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

2024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黨史學習教育工作條例》，指出：要“學習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和實踐”，對黨員干部學習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提出明確要求。

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研究大家逄先知在《懷人說史》中談到，胡喬木對學習黨史曾提出過“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的要求。逄先知寫道：“胡喬木非常重視黨史的寫作，也非常重視干部對黨史的學習。1991年11月20日，他在中宣部黨史學習班的講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那一天，我和鄧力群、王忍之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聆聽了喬木同志這次簡短而重要的講話。”在黨史學習班上，胡喬木說：“我們要做好黨的工作，需要了解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學習中國歷史的背景。”胡喬木提出的“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的這一科學論斷，對新時代學習我們黨堅持“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在序言中，逄先知提示讀者：《懷人說史》收錄的《我所了解的胡喬木同志》一文，在1994年胡喬木誕辰82周年紀念會上發言基礎上，做了大量補充，篇幅增加了兩倍，增加的內容是從作者筆記本中摘錄的。該文第六節“滿懷深情談黨史”，記錄了作者聆聽的胡喬木六次關於黨史的談話。這些記錄，可看成是對結集胡喬木從1956年11月到1991年8月關於黨的歷史研究的48篇文章談話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的有益補充。

黨史學習、研究和寫作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結合《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一書和《我所了解的胡喬木同志》一文中記錄的胡喬木相關思考，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他晚年提出的“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這一論斷。

一、“怎樣在發展中把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加新的內容，使之發展，作出貢獻，確實是個問題”

1985年11月4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胡喬木說：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系”。針對當時蘇聯刊物批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將其翻譯成“中國式的標新立異的馬克思主義”的情況，胡喬木認為：這句話對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有點歪曲。有特點和標新立異的含義起碼是不盡相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不管運用在哪個國家，都會發生變化。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是東方大國，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不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怎樣在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怎樣在發展中把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加新的內容，使之發展，作出貢獻，確實是個問題。”

這就涉及到對中國文化的分析。胡喬木認為：“不能把中國傳統文化一概說成封建主義的。有些文化是有階級背景，有些則不受或不直接受階級利益支配。中國文化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國為什麼能接受馬克思主義？我們很需要認真研究，答復這個問題。”一方面，中國離德國很遠，馬克思沒有研究過中國的歷史。馬克思著作中有一些地方提到中國，但把提到中國的地方統統加起來，也隻佔很少的分量。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文化資料浩如煙海，太豐富了，要充分研究它取得的科學成果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胡喬木指出：“我們黨一成立，就宣傳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這是很對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有計劃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但沒有完成。我們不能責備前人，因為那時沒有這樣的條件。” 有計劃地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胡喬木進一步提出：“中國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問題上結合了？還要研究。”具體到黨史寫作，他分析了中國歷史上的各種社會形態與對應的歐洲社會形態的差異，認為要警惕同一名詞的不同含義。他以農民問題為例進行了具體闡釋：“中國的農民與歐洲的農民不一樣。現在中國農民分貧農、中農、雇農（嚴格說不是農民）等。把歐洲的標本放到中國來是不行的。”“中國富農的歷史比資本主義要早得多。這種富農是中國歷史上所特有的。中國富農的問題很復雜，有自己的特點。這要涉及到黨史、土地革命怎樣對待富農等問題。”“有的時候，一個名詞用來用去會發生很大的危險，好像既然叫富農，中國的與歐洲的就都一樣，那就不對了。如果弄不清楚，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就不容易說准確。”“當然也不能說中國農民運動與歐洲的就一點相同的地方都沒有。但必須看到，中國農民戰爭與中國共產黨結合之后產生了新的形態，既不同於歐洲或別的國家的農民戰爭，也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胡喬木關於中國農民戰爭與中國共產黨結合之后產生新形態的分析，很有啟發意義，有助於黨史研究、寫作和學習的進一步深化。

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系”這個問題，胡喬木在這次談話中實事求是地承認：“講起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革命的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研究黨的歷史就會遇到這些復雜的問題。我能提出的問題，並不是我能答復的問題。我還沒有確定的意見。”“如果沒有一定的見解，就很難寫好黨史。”

雖然當時表示對這一問題沒有確定的意見，但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將近六年后，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70周年，胡喬木抱病寫成了《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篇有分量的長篇理論文章。文章發表在1991年6月25日的《人民日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歷史是成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是成功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結合黨的歷史，胡喬木從12個方面概括了我們黨70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分別是：（1）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戰爭思想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發展道路。（2）提出了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一系列創造性思想。（3）在與其他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創造了獨特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策略原則。（4）創造了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5）提出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和正確區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原理。（6）創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7）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新經驗。（8）成功地開創了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事業。（9）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10）提出和實行了保衛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受腐蝕和顛覆的方針。（11）在國際關系上提出了並一貫執行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2）把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貫徹到黨的全部工作中。

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對馬克思主義做出諸多方面的創新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堅持了“兩個結合”。換言之，我們黨取得的每一步勝利，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果。

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國內歷史原因，也有國際原因，究竟不是隻用封建主義影響所能解釋的

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當“兩個結合”做的好的時候，黨的事業比較順利、取得成功﹔而當“兩個結合”做的不好或被拋棄的時候，黨的事業就會經歷曲折、遭受挫折。

1980年至1981年，胡喬木在鄧小平主持下負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起草工作。起草工作面臨的一個難點是對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客觀原因進行恰如其分的敘述。為了解決這個困難，胡喬木進行多方面的分析，認為不能僅僅提封建主義的消極影響，還應該指出國際方面的原因﹔隻有這樣，才是客觀的，公允的，全面的。

1980年7月23日，在同《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胡喬木指出：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他從三方面分析“文化大革命”這一錯誤發生的原因，其中第三條提到：“整個社會條件是，中國長時期的封建社會在各方面遺留的傳統，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還是一個新的制度，還不成熟，還沒有完整的經過考驗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執政以后，怎麼樣起作用，也沒有成熟的理論”。換言之，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是“舊的沒有擺脫，新的沒有成熟”。

1980年9月21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胡喬木講解了《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論斷。他說：《決議》主要是在說明為什麼產生“文化大革命”。關於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本國的和國際的社會背景，胡喬木強調：“我覺得，我們確實需要指出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的確我們大家也容易了解。”他同時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些消極的東西，對中國黨歷史上的發展影響絕不能小看。我們並不是要把我們的錯誤推給人家，但是，客觀的歷史的影響是不能否認的”。

1981年5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喬木關於《決議》做了幾點說明。其中第六點指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澤東同志固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馬克思主義者對待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能不著重分析歷史背景，而不應著重個人責任，尤其不應著重個人品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國內歷史原因，也有國際原因。包括馬列的一些不明確的被誤解的論點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的影響，指出這些原因，才是客觀的，公允的，全面的。”換言之，隻有把“文化大革命”的國內歷史原因和國際原因這兩方面都分析好，才是全面的。胡喬木補充說：“當然不能說毛澤東同志沒有受封建主義歷史的影響，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隻用封建主義影響所能解釋的。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但他確是（至少主要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基本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但不能因此就說他不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1981年6月27日，《決議》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得到一致通過。《決議》對“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的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做了分析。關於國際方面的原因，《決議》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關於國內歷史方面的原因，《決議》寫道：“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

三、我們的黨史本“一定要有科學性”“同時又要有生動的敘事”﹔“黨的歷史應該對一些個人的活動有所記載”﹔“《史記》的優點我們不應當放棄”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華。1958年8月，在批改一篇文章加寫的一段話中，毛澤東認為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並特意把“司馬遷的頌揚反抗”，與“孔子的有教無類”等諸多例証放在一起，作為這種人民性在歷史上的優秀代表。

近30年后，在指導黨史寫作的過程中，曾任毛澤東秘書達20多年之久的胡喬木，多次舉司馬遷《史記》為例，提出要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1985年11月4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他指出：“黨史、革命史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革命不是隻有個別大人物、而是有無數小人物參加的。不可能寫很多小人物，但一個也不寫就會成為英雄創造歷史了。”“黨史應該有相當生動的情景，不但能說服人，而且能感動人，不但用正確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黨史要有許多名言軼事，有人物描寫。像司馬遷的《史記》，將劉邦、項羽的形象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之流傳下來。這樣的歷史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歷史不僅是簡單的記事，而是要像司馬遷的《項羽本紀》那樣寫得膾炙人口。讀《項羽本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這裡，胡喬木對黨史寫作提出的高要求，是為了讓黨的歷史像司馬遷的《史記》等優秀歷史作品一樣，更好更長遠地流傳下來，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1986年10月25日，胡喬木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一編的修改所作的談話中指出：“一般地說，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瀾起伏，“毛主席常常對我說，寫文章要善於提筆，要有提神之筆。在看似乎平常的地方忽然提高了，使讀者精神為之一振。”“馬克思寫《資本論》那樣科學的著作，也很注意使文章有波瀾，有變化。哪些地方有嚴密的論証，哪些地方有生動活潑的敘事，哪些地方有諷刺，引用莎士比亞的詩，或者自己寫些挖苦的話，他都是很用心思的。”在列舉馬克思《資本論》的寫作方法和毛澤東傳授的寫作經驗后，胡喬木提出：“要學習《左傳》《史記》這些中國歷史名著的成功經驗。要寫出許多感動人的場面。”“我們的黨史本一定要有科學性，要有科學的分析，科學的論斷，要對重要的問題作結論，同時又要有生動的敘事。”他認為，在黨史寫作中，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辟的議論，動人的描寫，有大開大闔的章法，要寫出黨史人物斗爭生活的細節，使人讀起來津津有味、愛不釋手。

1987年8月1日，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講習班上，胡喬木再次強調：“我一直主張黨的歷史應該對一些個人的活動（這些個人上至領導人，下至群眾）有所記載。這樣黨史才是生動活潑的黨的真實的歷史。兩千多年以前司馬遷寫《史記》，一直到現在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很多形象，這些形象不僅僅是什麼漢高祖、楚霸王，還有很多很多，其中也有些在當時的社會並不是有權的人物，並不是統治階級。所以，《史記》就成了一個人物的畫廊。我們現在當然也不能照《史記》那樣寫法，可是《史記》的優點我們不應當放棄。”他還補充說：這方面的話，他“跟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說過很多”。

的確，胡喬木對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多次說要繼承司馬遷《史記》的優點。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孫在《胡喬木同志談黨史工作》中回憶道：“研究黨史，要注意四面八方，這是喬木同志一貫強調的一個重要原則”﹔胡喬木認為，對黨史上的優秀干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斗爭，我們“都應該有生動的形象的記錄，在這一方面應該把偉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優良傳統加以發揚和發展。”

以司馬遷《史記》為優秀代表的中國史學優良傳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其中蘊含的與馬克思主義相通的人民性，另一方面是史學和文學的有機結合。

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升華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成果產生的必要土壤。逄先知在《我所了解的胡喬木同志》中回憶道：胡喬木在提出編《毛澤東文集》的同時，還提出了寫一本《毛澤東思想概論》的要求﹔在看過中央文獻研究室初擬的提綱后，他又親自寫了一個提綱。在解釋這一提綱時，胡喬木特別說到“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這一條，指出：“毛主席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如果沒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也不會有毛澤東思想。”

胡喬木還舉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為例，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升華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

1989年是李大釗誕辰100周年。在同年10月29日舉行的李大釗研究學術討論會上，胡喬木對李大釗在前期新文化運動中所持的可貴人民立場與辨証態度進行了闡述：“前期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中，不少人以個性解放的思想來否定三綱五常這類倫理原則，他們在反對舊道德、舊文化的斗爭中起過積極作用，但他們並沒有對廣大人民的深廣而久遠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沒有對群眾的革命發動表示應有的期待。他們攻擊舊制度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是相當狹隘的。李大釗則不同。他對‘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的黑暗現實感到哀痛和憂慮。他是以人民大眾代言人的身份來揭發舊制度的禍害並投身於爭取變革的斗爭。他認定：‘光明緝熙之運，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賴吾民之實力辟之。’他對於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抱有強烈的希望和堅定的信念。”“在前期新文化運動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時，並沒有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相反地，他正是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的繼承者。他認為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各有短長，建設世界的新文明，並不是要全盤西化，並不是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而應是東西文明各‘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

胡喬木還認為，馬克思主義升華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他強調：“自古以來，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就有關心國家命運的傳統。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李大釗是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的。”“李大釗的氣節和操守是非常崇高的。在他的身上，凝結著中華民族的許多美德，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這一切更得到了升華，達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今天，重溫胡喬木提出的“學黨史要同時學習整個中國的歷史”這一論斷及其蘊含的對理論問題的思考、對我們黨經歷的成功和挫折的分析、對優秀史學傳統的繼承等，對我們學習好、研究好、寫作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第二個結合’視域下毛澤東對先秦儒家道家四部典籍的引用及其深遠影響研究”（批准號：24BDJ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