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推動文明進步的強大杠杆

馬克思恩格斯將“文明”視作社會生產力的標識。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就是“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

馬克思認為，科學技術進步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

19世紀的歐洲，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發展，科技革命帶來生產力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肯定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進步，詳細列舉機器的使用、化學的應用、輪船鐵路電報等科學技術成果。同時，他們指出，進行共產主義的“精神生產”，必須“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極大地提高勞動者素質，將先進的科學技術運用到“提高社會生產”的實踐中，為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提供現實基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用“文明時代”指蒙昧時代、野蠻時代之后的發展階段，指出“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不同社會生產群體根據相應生產力基礎形成不同的生產關系，從而產生多種文明形態。

1846年，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說，“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他認為，生產力進步為更高級文明取代現有文明提供了可能，文化與科技融合是深刻的“化學融合”，文化作為精神生產力一旦充分釋放出能量，將會對物質生產力產生強大驅動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們認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文化發展和生產力進步之間存在“不同步”現象，隻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物質財富生產出現大量剩余，精神產品生產才逐步成長為社會分工體系中相對獨立的部門，一部分人才從物質生產部門中分離出來專門從事精神產品創造和傳播，由此帶來了文化的繁榮發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觀察到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指出生產力發展歸根結底“來源於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同時，科學的本質是“社會發展的一般精神成果”與“歷史發展總過程的產物”，表現了“這一發展總過程的精華”。此外，“隨著表現為工業革命的生產力革命的發生，生產關系也必然發生革命”，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不斷引起精神產品創造和傳播的革命性變革，因此加速了人類社會文明形態演進的速度。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立志於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千秋偉業，努力“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回顧百余年奮斗歷程，我們黨始終把文化與科技統一於“現實的人”的物質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將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不斷轉化為持續增進的民生福祉，有力鞏固人民群眾的共同體意識，不斷提升社會主義文化的認同度，以文化創新與科技進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繁榮興盛。

科技為文化賦能，文化為科技鑄魂。科學技術始終是推動文明進步的強大杠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形成更多新的文化產業增長點”。新征程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要把握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趨勢與規律，以科技創新賦能文化新業態，培育發展好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以文化涵育為科技進步發展增添動能，更加深刻地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明更新，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