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課本》：延安時期一部毛澤東作序的干部教育教材

重視和加強干部教育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延安時期，為了培養造就一大批革命骨干和優秀人才，我們黨把干部在職教育與干部學校教育相結合，領導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工作。教材編寫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抓手。這一時期為解決干部文化基礎問題而編寫出版、並由毛澤東撰寫序言的《文化課本》，就是干部教育的重要教材。

一、編寫背景

1938年 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提出了全黨的教育方針，明確指出，“必須大批培養和提拔有膽有識、能作能為的黨員干部和非黨員干部，並且最適當的使用、教育和愛護這些干部。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斗爭中來……研究中國歷史，提高工農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文化水平”。為更好落實決議內容，加強黨對干部教育的組織領導，中共中央特設干部教育部，張聞天、李維漢分別任正、副部長，同時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員會，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李維漢、王學文、成仿吾、周揚等。

在注重加強干部學校教育的同時，我們黨還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職學習的制度。1939年 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發布《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為干部學習作了組織上的准備。同年 5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陝北公學舉行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毛澤東到會作了講話。他強調：“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干部同志，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針對干部學習可能遇到的困難，他提出了“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 ”的方法。大規模的干部學習運動隨之展開。教材是學習的重要載體。李維漢在《我們要學習什麼怎樣學習》的文章中指出，“黨內有許多文化水平比較低的干部，他們不能自由閱讀書報。不能自由閱讀書報，即很難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因此，對於他們，特別需要提高文化水平。黨的組織，應當有計劃地幫助他們解決這個任務……供給干部用的文化課本的編輯，已是刻不容緩的了”。

1940年 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與中央宣傳部合並，改稱中央宣傳教育部，10月又改稱中央宣傳部。1941年 12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要求“中央宣傳部對各校課程、教員、教材及經費，應協同各主管機關進行統一的計劃、檢查與督促”，並強調“各種必要的課本及輔助讀物，應該有計劃的編印或翻印”。同時，《決定》中還就加強組織領導作出規定，“為加強各校的具體領導及使各校教育與中央各實際工作部門聯系起來，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等。同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同時亦適用於各地）》也明確提出，在職干部學習由中央宣傳部“實現統一的領導”，“中宣部應在明年出版計劃中保証必要的在職干部讀物及文化課本的出版”。

1942年，新華書店出版了由凱豐、徐特立、范文瀾及葉蠖生、齊燕銘、金燦然、劉亞生編寫的干部教育教材《文化課本》（共 4冊）。凱豐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特立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范文瀾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葉蠖生、齊燕銘、金燦然均為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劉亞生是八路軍 359旅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可以說，《文化課本》主要是由中央宣傳部組織人員聯合編寫而成。

該書出版前，毛澤東專門為其撰寫序言，指出，我們現在有大批聰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將來也必然還會有大批這類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但課本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現在文化課本出版了，這是一大勝利”。

二、主要內容

1939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鞏固黨的決定》中強調：“鞏固黨的中心一環，就是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文化課本》雖然是為解決文化基礎問題而編寫的，但其內容遠不限於科學知識與讀寫常識，更有對干部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方面的內容，呈現出鮮明的革命性。

（一）展現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偉大力量與光明前景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災難，激起中國人民的頑強反抗。在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誕生的《文化課本》，宣揚抗戰光明前景、凝聚團結力量是其重要內容。《文化課本》多篇課文生動展現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偉大力量以及“我們大家齊心努力，誓死向前”的決心。例如，第 1冊第 1課《旗》描寫了一個 14歲的小戰士高舉“自由”之旗奔赴抗日戰場的情形，展現中國人民“鮮明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立場和決心。文中寫道：“一個十四歲的小同志，扛著一面寫著‘自由’兩字的旗，旗幟，鮮明的在風中飄舞。小同志，圓圓的小臉掙紅了，小臉上，汗水淋漓不斷的流下來﹔他底氣力雖然還小，然而，出發的時候，他第一個就搶著把這一面寫著‘自由’的旗扛在肩上了……炮聲隱隱地送到我們耳邊，這炮聲是我們底！向著遙遠的疏疏落落我們熱情的揮動著手臂。這時候，小同志歡喜得跳起來，搖動著寫著‘自由’的旗……冷風中飛卷著鮮明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旗。”第 1冊第 43課《〈軍事〉副刊發刊詞》是朱德 1941年為《解放日報》“軍事”副刊寫的發刊詞，其中寫道：“我們進行這個正義的自衛戰爭，已經四年，今后還要繼續下去，直到抗日勝利，建國成功……民兵是抗戰勝利之本。民眾都學會了軍事，組織起千千萬萬的民兵，抗日一定勝利，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一定實現。”

《文化課本》還通過選取中國軍隊在抗戰中成功的伏擊戰、殲滅戰以及頑強苦戰等典型戰役戰斗，展現中國軍民奮勇殺敵的斗志，傳遞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念。如第 1冊第 19課《平型關的勝利》描寫了 1937年 9月八路軍第 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殲敵 1000余人，擊毀汽車 100余輛。這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侵華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

此外，《文化課本》還編有《沖上張鼓峯去》《世界反侵略陣線的戰略方針》《羅斯福對德意宣戰講演》《威爾基談話》《邱（丘）吉爾在議會的演講》《莫（墨）索裡尼的本領》《最后一課》《斯大林關於蘇德戰爭的演辭》等，展現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和必勝前景。

（二）突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領導力與使命擔當

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七七事變后，黨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全面抗戰路線，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文化課本》選編有《我和黨有歷史上不可分離的關系》《回族烈士馬駿》等課文，突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及先進性，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引領中國革命勝利的中心力量，明確“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例如，第 1冊第 10課《我和黨有歷史上不可分離的關系》是徐特立為紀念中共成立 20周年撰寫的，敘述自己“年齡已五十一歲”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在缺乏糧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但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產黨員和群眾也一般的愉快如故。其總的原因，就在於隻要黨存在，紅軍存在，我們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們的黨的自信心，群眾的自信心，結合成為戰勝帝國主義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戰勝了一切肉體上的困難”。文中還寫道：“我感覺到離開了斗爭，就沒有可能創造出今日我們這樣最有戰斗力的黨。每一個人如果離開了中國共產黨，就莫想在政治上找出路……我意想不到我親眼看見帝國主義對著我們的革命發抖，對我們的黨和群眾發抖。我還有希望看到中國獨立和新社會的建立。”

再如，第 1冊第 40課《回族烈士馬駿》是作者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結識馬駿，后來馬駿在擔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期間被捕。敵人“施用各種慘無人道的非刑，企圖從他口中得到所謂‘共黨的秘密’，但馬駿同志以其百折不屈的意志和忠心不二的操守，忍受了一切痛苦和折磨，絕未曾說出黨的半件事”。當描寫到馬駿被綁赴天橋行刑時，文中說：“他的兩髭和下巴上迎風飄動著六七寸長的黑須，愈發顯出他的英勇本色和豪俠氣概﹔他用著雷鳴獅吼似的聲音，沿途向觀眾演講，他大聲疾呼地號召：回漢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軍閥，他理直氣壯地說明：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毛澤東把“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看作“革命成敗的關鍵”，強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在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團結人民抗戰的過程中，牢牢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同時，為了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對蔣介石集團實行了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文化課本》第 3冊第 44課《毛澤東同志等致國民參政會秘書處電》展現了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作堅決斗爭的立場和態度。1939年 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之后各地反共磨擦活動日益嚴重。1940年 1月，國民黨擬派出所謂華北視察團，以慰勞視察為名，企圖到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搜集材料，以進一步攻擊共產黨。1940年 2月，毛澤東、陳紹禹、林伯渠、吳玉章四人以國民參政員身份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揭露華北視察團的真實任務，指明視察團“對於視察事項所收材料及所作結論，必屬偏私害公，殆無疑義”。這封電報迫使華北視察團去延安的行程中止。

（三）宣揚領袖毛澤東的革命品質和求真務實的作風

唯物史觀認為，無產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領袖。列寧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1935年 1月，遵義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文化課本》選編有《毛澤東的少年時代》《瀏陽遇險》《毛澤東同志的實際精神》《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的演講）》等課文，展現了領袖毛澤東的革命品質、求真務實精神及創新能力。例如，第 1冊第 6課《毛澤東的少年時代》通過“不願意發財”“對舊小說懷疑了”“不相信鬼神”“同情被壓迫者”等具體事實，說明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就具有革命品質。第 2冊第 4課《毛澤東同志的實際精神》是徐特立用自己聽說及經歷的幾件事，生動展現毛澤東求真務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文中寫道：“毛主席對於群眾和下級干部是媽媽對孩子的態度，十分耐煩。譬如紅軍中廢除打人、罵人、槍斃逃兵的辦法，是毛主席的主張”，這一主張是“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后確定的，“毛任中央政府主席時，曾經和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兩個鄉主席談了七天……這次的談話，得到了改造鄉蘇維埃的具體材料。這種材料，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我們毛主席就是從最下級的鄉主席那裡得到了過去人類沒有發見的財寶”，“上面一類的事還多得很，不能多寫，現在我要做一個結論：毛主席的工作作風，確是列寧的作風”。

總之，在作者筆下，毛澤東是敢於直面挑戰、破解難題的偉大革命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的偉大進程中不斷追求真理，始終注重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是當之無愧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及建設新中國的領袖人物。《文化課本》第 1冊中明確寫道：“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四）引導黨員干部提升科學文化水平、掌握唯物辯証法與讀寫常識

科學作為人類認識世界（包括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種實踐和精神活動方式及其成果，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認為：“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裡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裡得到自由。”《文化課本》選編有《手和腦》《人類的發明和生物的技能》《細菌》《植物和動物的分野》《兩個鐵球同時著了地》《揭開了天空的秘密》《天氣》《機械的工作》《科學發明的利用》《科學的頭腦》《農諺》《詹天佑》《勞動的果實》《理信與迷信》等課文，通過人類的起源、人類的發明、生物的技能等展現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如第 1冊第 8課《手和腦》通俗易懂地說明手和腦在人類進化中的重要性，闡釋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在人類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科學論斷。課文寫道：“很古很古的時代，人類和各種動物同住在山野裡、森林裡。比起各種動物來，人類柔弱得多了！……人類能拾起一根樹枝或是一塊石頭來。這好像無足輕重，不知道卻是人類使用武器的開端，也就是人類征服各種動物的開端……如果人類沒有勞作，沒有社會生活，他不會進化成今天的樣子。勞動使人類的手和腦都在不斷的進化之中。”第 1冊第 42課是科學家任鴻雋撰寫的《科學的頭腦》，闡明科學的頭腦是現代世界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提出培養“科學的頭腦”有 4個必要條件，即“注重事實”“了解關系”“精密正確”“力求透澈”。文中寫道：“我們常常聽見說，現今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這個話的意思，是說現今的世界，不但讓電燈，電話，輪船，火車，無線電，飛機（這些都是科學的發明）把我們的生活情形改變了，就是我們的一言一動，思想行為，也免不了受到科學的支配。換句話說，做現今世界的人，必須具有科學的頭腦，不管你是科學家不是科學家……我們在希望科學的開花、結果以前，必需培養科學的本根，那便是科學的頭腦。有了科學的頭腦，不怕沒有科學。”

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隻有借助於辯証法才有可能。”《文化課本》選編有《簡短的故事》《頂好的和頂壞的菜》《喝干海水》《鄒忌諷齊王納諫》《孔子疑顏回》《林沖棒打洪教頭》《於中丞》等成語故事、寓言故事、歷史故事，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展現了辯証思維、推理能力等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如第 1冊第 2課《簡短的故事》選編有“自相矛盾”“漁人得利”“狐假虎威”“畫蛇添足”四個成語故事，蘊含的正是辯証思維方式。《文化課本》還選編有《簡政不是“減政”》《三灣改編》《減租會開美了》《列寧和一個哨兵》《列寧的生活態度》《工作的大小》《關於播種工作的談話》《荒蕪了的花園》《口頭與書面》《電影院與瘋人院》《安泰的死》《敵友》等課文，呈現觀察問題及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如第 1冊第 13課《關於播種工作的談話》描述斯大林同一名愛廢話的同志的談話，闡明空談不能代替工作，要老老實實做事情。第 1冊第 31課《簡政不是“減政”》對“精兵簡政”政策的初衷進行了解釋：“我們待做的事正多，目前的人材也非常不夠我們的需要”，但卻有許多地方存在著人材沒有擺在適當的崗位、可以並在一個機構裡辦的事分屬幾個機構、一個人可以做的事而常常用幾個人等現象，“這不僅浪費人力物力，同時還障礙著工作的效率和速度的提高”。課文還進一步闡釋了“簡政”的真意，明確“簡政”不是“少作事”。《文化課本》通過故事和事例的分析，闡明不能採取靜止的觀點、僵化的思維進行工作，而應立足實踐，以動態、發展、聯系的觀點去認識和理解社會活動及其規律，去把握和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為提升文化基礎薄弱干部的讀寫能力，《文化課本》在每冊 3-4課之間專門編有“文法”，詳細說明字、詞、句、篇要點，如第 1冊編有“字與詞”“詞的排列”“句和語”“句的構造”“主語與名詞”“主語與代名詞”“述語與動詞”“述語中‘連帶的成份’”“助動詞”“句子的附加成份（一）”“句子的附加成份（二）”“介詞與連詞”共計 12個“文法”，每個文法知識編有與課文相關的“練習”，以訓練基本寫作能力。不僅如此，第 1冊專門編有《日常應用文》《標點符號（普通用的十二種）》兩課，其中《日常應用文》有“尋物”“招領”“收條”“領條”“通告”“布告”6種范文，以提升干部的應用文寫作能力。此外，為提升閱讀能力，《文化課本》還選編有文言文《愚公移山》《左忠毅公軼事》等，主要在第 4冊。同時，《文化課本》各篇課文后大多附有“全文要旨”“章節大意”“音注”等，便於干部自學。

三、意義和價值

毛澤東在為《文化課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文化課本的出版，是廣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們大群的干部會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這個課本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從出版之日起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后，《文化課本》作為干部教育教材、中學教材乃至青年自學教材不斷修訂出版、廣為流傳。各地在翻印時，書名除《文化課本》外，也有的冠名《中級國文選》。如 1942年 3月新華書店出版《中級國文選》4冊﹔1946年 4月膠東新華書店翻印《文化課本》4冊。新中國成立前后，《文化課本》也發行過單冊，內容為原來的第 1冊，如 1948年 5月大連日報社出版《青年自學叢書之四：文化課本》、1948年 10月華中新華書店二分店翻印《文化課本》、1949年 8月皖北新華書店印行《干部文化學習材料：文化課本》、1950年 4月新華書店蘇南分店再版印行《文化課本》等。此外，《文化課本》選用的《毛澤東同志的實際精神》《海上的日出》《詹天佑》等多篇課文也出現在各類語文教科書中，如新中國開國教科書中，《初中國文》第 3冊第 1課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實際精神》。《文化課本》的廣泛應用和傳播，與其重要意義和價值是分不開的。

（一）解決了干部學習中提升文化基礎的應急之需

教材是干部教育最直接的材料。1939年 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強調，“黨、政、軍、民、學各種機關的在職干部，均應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並提出“每日二小時學習制”。當時，無論是地方干部還是部隊干部，在學習過程中普遍表現出對教材的強烈需求。1940年 10月的一篇報告指出：“部隊中的在職干部，工農出身的遠遠多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對於這大多數工農出身的干部，在理論教育上特別需要適當的教育干部幫助他們，需要適當的教材供給他們閱讀，可是這樣適當的教育干部與教材，至今遠遠沒有解決。”其中還提到，總政治部華北考察團北線部隊在工作總結中這樣說道：“學習材料之缺乏，為敵后部隊之嚴重問題。”在學習內容上，1941年 12月，《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規定：“沒有較高的文化水平，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與可能學習的縣級營級以上工農出身的老干部，應先補習文化。這種補習，不應隻限於識字之多少，而應包含閱讀寫作能力，歷史地理常識，社會政治常識與自然科學常識的獲得。”《文化課本》明確以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為指向，打破以往單一學科知識的局限，在內容上融社會常識、自然常識及文法知識為一體，突出時事政治、軍事問題、邊區建設、工作方法、國際形勢等主題，將基礎知識教育與時事政治教育聯系起來，將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聯系起來，為文化基礎薄弱的干部學習提供了應急之需。正如毛澤東在《文化課本》序言中所言：“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於直接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文化課本》作為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基礎教材在抗日根據地廣泛使用，如《陝甘寧邊區在職干部教育實施辦法草案》中將《文化課本》列為文化教育的初級教材和中級教材。

（二）倡導了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

毛澤東指出：“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要克服主觀主義，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體現在干部教育上，毛澤東特別強調：“對於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文化課本》圍繞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展開，從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展現了國內和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的最新變化和新形勢，同時選編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解決革命實際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鮮明體現了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同時，《文化課本》第 3冊集中選編有《學習》《兩種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群眾》《原則精神》《提拔新干部》《接近非黨群眾》《論宣傳的群眾化》《打碎舊的一套》等課文，倡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如第 3冊第 1課《學習》是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的一部分，其中寫道：“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干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著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文化課本》關注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培養，特別突出對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引導黨員干部周密地看待周圍環境和任務，具體地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來解決中國革命中的實際問題，把革命推向前進。

（三）堅定了廣大干部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信念信心

隨著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在“日寇政治誘降的惡毒陰謀”“中國投降妥協分子之投降與分裂的罪惡活動”以及“國際東方慕尼黑的暗中醞釀”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國抗戰形勢出現了“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對此，我們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 ——反對向后倒退！”這個口號的提出，使全黨步調一致，也幫助黨外許多人清醒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出現的嚴重危機，分清了大是大非。我們黨還注重將抗日救亡教育融入干部教育之中，旨在堅定廣大干部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信念信心。《文化課本》明確“抗日一定勝利，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一定實現”，強調“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同時選編有大量關於時事政治的通電、演講及《海上的日出》《青年人的方向》《光明》等課文，展現未來光明前景。例如，第 1冊第 3課選入巴金在赴法國留學的船上寫的《海上的日出》一文，聚焦海上日出這一“偉大的奇觀”，意在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追求新中國和新社會的光明前景。課文寫道：“太陽在黑雲裡放射出光芒，透過黑雲的周圍，替黑雲鑲了一道光亮的金邊，到后來才慢慢兒透出重圍，出現在天空，把一片片黑雲變成了紫雲或紅霞。這時候，光亮不僅是太陽，雲和海水，連我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第 2冊第 31課《八路軍新四軍討汪救國通電》一課指出：“全國繼續團結，不中敵人奸計，消弭磨擦，反對內戰，……合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堅持抗戰局面，爭取最后勝利。”第 3冊第 43課《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 1940年 2月 20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講，開篇即是：“今天延安各界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各代表濟濟一堂，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這個會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文化課本》還以馬老太太、伙夫老武、老戰友等干部群眾楷模的事跡，展現中國人民的百折不撓與英勇頑強，引導黨員干部以他們為標杆，堅定信念，砥礪奮進。《馬老太太之死》敘述了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的回民支隊隊長馬本齋的母親被敵人搜捕后，“為要使兒子堅決抗戰，不挂念自己，百折不回，絕食而死”，展現了馬老太太“危難中的氣節”。《伙夫老武》描寫二連伙夫武登初堅決要求上火線，后光榮犧牲，成為“民族英雄”的事跡。課文寫道：“連長每逢見了他的面，老是翹起大拇指夸獎他：‘勞動英雄’。他一點也不驕傲，照例用著他那拖長的調音答著：‘勞動英雄，我還要當民族英雄哩！’……手榴彈又爆炸了，山谷震動了！隨著殺聲之后，隊伍佔領了山頭。連長含著滿眼的熱淚，伏在地上，親切的撫摸著他——勞動英雄，民族英雄！”

毛澤東指出：“在黨的培養與艱苦斗爭中創造出來的干部，是民族的珍寶。”《文化課本》以抗戰救國為時代主題，用簡明通俗的文字，生動形象的事例，引導黨員干部不僅“能看能寫”，更要追求科學、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將革命道理與工作實際相結合，為我們黨開展干部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教材。這一時期我們黨對干部教育工作常抓不懈，為中國革命事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干部人才，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

作者：吳小鷗，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