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翻開《共產黨宣言》一書，首先看到的是序言部分。從1872年到1893年，馬克思恩格斯針對不同時期特點和不同國情，陸續撰寫了七篇序言。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其七篇序言的時間跨度長達20多年。對此，馬克思恩格斯解釋道，“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馬克思恩格斯以七篇序言的方式，講述了應該如何對待《共產黨宣言》的一般原理和一些具體觀點，也提出了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出版到撰寫第一篇德文版序言的24年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參加了1848年歐洲革命，創建並領導了“第一國際”，密切觀察並指導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和理論研究中，馬克思恩格斯不斷深化和改進思想認識。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他們曾預言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會到來，但直到《共產黨宣言》發表24年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在經歷長期低潮的考驗，一系列實踐上的“重創”導致科學社會主義遭到質疑。在這樣的背景下，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撰寫了德文版序言，明確表示，由於時代變遷和實踐發展，《共產黨宣言》中的一些觀點和論述“是不完全的”。比如，第二章末尾提出的“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可以重寫，“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再比如，巴黎公社革命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對此他們也直言不諱地說，《共產黨宣言》“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實踐中不斷檢驗自己的理論，對一些論點作了修改，使之更加成熟，繼而引導人們正確理解《共產黨宣言》的應有之義。七篇序言對《共產黨宣言》中沒有涉及的美國、俄國、波蘭和意大利等國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在俄國，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還處於萌芽階段，大量存在的是土地公共佔有制，因此不能簡單地套用《共產黨宣言》中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俄國歷史的分析，得出全新結論：在一定條件下，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活運用在序言中得到充分體現。

綜合來看，七篇序言是根據發展了的革命實踐，對《共產黨宣言》基本思想所作的進一步闡述。馬克思恩格斯以這種方式告訴人們，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那種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是一種誤解。”

“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理論聯系實際、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示范。1864年，馬克思在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綱領時，為了團結更多的工人政黨，並沒有機械地照搬《共產黨宣言》中的主張，而是採取較為靈活的形式，起草了一個更切合實際的綱領。也正是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才確保了《共產黨宣言》能夠緊跟時代，永不過時。

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到馬克思恩格斯去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始終沒有把自己的著作當做一成不變的本本，這為學習《共產黨宣言》提供了方法——共產黨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辟前進道路，同時又不能將之標簽化，而是要隨著時代的變化創造性地加以運用。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因如此，毛澤東讀懂了《共產黨宣言》，在並沒有大量無產階級、並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哲學條件”的中國，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一百多年過去，在馬克思主義旗幟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性地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已成為中國的生動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在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永不僵化、永不停滯。重溫《共產黨宣言》及其七篇序言，就是要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依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豐富實踐和理論創新，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