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系統總結成功經驗，科學編修國史，有利於更好從歷史中汲取營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新的更大貢獻。做好國史研究，至少需要處理好對以下幾個理論問題的認識：一是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終結和新中國的成立，二是關於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三是關於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四是關於改革開放前各種思想批判運動和百家爭鳴，五是關於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六是關於現代化與階級斗爭。總起來講，國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就是如何運用唯物史觀的問題以及如何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來指導研究的問題，這是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是國史研究理論中的根和魂。努力體現這些指導思想，國史“三大體系”就會陸續建立起來，國史研究就一定能繁榮發展。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國史研究﹔國史理論﹔“三大體系”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多卷本研究編纂是當代中國研究所創新工程重大項目，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文化工程。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沒有專門研究，對國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也未曾深入思考。新中國成立時，我剛滿 10 周歲。畢竟，我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 70 多年歷史的全過程，對國史有著切身感受。我一輩子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一直在思考中國近代史的“三大體系”建設問題。中國近代史是國史的昨天，新中國是從近代中國走出來的，所以我在思考中國近代史學術理論問題的時候，不免會想到國史的學術理論問題。而且，史學領域的理論問題有相通的地方，如唯物史觀是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和國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需要多加討論。但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也有其自身的若干理論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在認識上存在分歧，就會影響其研究水平和研究結果。因此，我想把我腦海中縈留的一些有關國史的思考，不揣冒昧，向各位專家學者請教。

一、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終結和新中國成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的終結和工作重點的轉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源頭，也是國史研究的源頭。講清楚這個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等革命根據地的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的初創階段，也是革命根據地理論的初步形成階段。第二個階段，即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成熟的階段。第三個階段，即解放戰爭時期建立的各解放區，包括 1948 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收獲的階段，也是它的終結階段。把黨的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的形成及其終結做這樣的概括，可能是我第一次提出來的。

第三個階段時間很短，不過三四年，但取得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全國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中央在1949 年 3 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極為重要。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報告中提出兩個“戰略重心轉移”的新論斷：“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

毛澤東的報告為新中國的成立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綱領，擘畫了新中國的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際上是按照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明的方向來進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戰略重心轉移”新論斷，是我們開展國史研究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理論問題。

兩個“戰略重心轉移”表明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之后就不能再實行革命根據地的政策了，其工作方法已經完結，所以我說這是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的終結階段。革命根據地的理論和實踐，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新探索，是改變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思路，是在革命時期反對國民黨統治所必須採取的理論和實踐。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始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新目標而奮斗。這就要求鏟除殘留的根據地“山頭”思想，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國家建設。這是研究國史要非常關注的一點。

早在 1944 年 8 月，毛澤東就給博古寫過一封信，討論“走出家庭”問題：“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由上可見，毛澤東認為，出路不是在農村，將來是要進城的﹔進城是干什麼？進城是要干工業化、機械化，要有機器。所謂“獲得機器”，就是指國家要進行機械化、工業化，也就是通過工業化、機械化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封信的理論意義值得高度重視。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也指出：“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集中表現），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隻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可見，隨著中心工作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也隨之轉移。前述毛澤東給博古的信中已經講得很清楚，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對此更是作了系統闡述。這個思想實際上是毛澤東關於建設新中國的構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奪取國家政權以后，要實現工業化，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這個思路是很清晰的，是明白無誤的。

總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所提出的兩個“戰略重心轉移”，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是我們研究國史需要非常明確的一個思想。

二、關於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

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計劃經濟，有學者已寫過長篇專門文章，我同意其意見。這裡想補充一點我的看法。

1848 年 2 月，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在英國倫敦首次公開出版。幾乎同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專門提出 25 個問題，以對話形式闡明其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恩格斯的這些認識，理論界過去似乎存在片面理解情況。我們過去把《共產黨宣言》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似乎革命成功就要消滅私有制。恩格斯在這篇關於共產主義的談話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時指出：“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隻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隻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消滅私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個觀點恩格斯講得很清楚。這對於從理論上認識在生產力很不發達基礎上建立的新中國，理解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取得的經驗教訓尤其重要，是理解我們採取“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的理論根據。

恩格斯還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要進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社會生產。對此，他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明確提出過：“由於社會將按照根據實有資源和整個社會需要而制定的計劃來管理這一切”，“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

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政策，可能就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直接過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后，走社會主義道路，從 1953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正式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正是效仿蘇聯的辦法。所不同的是，中國是在國有經濟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並存的情況下實現計劃經濟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計劃經濟對當時打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很重要的調節作用，所以我們不能全面否認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只是我們要注意到，恩格斯所講的計劃經濟是在社會經濟已經高度發展的時候展開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總結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把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這種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性計劃是針對全社會的，不僅規范國有經濟的發展，也規范民營經濟的發展。對計劃經濟的這種理解和發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

與計劃經濟多少有些關聯的是關於對“閉關鎖國”的認識和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過我們受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包括“對外關系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鄧小平這個提法，是針對當時我國的一些社會客觀現實來說的，有強烈的針對意義和現實意義。我們今天研究國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歷史，似不能簡單地講“閉關鎖國”。我覺得，對於新中國成立以后所謂“閉關鎖國”問題，要做全面的歷史的分析。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講得很清楚：“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開啟了冷戰，資本主義世界發起反共高潮。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經濟封鎖和禁運，使得中國失去了同大量西方國家做生意的現實條件。即便如此，也不能說我們這時候就是“閉關鎖國”。實際上我們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開放的。這個開放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個層面。同時，我國對部分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開放的，且還在積極努力打開對外工作局面。

正如毛澤東 1955 年 3 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開幕詞中所提到的：“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1956 年 2 月，毛澤東聽取重工業部匯報，當周恩來講到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習技術時，毛澤東贊成說：“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等等，隻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4 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談到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也從西方大規模引進過技術設備。

對外開放，包括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貫思想。但當時的客觀條件是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要對我國進行封鎖。所以這個“閉關鎖國”看起來是客觀現實，但這個現實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給我們設置的，不是我們主動採取的政策，我們是被動的，我們是被“鎖國”的。所以，對於“閉關鎖國”，我們要分析它的成因，即主要是來自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閉關鎖國”是不能實現工業化的，是不能實現現代化的。一些西方國家封鎖中國，是反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堵塞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想辦法打破這個封鎖，走向世界，今天還在向全世界進一步開放，成績是巨大的。

三、關於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建立新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很明確了的思想。新中國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基本結束后，就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著手推進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在此過程中，156 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總體來講，156 項重點工程是一個投資龐大的建設工程，也是一個工程技術人員和建設工程管理人員的養成學校，建設規模實際上超過了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包括民國時期以國家政府的形式投資經濟建設的投資量，初步打造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

1956 年，通過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實際調查，毛澤東完成了重要理論文章《論十大關系》，總結出不同於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農輕重的經濟發展戰略，即重工業的發展還是重點，但是要加大農業、輕工業的投資。重工業投資大，收效慢，農業、輕工業較易積累，能夠支持重工業發展。糧食產量增加，對支持工業發展起到關鍵作用。蘇聯糧食生產長期達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是一個嚴重教訓。我國在20 世紀 60 年代初讓大量城市居民還鄉，也與受到農業發展制約、受到糧食生產不夠滿足工業發展的制約有直接關系。可見，農輕重的發展戰略對指導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農業合作化是毛澤東非常重視的問題之一。毛澤東在組織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寫了很多按語，他用了很大的精力來關注農業合作化。我認為，毛澤東關注農業合作化既是關注農業、農村、農民本身，更是從戰略上關注、支持工業化發展。搞農業合作化，把個體勞動變成集體勞動，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給工業化提供勞動力、資金及原料等，最終目的是推進工業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最早取得的一條重要經驗。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個普遍做法是消滅農村，包括用圈地運動等殘酷手段把農民趕出農村，使農業勞動力轉化為工業勞動力。我們看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工業化，都有這麼一個過程，用十分殘酷的辦法剝奪農民耕種土地的權利，把農民趕到城市。一方面提供了城市的工業勞動力，另一方面則提供了工業發展需要的土地。馬克思對這些都有很深刻的論述。我們的工業化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老路，採取剝奪農村、強迫農民走出農村的辦法。所以，我們採取了農業集體化的辦法，為工業化提供勞動力、原材料，積累資金。以農業合作化支持工業化，也是在避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犯過的錯誤。顯然，中國工業化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許多研究者似乎不曾注意，農業合作化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就是土地制度的改變。我國原來的土地所有制，在商周時期實際上是國有制，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行奴隸勞動。后來進入封建社會，秦始皇“令黔首自實田”，逐漸演變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實行了幾千年。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對於支持我國封建社會是起了作用的，卻不利於我國的工業化和國家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搞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改變成農民土地所有制，把地主也改造成依靠農業勞動生產維持生活的農業勞動者。然而，無論是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還是農民個體土地所有制，實際上都還是土地私有制，私有本質沒有改變。實現高級農業合作社后，農民個體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集體土地所有制，這是幾千年來我國土地制度的一個重大改變。農民集體土地所有制，就具有了半社會主義的性質。這個改變，對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是極為巨大的。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講中國式現代化，我認為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

建立高級農業合作社后，我們又搞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政社合一。政社合一並未改變而是強化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1983 年以后，我們實行政社分開，取消了人民公社，唯一沒有解體的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直到今天，我們國家的土地、河流、山脈等都是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是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這個性質到今天沒改變。今天我國農村土地“三權分立”（即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立），是適應中國特色農業發展需要確定的，基礎還是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基礎和發展空間，為我國工業化道路鋪平了坦途。

我們現在的城市建設規模，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如果沒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我們不可能建設這樣多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城市化擴張速度、范圍。不僅僅是大城市，中小城鎮的變化也是巨大的。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數億農民轉入城鎮，沒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不可能辦到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土地國有，這成為改革開放后我國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個重要的物質前提。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很好地認識土地改革后農業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帶來的土地制度的重大變革。這個土地制度的重大變革是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以來所沒有過的，成為我們今天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物質基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得以形成的物質載體。農業合作化，不是著眼於把農村和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具有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戰略眼光。工業化、現代化的結果，使我國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數億農民成為城市居民，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最終有利於全國農民的生活改善。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待土地改革及農業合作化所帶來的后果。

四、關於改革開放前各種思想批判運動與百家爭鳴

1953 年，毛澤東提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是“百家爭鳴”。1956 年 4 月，毛澤東正式提出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和發展我國文化、科學事業的一項基本方針。20 世紀 50—60 年代，歷史學界百家爭鳴開展得很好。過去常講歷史學界的“五朵金花”問題，主要是指中國古代史研究，包括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其實，在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爭鳴也是很多的，比如，關於近代史分期問題、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近代中國發展基本線索問題、近代中國的革命和改革問題，等等。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爭鳴也很熱烈。

這些爭鳴有力推動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繁榮發展，大大推動了我國學術的進步。這種學術進步是清末以來包括民國時期不可比擬的。這些爭鳴，不能簡單地看做一般性的學術討論，實際上是給整個知識界、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舞台。所有參加爭鳴的學者，不論持什麼觀點，都是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們說了什麼，我們怎麼樣認識這些問題。所以，當年學術界、文化界百家爭鳴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是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是一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過程。我們編纂國史，纂修新中國意識形態發展史，要看出這一面來。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思想政治批判運動，如胡適批判、《武訓傳》批判等，我認為也可以從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角度去看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有了很大進步，但有些研究走得有點偏，比如胡適研究。胡適在“五四”時期起到了先鋒的作用，這是大家都肯定的。但是從他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始，他成為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這也是很清楚的。“五四”之后，胡適名義上是個學者，寫了很多學術著作，但他后來走到國民黨政權的一方，成為駐美大使，蔣介石一度想推薦他競選副總統。所以 1949 年胡適被列入戰犯名單。我覺得，我們研究胡適，不能隻注意胡適的學術事業。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胡適批判，對當時的人們了解國民黨統治下的文化政策有幫助，也有利於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當然，現在回頭來看，20 世紀 50 年代胡適批判中有些說法、措辭有過頭的地方，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

五、關於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

2024 年 8 月，我參加了全國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鄧小平的著作，我過去都讀過，但主要是從政治學習的角度去讀，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學習是很不夠的。為了參加此次學術研討會，我又下功夫把鄧小平所有的論著看了一遍。我還看了一些鄧小平研究相關的重要文章，以了解學界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傾向。為了與蘇聯相比較，我還特別把《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后的文獻也仔細看了一遍。坦率地說，改革開放以后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我當時並不是很理解，一度認為搞市場經濟有可能形成資本主義。西方一些宣傳常常講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次研究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對我本人來說也是一個思想清理的過程。

通過這次研究鄧小平，我把鄧小平有關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論述、政策主張概括為“改革開放論”，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展開論述的。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后，1918 年就開始考慮蘇俄的經濟建設問題，提出要學習資本主義。我們以前學“聯共黨史”，一個印象是十月革命后搞“戰時共產主義”，之后才是新經濟政策。這次讀列寧的文獻，發現實際上列寧在 1918—1919 年就多次提出要善於學習資本主義經營的一些辦法，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列寧提出了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的理論，“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性”。1918 年 4 月，依據這個理論和當時國內形勢，列寧提出了“暫停”向資本進攻、在蘇維埃政權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設想，提出了向資產階級學習、與資產階級合作社達成協議的想法。由於 14 個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干涉蘇俄內政以及國內戰爭，這項政策未及實施，就被“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代替了。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為了保証前線作戰和最基本的工業生產需要，對全體農民實行強制性的余糧征集 制，不是“暫停”向資本進攻，而是加強了進攻。

1921 年蘇俄國內戰爭結束，14 國武裝干涉失敗，蘇維埃政權站住了，但是經濟極為困難。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把他在 1918—1919 年已經提出的一些思想進一步具體化。第一，用實物稅（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這樣農民除了按規定交納糧食稅，余糧可用於市場交易，可容許自由貿易，按列寧的說法，“流轉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就是指各個小業主之間進行商品交換”，“必須讓各地的農業和各地的工業在當地范圍內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這就是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促進市場流通，發展工農業生產。第二，實行租讓制，“蘇維埃政權同資本家訂立合同”，“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把自己的工廠、原料、礦山等生產資料交給資本家，資本家則以訂約人或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從事生產，以其資本賺取利潤，並把一部分產品交給社會主義國家”，“租讓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第三，列寧認為，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我們應當大膽承認，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而且應當向資本家學習”﹔“不要害怕讓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多花點‘學費’並不可惜：為了學習要不惜破費，隻要能學到東西就行”。列寧認為：“隻要無產階級牢牢掌握著政權，牢牢掌握著運輸業和大工業，無產階級政權在這方面就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同時，列寧也指出：“無產階級國家在不改變其本質的情況下，可以容許貿易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內，而且要以國家調節（監察、監督、規定形式和規章等等）私營商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為條件。”新經濟政策改變了蘇俄的經濟狀況。列寧的這些思想，我覺得很接近於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的思想。

我這次也看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以后寫的一些文章。我認為，斯大林沒有按照列寧的主張來做。按照斯大林在 1936 年主持制定“斯大林憲法”時候的總結，1921—1924 年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1925—1936 年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活躍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新經濟政策終結的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完全消滅的時期”。顯然，斯大林用他主持新經濟政策的“終結期”否定了列寧主持新經濟政策的“活躍期”。所以，1936 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蘇聯國內全部都是國有經濟。

列寧面對的情況，是在俄國資本主義不是很發達的基礎上展開革命和建設。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在歐美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首先產生的，比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四個國家。這些國家在當時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先進的。因為它們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最發達，無產階級最集中、最強大，所以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國家共同發生。列寧則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新的特征，改變了這個認識。他提出“帝國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突破，以此來推進俄國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馬上就面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發展不夠的現實狀況，其經濟發展不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所以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權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光靠俄國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是不夠的，還要利用資本主義的一些辦法。

如前文所述，類似的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等論述中就有了，在之后如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有體現。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在 1979 年提出市場經濟的時候，黨內幾乎沒有人接受，到南方談話集中談論市場經濟之后才比較廣泛為人所接受。1992 年，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事實上，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進步。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系列的經營手段、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手段，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比起當年的俄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更是薄弱。所以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當中，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是要借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一系列技術手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技術手段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兩回事。換言之，我們批判資本主義是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但要接受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一些技術手段。

同時，我也認識到，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是不妥的。關鍵在哪裡？關鍵就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規定，關鍵就在於領導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是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之下，是在為全體人民謀利益之下來發展的。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允許或者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的一個基本的現實和理論根據。

六、關於現代化與階級斗爭

過去講中國近代史，有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就有人主張用現代化范式來概括中國近代史的一些基本范疇。我認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問題，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這個大前提下，如果過於強調當初所謂的工業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為中國近代史的主線，都是不合適的。我們過去講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對不對？也對。但在面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問題上，工業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還是要放到次要地位。隻有工業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沒有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工業救國等就是空的。隻有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工業救國等才能落到實處。所以研究中國近代史，我認為首先要突出反帝反封建，要突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現代化應該放到次要地位。寫中國近代史的時候，“現代化史觀”不能作為統率性質的史觀，隻能作為一個輔助的研究方法。

我認為，統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既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過去有人概括，中國近代史研究包括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等。實際上，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提出革命史范式這個概念，主要是對范文瀾等人學術思想的一個批判。

我以前也用過革命史范式等說法，后來我提出，我們研究歷史最主要是用唯物史觀來作為指導。唯物史觀是我們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所謂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都只是一種方法，不能取代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地位。

很多人把洋務運動說成是中國現代化開端，這種說法我也不贊成。章開沅等人過去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早期現代化”。這個概念，我大體上認可。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進行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才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才是中國現代化真正的開端。在 1949 年以前，中國頂多隻有早期現代化。從洋務運動一直到民國時期，我們國家始終沒有，也不可能把經濟建設作為主要的任務提出來。這個歷史任務不存在。限於國家統一、民族解放這些最底線的、最重大的歷史任務，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都不可能把經濟建設、現代化建設放在首要地位。直到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情況才發生改變。所以 1949 年新中國成立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新紀元，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紀元。

中國式現代化是從新中國成立才開始的。照道理講，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就應該把現代化放在第一位，把階級斗爭放在第二位。這是現代化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階級斗爭應該放在第一位，現代化應該放在第二位。所謂“階級斗爭”，具體體現就是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就是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新中國成立以后，出於政權鞏固、政權建設的需要，頭幾年強調階級斗爭是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從 1953 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黨和政府就把經濟建設、工業化建設作為中心任務來考慮。后來之所以有“大躍進”等，實際上都體現出我們以現代化建設、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的思想。從這個角度看，我個人認為，對“大躍進”等也不能完全否定。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及隨后進入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讓我當時感受到了全社會有一種極為向上的精神力量，在當時物質基礎很貧乏的狀況下，全民真正是勒緊腰帶為國家建設而獻身。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更是極為震撼人心。事實上，我們很多成就都是那個時候奠基的。所以這個時期不能簡單否定。“大躍進”時期，我們的確有失誤，主要是用計劃經濟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認識不足。我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開展，很大程度上源於全民的精神動力，源於近代中國的苦難作為我們奮斗的動力。

中國人因為近代以來受到壓迫，尤其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被侵略、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使得我們全體人民有一個共同的強烈願望，即早點擺脫過去那些苦難的日子。我們當時希望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馬上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但同時也反映了我們由於過去貧窮落后而產生的一種要不懈奮斗以改變落后局面的共同想法。新中國一直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分開是不妥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怎樣理解唯物史觀中的階級斗爭理論，是我們研究新中國史應該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馬克思恩格斯講階級斗爭，毛澤東也講階級斗爭。《共產黨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恩格斯后來補充：“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在階級社會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在歷史上，存在階級斗爭都是不成問題的，但在社會實踐中如何運用應該是有講究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都講階級斗爭，都是在無產階級、人民群眾處在一種被剝削、被壓迫、被統治的地位，因而要革命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思想。當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從被統治者成為統治者，成為歷史發展的主人、國家主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還要繼續強調階級斗爭？這是一個在理論上需要思考、在實踐中需要總結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在新生人民政權鞏固以后，應該要全心全意推動經濟建設。推動經濟建設目的就是極大地提高物質生產力，就是為了使得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力盡早超過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力，使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極大豐富，超過資本主義社會。隻有這樣，才能說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所以，怎樣處理階級斗爭就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基本問題。

2023 年 6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五個突出特性，其中有一個就是和平性。中國要和諧，世界要和諧，這是一個理想，其實現實並不是很和諧，世界尤其不和諧。我們究竟怎麼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階級斗爭理論的關系？值得我們思考。

我認為，當無產階級、人民群眾處在被統治地位，要去奪取政權、推翻舊的國家機器的時候，應該強調階級斗爭，強調把階級斗爭的理論運用到社會生活中。當無產階級、人民群眾成為國家的主人以后，階級斗爭在現實生活中就要適當地控制，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就要停止，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用意識形態的辦法去處理，不要輕易採用階級斗爭的手段。

總起來講，國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是如何運用唯物史觀的問題，是如何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即如何以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來指導研究的問題，這是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是國史研究理論中的根和魂。努力體現這些指導思想，國史“三大體系”就會陸續建立起來，就不會走偏方向。上面所談的所謂“理論問題”，是國史研究中的幾個具體問題，把握好了，對於國史“三大體系”建設也是有意義的。不過，我是否把握好了，是否符合總的指導思想，是否符合唯物史觀，還要請各位專家撥正。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