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為新中國對外傳播事業作出貢獻的華籍美人

 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年生於紐約，中文取名“沙博理”，意為“博學明理”。32歲時他遠涉重洋來中國，在此娶妻育女，生活了67年之久，並如願加入中國國籍。他曾榮獲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和“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擔任第六屆至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是全國政協任職時間最長、年齡最大的“洋委員”。從一個異國他鄉來的旁觀者轉變為新中國對外傳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參與者，進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沙博理一生的經歷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感召力。

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沙博理出生於美國紐約的中產家庭，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畢業后曾短暫從事律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美國陸軍服役，成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於時局的需要，美國決定培養一批軍人學習各國語言，沙博理被派去學中文和中國的歷史文化，並先后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學習中文。深受中國歷史文化影響的沙博理，從美國部隊退役后決意去中國實地看看。

1947年沙博理初到上海，然而這裡的所見所聞讓這位富有正義感的美國小伙感慨萬千：貧富懸殊、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公平不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及其制造的白色恐怖和戰爭陰霾，讓沙博理逐漸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信任，並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表現出極大同情和向往。沙博理當時在上海與朋友合開了一家律所。其間，他與中共地下黨員、演員、劇作家鳳子相識相戀，把精心裝修的婚房用作地下黨的掩護之所，把律師事務所辦公室用作地下黨碰頭開會的地方。他用短波收音機收聽解放區的消息、閱讀秘密文章、與地下黨交談，甚至利用自己的母語優勢，幫進步學生編輯出版了一份主張土地改革的英文雜志。

正是這段幫助中國革命的寶貴經歷，讓沙博理得到了黨的信任和新中國給予的榮光。1949年10月1日，他和妻子一同受邀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親眼見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個光輝的日子和難忘的場景讓沙博理終生難忘，他回憶道，“鳳子熱淚盈眶，我也被深深打動。雖然這裡不是我的國家，我那時還是個外國人，但在那人海之中，我能感覺到激動的情緒像電流一樣傳遍全身”。心潮澎湃之余，沙博理決心要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旁觀者、見証者轉變為參與者、貢獻者，投入新中國的翻譯和對外傳播事業之中，最終以千萬字的譯作成就了獨屬於自己的美名：翻譯英雄（Hero of Translation）！

從個人事到國家事

1950年，沙博理受聘於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任英文翻譯。1951年10月《中國文學》英文版創刊之際，他與葉君健、楊憲益、戴乃迭共事，英譯中文稿件並承擔英文審稿。1952年，他翻譯的第一部中國文學作品《新兒女英雄傳》在美國紐約出版，這部反映共產黨領導冀中白洋澱地區農民不畏強暴、奮起戰斗的長篇小說英譯本Daughters and Sons成為在美國出版的新中國第一部“紅色”作品。

1963年，沙博理正式加入中國籍。在5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共翻譯了約1000萬字的中國作品，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集中表現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作品，如《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第二類是揭露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貸者重重壓榨農民罪惡行徑的作品，如《春蠶》﹔第三類是展現新中國發展、謳歌勞動人民的作品，如《創業史》《歐陽海之歌》。此外，沙博理翻譯的古典長篇小說《水滸傳》被收錄於《大中華文庫》。

受聘於國家部門專事漢英翻譯和對外傳播，一干就是50年之久，沙博理已經把翻譯當作國家事業而為之兢兢業業。沙博理翻譯的《紅岩》《創業史》《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以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為主題，以戰士、農民、工人為主角，反映了人民的斗爭生活和精神面貌，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歷史價值，是國家敘事的重要載體。翻譯這些紅色作品是新中國實施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國家行為，而沙博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沙博理幾乎把畢生精力都獻給新中國的翻譯和對外傳播事業，始終關心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社會的幸福，這是他在被中國共產黨感召和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作出的政治選擇。

從傳播者到代言人

1983年退休后，沙博理時常關心國家大政方針，情系人民生活，不顧高齡和舟車勞頓多次隨政協代表團外出考察，了解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氣象。

實際上，早在1957年夏天，沙博理就自費去了一趟革命聖地延安。在那裡他主動了解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歷史、抗戰歷史、解放戰爭歷史，還參觀了毛主席故居。他寫道：“毛澤東在這裡撰寫了很多思想深刻、決定中國命運、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文章。”聽到見過毛澤東的老人說“毛主席總是平易近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拒絕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一邊領導革命事業、撰寫鴻篇大論，一邊打理自己的菜地，穿的都是舊衣服”時，沙博理更是由衷地敬佩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

步入晚年的沙博理依然筆耕不輟。他時刻不忘自己是學法律出身，編輯出版了英文版《中國古代刑法與案例傳說》。出於對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思想的極大興趣，他還編輯出版了英文版《中國文學集錦：從明代到毛澤東時代》。在參加上述學術專著的國際研討會時，他意識到“西方發布的關於中國的許多消息都是錯誤的，有的是出於無知，有的是出於惡意。一直以來，他們總想用他們的文化、標准和他們對中國的先入之見判斷中國的事情”。因此他多次在國際會議、電視節目、廣播訪談中對錯誤觀點予以駁斥，結合自身經歷向西方民眾講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沙博理對傳播中國文化的事業高度關注，以極負責的態度履行全國政協委員職責，提出許多具有現實價值和歷史意義的提案。2010年，沙博理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在《人民日報》發表《讓中國文化走出去》一文，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三條建議：一是由外文出版社組織一個由本社專家和其他歷史文化專家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專門審核我們已經翻譯出版的文學書籍和期刊。二是選取一些優秀作品，重新編輯，使其更好地適應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的閱讀習慣。三是加強這些圖書和期刊在英語國家的出版和發行，在公關推廣和廣告宣傳上提供支持。

在沙博理長篇英文自傳《我的中國》中，我們能強烈感悟到他對新中國的一片赤子之心。在與中國人民共同經歷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多次戰爭痛苦，以及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之后，沙博理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深厚友誼，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愛和感情，熱切希望“讓外國人知道當時中國的政治情況、中國人的感情和中國的歷史”，沙博理已然從中國文化的傳播者轉變為代言人。

（來源：《學習時報》2025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