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作“創造了一種生產力”

馬克思主義對“協作”的理解是其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

馬克思引用前人的話對“協作”進行定義，即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作協作。

馬克思認為，協作不僅僅是簡單的個體勞動相加，而是通過分工和合作創造出超越個體勞動總和的“集體生產力”。這種“集體力”可以抵消勞動者的個體差異，提升工廠勞動的“連續性和多面性”﹔同時“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縮小生產場所”，節約生產資料和必要勞動時間，進而達到提升勞動效率的目的。正如《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談到的，“這種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為目的的社會組合的基礎”。馬克思還引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國富論》裡制針工廠的例子，來具體說明生產效率的倍數提高。據說當時10名工人通過分工協作每天可制造4.8萬枚大頭針，而單人生產可能一天連1枚都無法完成。

通過對歐洲工業社會的深入考察、與恩格斯的密切交往合作以及親身參與的一系列工人運動實踐，馬克思更加認識到協作不僅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還會對生產關系產生改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協作和機器大工業協作三個不同時期的協作形式進行了分析比較，發現從“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等的龐大建筑”中便有了協作的身影。而到了工場手工業時期，出現了“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馬克思還列舉了馬車制造和英國、紐倫堡制針匠兩個例子來分別闡釋這一時期的兩種協作形式，並說明行業之間的一體化協作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而到了機器大工業時期，“協作首先表現為同種並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空間上的集結”，勞動過程的協作被取代，“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技術變革而產生的新協作形式，“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將自然科學要素並入生產過程，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使得“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生產要素流動出現，體現出協作在促使“社會化”“共同的勞動”等方面發揮的作用。

在馬克思看來，協作之所以能帶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改變，主要是因為協作具有一致性，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對待緊急的工作或者難度大的工作，可以聚集大量勞動力擴大勞動空間，縮短必要勞動時間，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同時協作具有系統性，能夠分工明確，“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進而提升生產效率，同時在精細化的分工之下可以調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促進生產工具的革新、生產方式的改變。

馬克思對協作重要性的認識也運用在個人的生活之中，他與恩格斯並肩戰斗的四十年，正是協作的典范。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付印時，給恩格斯的信上寫道：“這件事之所以成為可能，我隻有歸功於你。”而恩格斯總是認為馬克思的天賦高於自己，自願做“第二提琴手”，為他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幫助，馬克思恩格斯在協作中相互補充才華和優點，成為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升華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協作的思想，注重協作對於生產效率提升、生產工具革新和生產關系變革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推動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從一窮二白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落后的農業國發展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近年來，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的要素稟賦的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重要部署。我國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高效運轉，穩固了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同時以高水平對外開放聚合全球資源要素，增強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帶動力。此外，以產學研協同聯動強化技術支撐，有效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空間。

“協作”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范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得到了發展和創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新的范式和路徑選擇，中國正以“崇尚公義、兼濟天下、和合大同”的始終追求讓馬克思主義的協作思想在21世紀煥發新的活力。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