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優良傳統舉要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積累並形成許多優良傳統。這些優良傳統匯聚歷代史學家智慧，是史學史中的寶藏。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以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為參照，形成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史學新風貌。關於中國史學的秀良傳統，舉其要者如下。

深刻的歷史意識傳統

從《尚書·召誥》“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到清人龔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意識貫穿在從古到今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的思想中，是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層面。中國古代史學經歷數千年而綿延不絕，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觀、史法不斷進步，正是中華民族具有深刻歷史意識的反映。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英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名家李約瑟，因司馬遷《史記》記載的大部分商王之名在安陽出土甲骨文中得到証明，感慨地寫道，“這一事實再一次說明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傳統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響之大。

恢宏的歷史視野傳統

歷史視野方面，劉知幾評價司馬遷《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這一特點使中國史學在初始階段就具備宏偉闊大的規模氣度，對后世影響極大。班固自述《漢書》記西漢兩百多年史事，“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劉知幾評價《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史家能在一部斷代史中敘及如此廣闊豐富的內容，若無恢宏的歷史視野是不可能做到的。《漢書》無愧於中國古代斷代史撰述的典范。其后，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宋代史家司馬光主持編纂《資治通鑒》、鄭樵撰《通志》，元代史家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清代史家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都繼承發展了恢宏歷史視野的傳統，成就了不朽的史學事業。

鮮明的時代精神傳統

時代精神方面，孔子修《春秋》，一方面尊王道，另一方面又重人事，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隻有在秦漢大一統的歷史條件下才可能誕生，前者撰寫國家統一歷史進程中多民族的歷史，后者完備撰寫西漢王朝之興衰，都具備鮮明的時代精神。唐修《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南史》《北史》，摒棄“索虜”、“島夷”蔑稱，並在新修《晉書》中以“載記”形式肯定十六國的存在和成就，充分反映隋唐政治大一統的時代精神。元修遼、宋、金三史和清修《明史》、“續三通”、“清三通”，更展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走向鞏固階段的時代精神。恢宏歷史視野和鮮明時代精神等優良傳統，是當今史學應當努力繼承並發揚光大的。

經世致用的傳統

中國先民很早就懂得歷史對現實的意義，如《周易·大畜》言“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為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對培養德行、增益歷史智慧是大有益處的。當時可能還未有史書，人們隻憑口耳相傳了解歷史，卻也產生了真知灼見。當社會發展到可通過閱讀史書了解歷史的時代，人們便更清楚地認識到歷史對現實的意義。如孔子所修《春秋》是現存較早的史書，孟子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道出史學的經世功能。司馬遷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把人們了解歷史是為了從中得到借鑒的目的說得更清楚了。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深知歷史和史學的重要性，認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這是真正感受到歷史借鑒作用和史學經世價值而發出的感慨。杜佑撰《通典》，目的即在於經世致用：“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司馬光主持編纂《資治通鑒》，進一步論述史學經世致用的目的，“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興衰、得失、善惡、是非，概括了一定時期的歷史形勢和社會實踐，展現出司馬光深邃的歷史思想和明確的現實關懷。后人對《資治通鑒》有續作、改作以及更換體裁的重作，証明其影響之大。

明清之際，史學經世致用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高度，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王夫之《讀通鑒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王夫之把中國古代史論推向新的高峰，《讀通鑒論》中的4篇敘論更從理論層面闡釋史學“資治”價值以及能發揮這種作用的原因，極具啟示意義。

史學家重視自我修養的傳統

自孔子評價春秋時期晉國史官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后，“良史”成為人們對杰出史學家的敬稱。西晉時，人們稱頌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編年、紀傳體孰優孰劣的爭論引發“良史”標准的爭論，唐人皇甫湜作《編年紀傳論》，對“良史”標准作了概括：

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系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

在他看來，優秀史著重在內容，而形式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最重要的是“是非”判斷符合“眾人”看法，“善惡”評價合乎“聖人”之意，做到“不虛美，不隱惡”。這是對“良史”比較全面准確的總結，也可視作對史家提出的要求。

史學批評家劉知幾也從理論層面論述了史學家應具備的修養。他在回答“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問題時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三長”的“史才”指史學家的綜合素養，“才也，學也，識也”中的“才”指史學家的撰述表達能力。此論對后世影響甚大。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多次論及才、學、識三長，並以“史德”補充“史才三長”論。近人梁啟超綜合劉、章之說，將四長重新排序：“史德”為先，“史學”其次，“史識”再次，最后為“史才”。從關於“良史”的討論到“史才三長”及“史德”論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史學家重視自我修養的傳統，也反映了社會對史學工作者的極高期望。這對提升當今歷史研究者的修養、培養史學人才、改進史學風貌，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