上漲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順價格關系。陳雲對此明確表示不贊成，他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談話時說：“物價上漲后不拿工資的農民怎麼辦。”“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聽不進去這個話，堅持認為“物價這一關非過不可”。后來，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的物價改革方案一經公布，果然引起居民恐慌，出現全國性搶購和提款風潮，物價指數猛漲20%多，迫使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表示銀行將開辦保值儲蓄。然而，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經鬧大。“八九”政治風波過后，陳雲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說：“動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物價上漲，影響面大，不僅在城市，而且波及農村。”他在同剛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談話時再次指出：“國家財政補貼取消不了。暗補、明補，都是補貼。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某些產品也是實行補貼的。當然，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可以逐步減少一些不合理的補貼，例如某些企業的虧損補貼，但要從根本上取消補貼是不可能的。”

二、經濟建設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發展和高質量高效益基礎之上

從歷史的長過程和最終結果看，經濟建設速度到底是按比例平穩發展更快，還是不顧比例而隻講速度更快？是重質量、效益更快，還是輕質量、效益而隻重速度更快？對此，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都存在不同認識。陳雲一向持第一種主張，他反復強調：“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搞建設，真正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於求成反而慢，這是多年來的經驗教訓。”

有人做過統計，新中國成立至21世紀初，經濟增長發生過10次起落，其中改革開放之前有3次，改革開放之后有7次，有的起落幅度還很大。其原因都在於隻求高速度而忽視按比例發展。可見，陳雲關於經濟平穩發展比急於求成發展要快的觀點，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都是有意義的。其實，即使在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有主張經濟均衡發展、防止周期波動的學說。而且，凡與我國經濟有聯系的國家、地區和跨國公司，都十分關注我國經濟發展的預期，既擔心抑制過熱降低需求，也擔心持續過熱導致泡沫。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世界經濟與中國聯系越廣泛越緊密，人們就越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平穩發展。

陳雲指出：“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究竟幾比幾才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隻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他說：“這一思想來之於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我們認識到，馬克思當初設想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基礎上所建立的，而現實生活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大都是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或發展很不充分的情況下建立的。因此，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來說，除了特殊時期，比如要集中力量突擊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時期有其合理性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超過生產力水平的。但是，無論實行哪種經濟體制，經濟運行都必須按比例發展。正如陳雲所說：“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他還說過：“資本主義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調節，能夠相當地按比例發展，而我們說要按比例發展是從長時間算的，在短時間內，只是力求建設與消費、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不要脫節太遠，實質上並不是按比例的發展。”可見，無論使用計劃手段還是市場手段，經濟凡是向前發展的，都是因為做到了按比例發展。

為了使經濟按比例發展，通過長期實踐，陳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適用。比如，前面已經說到的遵守“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原則。他說：“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情況和那時比有了很大不同，平衡建設規模與國力、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能再隻計算政府手中的錢和物，隻控制政府的投資，還要看到國際和社會的投資，以及國際市場的資源。但是，無論國外投資還是社會投資，隻要是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對土地、水、石油、礦藏等資源仍然需要平衡。有些資源國內不夠可以進口，但國際市場也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因此，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仍然需要考慮與國力相適應的問題。

再如，“平衡要從短線開始”的方法。陳雲領導第一次經濟調整時，對此前幾年由於急於求成而造成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對於如何進行綜合平衡的問題講了兩條意見：一是從制定計劃時就要搞綜合平衡，不要做計劃時不按比例，執行中出現問題時再來糾正﹔二是要按照短線搞綜合平衡，不要按長線搞平衡，否則弄得建設項目長期拖延，工廠半成品大量積壓，會造成嚴重浪費。他說：“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改革開放后，他又按照“短線平衡”的原則，提出國家要集中資金，加強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如農業、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環境保護、知識分子生活待遇等。

這裡說的“短線平衡”，當然是針對計劃工作而言的。有人喜歡使用西方經濟學的“木桶定律”，而摒棄“短線平衡”的原理。其實，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於經濟中的許多重大比例，如三次產業之間、各產業內部的門類之間、產品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結構，仍然需要找出薄弱環節並加以平衡。在這個過程中，用“木桶定律”和“短線平衡”的原理指導都可以，但“短線平衡”是中國人自己通過實踐總結出來的，更應當用作我們的指導原則。

在經濟要不要平衡發展的問題上，過去還有一種理論，叫“積極平衡”，是說不應當消極維護舊平衡，而應當積極打破舊平衡，尋找新平衡。陳雲不同意這個理論，提出“緊張平衡”的主張。他說：“究竟什麼是積極平衡，什麼是消極平衡，認識是不同的。”在制定“一五”計劃時，他說：“我國因為經濟落后，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后來，在“一五”建設末期，他又重申這一觀點，指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看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平衡大體上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建設也寬裕，民生也寬裕，我看比較困難。”“但是，絕不能緊張到使平衡破裂。”

針對粉碎“四人幫”后一度掀起的“新躍進”，陳雲提出了“不折騰”的觀點。他說：“人民向往四個現代化，要求經濟有較快的發展。但他們又要求不要再折騰，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我們應該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那時，鋼的指標定得比較高，陳雲主持經濟調整時，主張把指標壓下來。他指出：“過去說，指標上去是馬克思主義，指標下來是修正主義，這個說法不對。踏步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單純突出鋼，這一點，我們犯過錯誤，証明不能持久。……共產黨員誰不想多搞一點鋼？過去似乎我是專門主張少搞鋼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這樣的事！我是共產黨員，也希望多搞一點鋼。問題是搞得到搞不到。”“我不光看你那個數目字，鋼要好鋼，品種要全。”“冶金部要把重點放在鋼鐵的質量、品種上，真正把質量、品種搞上去。”

在鋼鐵產量與質量問題上，陳雲一向更重視質量。他在第一次經濟調整期間查閱了幾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歷年鋼產量的統計資料，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這些國家在鋼產量500萬噸到1000萬噸之間，用的時間都很長，而且都是在這時期成了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鋼產量還不到700萬噸﹔蘇聯也是在這個水平上成為工業強國。就是說，它們都是在這個產量上，做到各種工業門類比較齊全，把工業基礎打下來的。因此，他說：“根據歷史經驗，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爭取在一定的時間內，使工業產品品種齊全，質量良好，技術先進，適應需要。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再前進就比較快了。”

后來，當黨的十二大提出20世紀末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時，有的同志又犯了急於求成的老毛病，提出“提前翻兩番”的口號。陳雲強調，黨的十二大提出“翻兩番”，是“要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為后十年經濟振興創造條件”。他告誡大家：“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后十年辦的事也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在‘六五’和‘七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項目，那末，經濟又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在“提前翻兩番”思想的支配下，1984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83年增長了15.2%﹔1985年1月至7月的工業總產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長了22.8%。陳雲在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醒說：“這樣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為我們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難適應這樣高速度的需要。”如果不降下來，“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復，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可惜，陳雲的話沒能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重視，國民經濟繼續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結果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中央隻得於1988年決定進行帶有調整性質的治理整頓。第二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跌落到4%。

從以上過程不難看出，過分突出經濟的發展速度、數量、產值，不僅難以持久，而且效益不佳，如果算總賬，確實比穩中求進的方針要慢。

三、搞活經濟要建立在宏觀控制基礎之上

無論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存在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矛盾。過去，陳雲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極力主張通過市場調節把微觀經濟搞活﹔同時，強調市場調節必須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發揮作用，使經濟在宏觀上得到控制。概括起來說，就是做到“活而不亂”。在陳雲的話語中，市場與計劃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微觀運行與宏觀控制的關系，本質上也就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隻要不拘泥於“國家計劃”這樣的提法，而是注重他關於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論述實質，那麼，其中蘊含的道理，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處理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就同樣具有積極的認識價值。

早在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順利完成之后，陳雲就提出，“市場管理辦法應該放寬”。他說：“現在從大城市到小集鎮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寬后，害處不大，好處很多。但這並不是說完全不要市場管理，不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領導，而是說要改變過去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辦法。”他主張，除糧食、布匹等重要物資和一些熱銷貨繼續統購外，其余可以自由選購。他說，實行這種辦法后可能會有一些毛病，但我們隻能一方面管好市場，另一方面不把市場搞死。“不走這條路，我們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他甚至說過：“資本主義是大不合理，小合理。大不合理是生產無政府，但是每個資本家管理生產卻有它合理的地方。我們社會主義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現在有這樣的情況：‘社會主義就是大路貨’，‘社會主義就是質量下降’，‘社會主義就是往下派貨’。可否改變成大合理，小也合理呢？我看必須這樣做。蘇聯的情況跟我們不一樣，它大小生產一律納入計劃。我們是否來個大計劃、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計劃，次要方面來個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不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下的自由市場。總之，要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方向大體是這樣，至於名字怎樣叫，還沒有研究。”接著，他在黨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改革構想。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構想沒能得到實施。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雲被下放到江西，他重新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部分，對計劃與市場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親筆起草了一份提綱，上面寫道：“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因為市場調節受到限制，而計劃又隻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由此，他得出結論：“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隻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此后，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他對市場與計劃的關系又有過多種提法，如“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等等。但無論哪種提法，所要表達的意思都是：既要通過市場調節搞活微觀運行，又要通過國家計劃加強對宏觀經濟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所說，“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於搞活微觀，做到活而不亂”。

關於市場與計劃的關系，陳雲曾於1982年做過一個生動比喻，把它們比作“鳥”與“籠子”，借以揭示搞活經濟與宏觀控制的要義。他說：“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這個比喻一經發表，立即引起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一種認為，這個比喻反映了陳雲要把已經搞活的經濟重新裝回到“鳥籠”裡，是反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把它誣稱為“鳥籠經濟”。另一種則認為，這個比喻道出了處理微觀運行與宏觀控制關系的真諦，是為了有利於搞活經濟，而不是為了搞死經濟。一些西方學者也對這個比喻產生了濃厚興趣，認為它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沿著這個思路來思考經濟微觀運行與宏觀控制的關系。

這其實最早還是時任中紀委第二書記的黃克誠大將在和陳雲談話中提出的，陳雲感到很有道理，在隨后聽取有關部門領導匯報時用了這個比喻，指出“‘籠子’大小要適當，但總要有個‘籠子’”。后來，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發揮說：“不一定一個省就是一個‘籠子’，‘籠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區。”再后來，他要會見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在審閱談話稿時，又親筆加了16個字，即“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可見，這裡說的“籠子”，不過是對宏觀控制的形象比喻罷了，絕不像一些淺薄之人望文生義理解得那樣狹小，相反，是可以大到世界任何地方的。

今天，我們已經不實行計劃經濟了，但仍然有國民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十年規劃，還有宏觀調控的目標，有各種法律法規，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這些不是也像“籠子”一樣起著限制經濟微觀運行盲目發展的作用嗎？如果沒有這樣的“籠子”，豈不真的會讓各種經濟主體像“鳥”一樣脫離國家宏觀控制而“飛跑”，造成經濟失控、比例失調，甚至國有資產流失、使私人資產向國外轉移。當然，用來做“籠子”的材料，不同於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而是更多使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但“籠子”的實質——對經濟微觀運行進行宏觀控制這一點，無論在什麼經濟體制下都是相同的。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籠子”，從某種意義上恐怕比我們扎得更緊。

陳雲之所以反復強調加強宏觀控制，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地方和部門都缺少橫向經濟聯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發傾向很嚴重，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他在20世紀50年代就說過：“我們國家大，一不小心就會盲目發展。”“以后看見某些行業有較大發展的時候，不要太高興，要加強管理，否則，發展就會過頭，生產就會過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贊揚改革“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農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搞活了”，同時也指出改革帶來了一些缺點，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區盲目的重復建設”。過去有一種看法，似乎重復建設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其實，市場經濟受價值規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更容易發生重復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投資主體雖然越來越多地變成私人資本，但它們后面往往仍有政府支持或參與，資金大部分也來自國有銀行，一旦重復建設，出現呆賬、壞賬、爛賬，受損害的照樣是國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賠償、安置等善后問題照樣要由政府來處理。

四、對外開放要建立在“以我為主”基礎之上

陳雲一貫倡導“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他的主要精力從來是放在觀察和解決每個時期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尤其是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和有可能成為傾向性的問題上。正因如此，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也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務實性和穩妥性。比如，當人們不大注意對外開放，甚至有人反對對外開放的時候，他會比較多地強調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大膽進行對外經濟交流﹔但當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對外開放的意義，對外開放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甚至有人忽略對外開放中出現的負面影響時，他往往又會較多強調要頭腦清醒、處事謹慎，提醒人們注意對外開放中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果不了解他思想的這個特點和論述的背景，就有可能會誤認為他在對外開放問題上不積極、不熱情，思想偏於保守。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時，由於缺少經驗，隻能向蘇聯學習。起初，陳雲針對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足的情況，較多強調要老老實實地學，虛心聽取蘇聯專家的意見。但當全國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后，他又強調學習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幣發行工作，就和蘇聯的做法很不一樣。毛澤東曾經講過，蘇聯關於“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雲不學”。

20世紀50年代末，國內出現天災人禍，糧食供應緊張，需要進口。但是，一來“大躍進”時期搞浮夸，對外宣布我國糧食過關了﹔二來我們同西方國家尚處於冷戰狀態，宣傳“不吃嗟來之食”“吃進口糧是修正主義”。因此，提出從西方國家進口糧食是一個敏感問題，是要冒政治風險的。那時，陳雲已經被劃入右傾保守一邊，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然而，他不顧個人榮辱，於1960年底通過糧食部向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分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提議進口12億斤糧食。毛主席批示進口20億斤更好。於是，陳雲同周總理商量，確定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75億斤。1961年8月，他當面征得毛主席同意，又從法國轉口購買了美國小麥。結果，196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進口達100多億斤，為緩解糧食困難、保証市場穩定、恢復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陳雲鑒於農村糧食征購壓力太大，一直強調進口糧食，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今后三五年內每年進口2000萬噸（合400億斤）的建議，對后來農業的迅速恢復和市場初步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西方國家進口糧食需要硬通貨，必須相應增加出口。為此，陳雲提出加強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要允許有時先賠錢，並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嚴格質量檢驗，包換包退，樹立良好信譽。他指出，外貿要算大賬，也要算小賬，不能隻想大進大出，該大則大，該小則小，打掉“官商”習氣。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總理要陳雲協助他抓外貿工作。那時，“左”的指導思想佔上風，把利用資本主義信貸、“三來一補”、進口國外先進設備等，統統說成違背自力更生方針的所謂“洋奴哲學”﹔還把外貿中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易所說成參與資本家的投機買賣，把出口工藝品採用中國古代和西方歷史文化題材說成是宣揚“四舊”和“封資修”。面對這種“左”的思潮，陳雲堅持實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在當時被當成右傾的觀點。他說：現在外貿已由過去75%面向蘇東，變為7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與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的商品交易所有兩重性。……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他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國，不堅持自力更生。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不這樣做就是傻瓜”。進口軋鋼設備時，“有關的附件要一起進口。……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要給推銷商、中間商好處，在價格上使他們有利可圖。”他還說，出口工藝品是做生意，要適應客戶需要，這與宣傳什麼無關。

粉碎“四人幫”后，“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但經濟上又出現了急於求成的“洋躍進”，急於進口設備和借貸，盲目同國外簽約。針對這種情況，陳雲反過來強調，對外債要分析，自由外匯很少，買方信貸要考慮國內的配套能力和償還能力。他指出：“資金不夠，可以借外債。這是打破閉關自守以后的新形勢。”“不要用自由外匯兌換成人民幣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年年用發票子來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爆炸’。”他提醒干部：“現在國際市場是買方市場。除非國際關系有大的變化，這種國際市場的有利條件不會失掉。”“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世界上沒有一個願做低於平均利潤率買賣的資本家。”“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中要警惕。”

20世紀80年代初，外貿實行體制改革試點，工業企業和省市都爭外貿自主權，形成多頭對外、削價競銷、不計成本、國家吃虧的局面。當時的外貿部領導向陳雲匯報，反映外貿工作內部打亂仗的情況。陳雲聽后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給國家增加外匯，如果適得其反，就可以考慮“走兩年老路，略加改良”，看看哪種辦法更好。“走老路的辦法無非是省裡吃虧，部門吃虧，油水少了，積極性沒那麼高了。但他們那種積極性高了，中央的錢就少了。我是‘老北京’，講的是‘北京話’。總管全局的人不講‘北京話’不行。”“肥水不落外人田”，就是在那次談話裡提出來的。后來，他在外貿體制改革的報告上批示：“既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又要堅持統一對外，這是外貿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一條原則。”

1980年，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四個毗鄰港澳台的沿海城市試辦經濟特區，陳雲贊成並參與這項重大決策。但當一些同志忽略了這幾個城市的特殊條件而提出在其他城市甚至整個省都要辦經濟特區時，他又反復強調，經濟特區要辦，但第一位的任務是總結經驗﹔特區有有利的方面，也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如外幣打擊人民幣等﹔其他地方可以搞來料加工、合資經營，但不要再搞特區，尤其不能把整個省都變成特區。后來，鄧小平建議開放14個沿海城市，他表示完全同意，同時就特區建設提出兩點要注意的問題，即一要有“拳頭”產品，不能總是來料加工﹔二要掌握好來料加工產品的內銷比例。他指出：“對國內工業，保護落后我不贊成，但使自己的東西一步一步地進步，這還是應該提倡的。自己必須發展而且正在發展的東西，不要被外面進口的東西擠掉了。比如發動機組，開始是幾千千瓦，現在搞到三十萬千瓦，這樣的東西就要保護。”他還用家鄉話說了一句，“癩痢頭的孩子還是自己的好”。

在那次談話中，陳雲特別提到特區貨幣問題。因為那段時間，特區一些同志考慮開發資金不足，強烈要求允許自己發行貨幣，學術界也有人造這種輿論。對此，陳雲說，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搞兩種貨幣，否則勢必擾亂金融秩序，“優幣驅趕劣幣”是貨幣的客觀規律，如果一定要發特區貨幣，發行權必須集中到中央，而且不允許在內地流通。后來，主張搞特區貨幣的同志覺得如果發行權在中央，又不能在內地流通，再搞意義就不大了，故撤回了原來的要求。

陳雲十分注意在對外開放中保護民族產品和積攢外匯的問題。1982年春天，他看到一個材料，說在中國內地生產的美國耐克鞋，原本要求全部返銷，但不知為什麼，國內市場上也出現了﹔可口可樂原本隻允許在涉外飯店裡銷售，不知怎麼搞的，一般商店和大街上也有賣的了。他要秘書給時任輕工業部部長的楊波打電話，告訴他不要讓耐克鞋和可口可樂在國內市場上銷售。今天，我們已加入世貿組織，各種牌子的鞋帽服裝、飲料食品、高檔化妝品都能在國內銷售。那麼，陳雲當年的話是否說錯了呢？我認為沒有錯。因為那些話的精神實質在於，對日常生活用的、低端的、技術含量少的國外產品，要盡可能少進口，以保護國內的民族工業，並把有限的外匯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這個精神，即使今天也不能說過時。比如，美加淨牙膏、回力球鞋、北冰洋汽水等，都曾經是我們自己的名牌，很受消費者歡迎。像這樣的商品，就應當通過改進質量和營銷手段加以保護。否則一旦被沖垮，要重新佔領市場就難了。

對外開放離不開外匯儲備，門開得越大，越要有足夠的外匯。1983年，陳雲聽到一種反映，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太多了，與其放在國外銀行，不如進口商品，回籠貨幣，而且已經進口了一大批家用電器。對此，他很不贊成。他說：“我們有120億美元外匯，還有幾百噸黃金，有些同志就覺得手燙得不得了啦。我認為，我們有100億、150億、200億美元外匯，不算多。我們是個大國，儲備一二百億美元外匯，有風吹草動的時候可以應付。從長遠來看，現在我們的外匯不是多了，而是緊了。”他這個話的精神實質，我理解在於要搞好對外開放，自己必須有實力，財大才能氣粗，手裡錢越多，腰杆越硬，信譽度越高，人家越願意貸款給你﹔相反，錢越少，借錢越難。至於外匯儲備多少合適，當然要結合不同時期的實際情況來決定。

陳雲一向注重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工作，重視掌握先進技術，加強自制能力。早在“一五”建設初期，他就強調聘請蘇聯專家幫助我們設計、制造設備，“絲毫不應放鬆對自己設計人才的培養”，“力爭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結合起來”。他要求，“凡我能自制者力求自制”，“增加自制的能力”。他指出：“要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發展工業，這就需要技術。”在“一五”建設末期，他致信周恩來，說要鼓勵機器制造部門大膽設計，自己制造，不怕開頭幾次有缺點、毛病，隻要取得勝利，進步會很快，“十五年后在許多重要產品方面超過英國，完全有把握”。60年代初，他集中精力抓大型氮肥廠建設，要求有關部門認真吸收、消化“一五”建設時期蘇聯援建的化肥廠技術，做到依靠自己力量，每年建成四到五個年產五萬噸的合成氨廠。20世紀70年代末，他針對引進高潮中偏重買設備的傾向指出：“買設備，同時也要買技術，買專利”，“要更多地買技術，買專利”。直到80年代初，他在關於同意沿海14個城市開放的談話中，仍然不忘提醒特區要有“拳頭”產品，要保護“自己必須發展而且正在發展的東西”。

關於對外開放問題，陳雲除了把注意力放在糾正偏向上，也從正面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議。“走出去”就是他最先提出的。那是1984年夏天，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宋平等向他匯報工作，說有的冶金企業打算從拉美國家進口美國二手設備建新基地。他表示，開辟新基地要同老基地改建擴建進行比較，二手設備中有些跟水泥連在一起的東西不能用了，因此，可以考慮向國外要倒閉的企業投資，搞合營。接著，他指出：“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裡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裡去。”“我國富礦很少，如果能從國外進口或合資開採礦山，當然很好。”他還在外貿部門的一個材料上批示，同意利用美國“加勒比海發展計劃”的有利時機，向該地區投資辦廠。他的這些主張，進一步打開了人們對外開放的思路，逐漸形成了后來被稱作“走出去”的大戰略。

要求財經戰線學習發達國家用電子計算機辦公的主張，也是陳雲較早提出的。1984年，他提出要親眼看看集成電路和計算機的操作，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的江澤民帶著幾位技術人員到陳雲家裡，向他現場演示。陳雲通過顯微鏡仔細觀看了集成電路，然后向在場的新聞記者發表了談話。他指出：“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現在計算機的應用非常普遍，使生產、工作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有‘工廠自動化’、‘農業自動化’、‘辦公室自動化’和‘家庭自動化’的說法，對經濟發展起的作用很大。這些情況，對我們的國民經濟，對我們的電子工業，都是一場新的挑戰。”他請記者轉告全國財經干部：“對於電子技術，目前許多干部還沒有認識到它的重要性，要多加宣傳，注意普及電子技術知識。……在新的技術革命面前，我國財經干部面臨著知識更新的繁重任務。現在，大多數干部還沒有看到這個任務的緊迫性。”他同時強調，我國電子工業雖然進步快，但與國際先進水平比，差距還是大的，因此一定要趕上去。“要像當年搞原子彈、氫彈那樣，力量要集中。”從那之后，國家計委等財經工作部門陸續給干部配備了電腦。

陳雲關於對外開放的論述，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針對不同問題，會有不同側重點。但隻要深入研究就會發現，他的論述重點無論怎麼變化，都離不開一個中心、一條紅線，那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以我為主、做強自己。這是他對外開放思想的精髓，是最根本最本質的東西。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鮮明地提出發展與改革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經濟發展要穩中求進的思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結合的思想，對外開放中要加強自主創新的思想，等等。這些思想是對新中國成立70余年和改革開放40余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繼承、發展，也是對陳雲經濟思想正確性的又一次驗証。歷史告訴我們，真理是要經過實踐反復檢驗的，真理也是一定能夠經得住實踐反復檢驗的。

作者：朱佳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