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政治作用——林伯渠對革命和建設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貢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發揮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舉措”，“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堅持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也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林伯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創始人之一，是黨的統一戰線的關鍵溝通者、理論宣講者和實踐推動者。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既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組織者，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積極倡導者。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積極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作出了重要貢獻。重溫老一輩革命家在艱苦卓絕的革命和建設時期建立、鞏固和擴大革命和愛國統一戰線的經驗和做法，對於新時代更好發揮社會各階層積極作用，團結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磅礡偉力意義重大。

一、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

堅決主張國共兩黨合作。林伯渠是共產黨黨內最早主張與孫中山合作的人，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組織者之一。1922年夏，廣州政局發生劇變，陳炯明炮擊總統府。當時的中共廣東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內部，對此看法不一。1922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黨團干部會議，會上談到同國民黨建立合作關系的問題。不少黨員都傾向於支持陳炯明，但林伯渠堅決主張支持孫中山，認為應尊重歷史，贊同國共兩黨建立合作關系，反對陳炯明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軍閥割據之實的“聯省自治”。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下，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最終同意和孫中山合作。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提出：“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國共合作醞釀時期，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開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工作。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二大通過《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是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8月，西湖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推動國民黨改組，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發生重大改變時，孫中山也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西湖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代表多次與孫中山會見，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林伯渠一直參與其中。1923年6月，黨的三大召開，大會批准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方針，同時進一步提出“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黨的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區委決定，全體同志於最短時間內加入國民黨，並增設“國民運動委員會”，指定林伯渠為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由於林伯渠身兼國共兩黨數職，因此當時江浙滬湘等地的許多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都同他有關。此外，當時中國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如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蔡暢等80多人加入國民黨，也同林伯渠的積極推動分不開。

1923年11月，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成立。之后，林伯渠繼續留在上海，協助廖仲愷積極籌備國民黨改組工作。同年底，林伯渠來到廣州，為起草國民黨一大宣言，在國共兩黨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之間積極磋商、斡旋。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等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通過了國民黨黨綱、黨章，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意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等10名共產黨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隨后又推舉林伯渠為農民部長。至此，國民黨改組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邊區、發展人民進步力量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召開，中共中央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此后，林伯渠親力親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爭取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奔走於西安、南京、上海與廬山之間。

以黨外合作實現國共合作。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樓召開擴大會議，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發展求鞏固”。林伯渠贊成這一觀點，並提出盡快把我們的力量搞得大些，“擴紅應為十萬”，得到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贊同。擴大會議后，林伯渠多次聯絡國民黨內的老朋友，以促成國共兩黨談判。隨后，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基本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原則，由內戰轉向抗日，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林伯渠對此十分高興，提出未來國共合作的形式是黨外合作，且要重視軍隊工作的領導權問題。

為最終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年7月，林伯渠同周恩來、博古前往上海、廬山，與國民黨中央進行談判，並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呈交國民黨。8月，洛川會議召開，討論了當前形勢與黨的任務、國共兩黨合作等問題。洛川會議后，林伯渠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系廣、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集中全力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順利實現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講話，國共兩黨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林伯渠任邊區政府主席，中心工作是進一步發展、充實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8月下旬，陳獨秀出獄后，表示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繼續工作。9月10日，毛澤東、張聞天電告林伯渠，提出“不拒絕與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的原則，對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指導意義。林伯渠后來接待過許多曾犯過錯誤或因其他原因離開中央，但又願意抗日的人員，團結他們共同抗日。

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在西安期間，林伯渠十分重視發動和組織民眾。他提出：“現在大多數群眾團體與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愛護八路軍、共產黨主張之熱烈情緒，真有與愛護自己的分子一樣”，建議中央充分估計這種形勢。此后，林伯渠領導西安各民眾團體參加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和游行，積極營救被逮捕的抗日救亡團體負責人，引導他們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並親切接待來訪的進步青年和歐洲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柯棣華等，幫助他們順利抵達延安。

此外，林伯渠還利用他廣泛的社會聯系和在國民黨內的影響，主動對一些國民黨將領及陝西省外的國民黨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如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及其繼任者程潛、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第七戰區司令官劉湘等。解放戰爭期間，劉湘舊部潘文華率部隊起義，都同他這一時期所進行的統戰工作有密切關系。

同時，林伯渠積極在民主人士中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曾多次接待愛國知名人士李公仆、聞一多等，同他們懇商抗戰大計。他還利用去武漢、重慶的機會，做過許多團結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工作，如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等。林伯渠常說：“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極其凶殘的日本帝國主義，大家隻有團結一致，才能打敗它。不然，不管你是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無黨派，都得當亡國奴。”

反對投降主義，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初期，林伯渠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同張國燾進行了堅決斗爭。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召開。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不同意汪精衛提出的“在朝在野黨”意見，認為各黨各派都應“捐棄成見”，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並提出將國民黨中的抗戰派和投降派區分開來，得到各小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人的贊同，從而進一步發展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0月，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召開，林伯渠與吳玉章等人提出《嚴懲漢奸傀儡案》，獲大會通過﹔他還積極支持陳嘉庚提出的“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案，與汪精衛等投降派進行了堅決斗爭。1939年冬至1944年春，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林伯渠堅持黨的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斗爭，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邊區、發展人民進步力量作出了卓越貢獻。

建立“三三制”政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領導邊區政府工作，首先是抓好“三三制”政權建設。他認為，搞好“三三制”選舉，是建設“三三制”政權的關鍵。1941年1月，邊區開展了普選運動。由於各派認識不一，在選舉時出現了或“左”或右的現象。林伯渠指出，“我們總的政策，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內容就是要照顧到各階級各黨派的利益”。實行“三三制”政策，並不是共產黨放棄領導﹔相反，隻有共產黨員不超過三分之一，使多數的非黨人員接受黨的政策，才能真正稱作黨的領導。不久，邊區黨委發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林伯渠稱其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文件”，條文中“貫徹著統一戰線與新民主主義的精神”。經過半年多選舉，全邊區普遍建立起“三三制”縣級政權。同年11月，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召開，新選出的蒙、回、藏、漢等民族的193名正式參議員和16名候補參議員參加，共商邊區大事。

建立“三三制”政權不易，鞏固“三三制”政權更不易。部分黨員存在“我是主人，他們是客”的思想，非黨人士也存在做客思想和觀望態度，不滿有人把他們當作“花瓶”擺設。為改變這一現狀，林伯渠把能否團結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共事、使黨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職有權視為鞏固“三三制”政權的關鍵，並多次與黨外人士座談，主動征求李鼎銘等黨外人士意見。在了解到黨外人士意見主要集中在“有職有權”問題上時，立即召開黨組會進行研究，並提出四條改進措施。在同黨外人士合作中，林伯渠既尊重他們，又堅持黨的原則立場。由於他的真誠努力，李鼎銘等黨外人士在邊區“三三制”政權中，和共產黨合作良好。

為加強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林伯渠還廣交社會有識之士，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他倡議組織的“懷安詩社”，聚集了很多民間人才。此外，他還重視培養婦女和青年干部，從政治上團結各抗日階級和社會階層，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抗日救國、建設邊區而精誠合作。

三、積極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推動建立、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社會各界熱烈響應。1945年3月28日，林伯渠虛齡六十壽辰，中共中央在給他的祝壽函中寫道，“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為顯著。你代表黨把目前挽救時局關鍵的主張，民主的聯合政府，首先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要求”。

籌備新政協會議，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給習仲勛、林伯渠發電報，擬請林伯渠赴中央工作，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黨中央派林伯渠作為中共代表，赴東北迎接民主人士。到沈陽后，在與民主人士的頻繁接觸中，林伯渠了解到，他們擁護黨的領導，擁護八項和談條件，對於召開新政協、成立共和國政府，原則上也表示贊同，但對新政府的產生辦法、新政協組織與人事配備、今后各黨派存在與否和他們的發展前途，以及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等問題，還有一些不同看法和顧慮，林伯渠對此耐心解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林伯渠指出：黨要“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使其在崗位上有職有權”﹔“要經過他們中的進步分子，領導落后分子”﹔做統戰工作要注意“反對關門主義，同時不要遷就”。

為盡快召開新政協會議，林伯渠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對於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途問題，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義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領導不是包辦，而是能代表各個階級的利益”，“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員“給以前途，使之事業有發展，兒女生活有保障﹔有朝一日，其工業工廠收歸國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總之就是合作的前途”。他的發言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

推動成立全國學術界、文藝界等人民團體。為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科技文化界人士，林伯渠大力推動成立全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群眾團體，不僅參加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委會成立大會，還是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發起人之一。1949年7月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召開成立大會。林伯渠指出，“黨的、非黨的，老解放區的、新解放區的與待解放區的，城市的、鄉村的各方面的文學工作者，要在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之下，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針之下，結成堅強而廣大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內部，進行適當的批評與教育”，並強調了聯系群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還參加了新政治學研究會、新法學研究會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人民團體的成立大會。這些團體大部分是新政協會議的參加單位。它們的成立直接促成了新政協會議的召開。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來自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代表共600多人參加會議。林伯渠出席了此次盛會，並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

團結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僑胞，擴大國際統一戰線。在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期間，林伯渠同各民主黨派進行廣泛接觸、協商，及時將各方面意見上報黨中央，在團結廣大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對那些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愛國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林伯渠對他們的工作、生活、思想和政治進步等十分關心，多次幫助其解決實際困難。為繼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推動全國政權建設，林伯渠提出，我們應當學習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總結的中國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兩條經驗：“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和國際的統一戰線”，“這是中國人民達到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也是中國人民鞏固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

促進民族大團結，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搞好各民族團結，是統戰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1950年初，林伯渠積極支持和指導國家民委在北京創辦藏族干部研究班，並親自到研究班作報告。他還多次在中南海接見各民族代表團，鼓勵他們搞好民族團結，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

2024年是人民政協成立75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75周年。在革命和建設年代，以林伯渠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鞏固和擴大革命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為實現國共合作、奪取抗戰勝利、建立新中國作出了卓越貢獻，也為新時代更好發揮社會各階層積極作用、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凝聚起民族復興的磅礡力量提供了鏡鑒。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