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於“第二個結合”的思考與實踐

摘要：延安時期，毛澤東站在數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深厚積澱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顯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理論自覺和實踐主動。這同當時反對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密切相關，也反映了毛澤東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民族危機愈益嚴重的緊要關頭對中華民族文化前途的重大思考。既深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精髓，又深諳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使毛澤東能找到二者之間的契合點和融通之處。他一方面立足抗戰實際，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待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原則、方法和途徑，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中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承繼和改造﹔另一方面強調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精華和文化營養，用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充實、滋養、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盡管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對“第二個結合”作出清晰准確的理論概括和系統闡釋，但可以看出，“第二個結合”的內在涵義寓於他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之中。

關鍵詞：毛澤東﹔第二個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其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尊重、吸收和揚棄。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毛澤東站在數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文化深厚積澱的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並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體現了“第二個結合”的理論自覺和實踐主動。梳理和探究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歷史和文化“深相結合”的具體路徑、方式方法、表現形式及主要特點，對於我們今天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內含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意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在經歷了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及抗日戰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在中國運用和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其中含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意。

（一）毛澤東是站在數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澱基礎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他向“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提出了三項學習任務，即“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並列提出並聯系在一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這部分內容的具體闡述中，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他指出：“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因此不僅不能“割斷歷史”，而且還要“承繼遺產”。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不僅針對的是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特殊性，而且也基於中國歷史、民族特點和文化傳統的宏闊背景。

（二）毛澤東提出和思考的“第一個結合”，包含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雙重寓意

繼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之后，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第一次以比較完備的形式提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指出，黨的干部要想“更多地學會”這一結合，就必須有“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的進一步的了解”。這就進一步闡明了了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是做到“第一個結合”的必要條件之一。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明確把“實際”分成了“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從而才能真正做到“理論和實際相聯系”。

1943年5月26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由其審改並在會上傳達的《中共中央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正式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歷史和文化“深相結合”的問題。《決定》明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強調“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在當晚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延安干部大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的任務。

因此，盡管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對“第二個結合”作出清晰准確的理論概括和系統闡釋，但可以看出，“第二個結合”的內在涵義寓於他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之中。

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注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並找到與馬克思主義融通之處的原因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始終注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具有多方面的深刻考慮。而他之所以能成功找到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契合點和相融互通之處，也與對二者的高度重視和深入了解密切相關。

（一）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強調，同反對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密切相關

毛澤東是在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思考並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的。教條主義者不光是不從中國實際出發，他們也不懂得且不注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對此，毛澤東曾作了這樣生動的刻畫：“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正是因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毛澤東還批評教條主義者“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1938年10月20日，王明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臨時要求作長篇發言，並在發言的最后部分表達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擔憂”。他把“馬列主義理論中國化問題——馬列主義理論民族化”問題放在“加強馬列主義的學習提高黨的理論水平”的小標題下來進行討論。盡管他表面上不得不承認“隻有使馬列主義深廣的中國化，成為中國人民血肉之親的東西，成為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進化的必然產物，成為繼承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到孫中山），才能夠真正家喻戶曉和深入人心”，但他第一位強調的仍然是“現時條件下理論特別重要性”，“首先須學習馬列主義”等等。在這篇動輒大段引用馬恩列斯著作和共產國際報告的講話中，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則表現出少有的“謹慎”，一口氣提出了4條“注意事項”，即：“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辯証法”、“不能以中國舊文化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而要以馬列主義來了解和開發中國文化”、“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運用”。

（二）反映了毛澤東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民族危機愈益嚴重的緊要關頭對中華民族文化前途的重大思考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持完全否定態度的文化虛無主義和持完全肯定態度的文化復古主義兩種錯誤傾向。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日趨凸顯和嚴重。1938年5月4日，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發出《我們關於目前文化運動的意見》，鮮明指出“中國文化正如自己民族一樣，是遭逢著曠古未有的大災難”，“我們要在抗戰中，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來保衛祖國的文化，發展祖國的新文化”，“我們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傳統的繼承者。我們不但要‘開來’而且是要‘繼往’的”，並強調要“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注意自己民族的特點，但是同時必須排斥復古、武斷、獨斷、迷信和盲從”。

稍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把“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看作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他既不同意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也反對“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和“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他強調這種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既“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又“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這表明毛澤東在對待民族文化問題上的理性和成熟，由此才可能認識到自身所肩負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歷史責任。

（三）既深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精髓，又深諳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使得毛澤東具備了找到二者契合點的自覺意識和理論能力

1936年的毛澤東留給斯諾的印象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稍晚一點到訪延安的史沫特萊也認為：“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於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於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1944年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訪延安的趙超構也指出：“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毛澤東精通共產黨理論，而同時熟悉中國歷史。”同樣的，“對中國的歷史是多麼熟悉啊”、“博古通今”、“舊學淵博”、“把閱讀和研究中國文史作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等，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留給黨內很多同志的深刻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具體實際、思考和踐行黨的理論和政策時，能夠理解中國社會習慣和民眾心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注重“孔子之道與農民間文化的關系”。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為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通過對秦末至晚清歷朝農民起義的梳理，他在總結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原因時指出：“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扑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國情的深刻了解與尊重，使同時精通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具備了找到二者契合點的自覺意識和理論能力，從而進一步打開了“結合”的創新空間。

三、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總結、承繼和改造中國歷史文化遺產

毛澤東立足抗戰實際，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待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原則、方法和途徑，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中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承繼和改造，從而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並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一）態度：“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創造的燦爛文明有著自信而清醒的認識。他把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稱為“中華民族的開化史”，強調中華民族“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有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明，“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同時，毛澤東還注意到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優秀傳統。他說：“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

毛澤東基於歷史唯物主義進一步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反對割斷歷史。他說：“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引用韓愈“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的古詩，說明“人不知道古今，等於牛馬穿了衣裳一樣”，強調“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同樣的，毛澤東還注意到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所具有的連續性特征，強調“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

（二）原則：“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毛澤東最早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內引入“推陳出新”一詞的。他曾在《矛盾論》一文中用其描述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1942年10月，他把這四個字題贈給新成立的延安平劇研究院，后來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展文化的重要方針之一。盡管毛澤東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明確提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和“古為今用”等概念，但他在延安時期就非常重視從歷史文化遺產中挖掘“有益的東西”，服務現實斗爭需要，強調“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對有志於用唯物史觀研究民族史的歷史學家何干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能在你的書中証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觀看了根據《水滸傳》改編的平劇《逼上梁山》。這部戲不僅以農民斗爭為主線，而且還諷刺了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大權握在手，一切要獨裁”的面目，成為舊戲“古為今用”的范例。毛澤東看后“十分高興”，當晚提筆給編導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贊該劇“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他還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

（三）方法：“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

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經過長久的積澱，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其中精華和糟粕往往會相互滲透在一起。毛澤東提出要在歷史地辯証地加以區分的基礎上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1944年7月，他對前來延安的中外記者表示：“我們批判地接收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拋棄那些壞的傳統。”他曾以人類消化食物為類比，認為一切外國的東西“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由此，“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他從唯物史觀出發，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是扎根於“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區分“精華”與“糟粕”，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區分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哪些是“民主性的精華”﹔哪些是“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哪些是“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並從中找出“珍貴品”給以承繼。

一方面，毛澤東積極推動用唯物史觀“清算經學”，指導編纂中國通史。1940年初，范文瀾在延安新哲學會年會上作了關於中國經學簡史的講演，用唯物史觀梳理了中國經學自孔子以來的發展脈絡和階段特征，提出“經是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方面壓迫人民的重要工具”，但“經學裡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東西（《左傳》裡頗多），尤其是講做人道理的格言……如果移植到無產階級文化中來，一樣可變為有用。”范文瀾還嘗試著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待包括經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用馬列主義的尺度，估量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批判地採取優秀部分來豐富中國無產階級的新文化”。毛澤東在讀到范文瀾的講演提綱后非常高興，稱贊他“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並聯系到“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提出“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

受毛澤東的委托並在其鼓勵下，范文瀾全力投入《中國通史簡編》的編撰工作。在這套被認為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中，范文瀾曾總結了“比起舊的以封建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觀點來寫的歷史書”的幾點“本質上不同”：“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按照一般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寫階級斗爭，著重敘述腐化殘暴的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注意收集生產斗爭的材料”﹔等等。該書出版后，毛澤東評價說：“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寫出了科學的著作了。”

另一方面，毛澤東親自參加用唯物辯証法評析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系列討論。1939年二三月間，在陳伯達響應號召撰寫《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等文章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多次審看過程稿，提出具體修改意見，還在對一些重要問題正確作出辯証唯物主義的評析方面給予關鍵指導。對於孔子的哲學思想，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的總原則。在“關於孔子的道德論”方面，他提出“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在孔子的“認識論”與“社會論”方面，毛澤東指出“有它的辯証法的許多因素”和“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特點，認為“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他主張以唯物辯証法中質量互變原理為指導重新評判“中庸問題”和“過猶不及”。幾個月后，毛澤東在讀艾思奇編寫的《哲學選輯》一書時，進一步提出“中庸思想本來有折衷主義的成分”，“中庸思想是反辯証〔法〕的”，“他只是辯証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論理之同一律只是辯証法一要素一樣，而不是辯証法”。

（四）途徑：用馬克思主義給予“改造”和“創造”，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

毛澤東反對“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古人，認為“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他特別強調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形式”，加進“新內容”，創造出新的“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從而“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

首先，毛澤東用辯証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賦予傳統文化中某些精髓新的含義和新的解釋，使其得到提升和改造，從而呈現出新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比如，東漢史學家班固曾用“實事求是”一詞，贊譽漢景帝之子劉德不依托附會，依據事實探求古書真義的嚴謹治學態度，稱之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毛澤東熟悉這段史料，曾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呢？1941年3月以后，毛澤東讀到了《辯証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四版。幾年前，他曾認真地把這本書的第三版看了三四遍，寫下了12000字的批注。此番再讀，毛澤東深入思考了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聯系起來“有的放矢”的問題。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有的放矢”到“實事求是”，他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相統一的觀點重新定義了“的”“矢”“實事”“求”“是”等概念，並重新解釋“實事求是”，不僅概括出中國共產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正確方法和良好學風，而且將其發展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

再比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曾用“相反而皆相成也”評價諸子百家的學說雖然內容不一樣，但殊途同歸，具有內在的同一性。毛澤東引入馬克思主義關於矛盾同一性和斗爭性理論，將“相反”定義為“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將“相成”定義為“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闡釋說明“斗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1939年艾思奇在《哲學選輯》一書中論述“否定之否定法則”時，曾把“中國舊思想中的相反相成（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看成是“以后退的方式來促成前進運動”。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應該具體分析這種“后退現象”究竟是“過程內部”的“量變現象”，還是“新過程代替舊過程的質變現象”，從而找出從“相反”到“相成”的過程轉化。

其次，毛澤東結合抗戰時代特征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從傳統文化中引申、轉化出合乎馬克思主義實踐斗爭需要的新命題、新概念、新提法。毛澤東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知行”“踐履”等概念，將其轉化為馬克思主義認識和實踐的命題﹔借用韓非子講述的楚人“鬻盾與矛”的故事，以“事物的矛盾法則”闡述唯物辯証法最根本的對立統一法則。他把《宋史·岳飛傳》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妙”，引申為在抗日游擊戰爭中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靈活地使用兵力”，“‘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他對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作了批判的引申，認為隻有通過他人“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

四、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多次把“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比作是祖先和子孫、父母和孩子的關系，認為“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他非常強調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精華和文化營養，用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充實、滋養、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一）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總結提煉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並結合抗日戰爭實踐，豐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培育、繼承、發展起來的偉大民族精神，正是其中最根本、最內核、最具永久價值的部分。毛澤東特別注意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突出、吸收、融入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隨著日本侵略的日益加劇，為發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毛澤東注重弘揚中華民族歷來具有的反抗精神和愛國傳統。他以中華民族數千年源遠流長的歷史証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面對強敵，他強調“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我們的方法就是戰爭與犧牲，拿戰爭對抗戰爭，拿革命的正義戰對抗野蠻的侵略戰”。他稱贊文天祥、岳飛等是“為國家盡忠，為民族行孝的聖人”，稱贊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毛澤東還把愛國主義精神與國際主義精神、共產主義精神聯系起來，認為“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面對抗日戰爭艱難困苦的斗爭環境，毛澤東大力提倡中華民族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1938年4月1日，他在陝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上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把“馬克思主義”比作共產黨人的“頭”，把“我們的民族有一種勤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比作共產黨人的“腳”。他還把“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當作兩件禮物送給學員們。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各界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再次強調：“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要把現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的那種自私自利，貪生怕死，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風氣，根本改變過來。”他進一步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方向與艱苦奮斗的民族傳統之間的關系：“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從1938年開始，一直到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反復講述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號召全黨學習愚公移山精神。1938年4月30日，他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隊畢業典禮上，號召共產黨員要在“實際中去實行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學習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座山統統移掉。后來他還把愚公移山精神概括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成為指導黨和人民奪取抗戰勝利乃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奮斗戰勝困難的亮麗精神底色。

（二）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挖掘汲取智慧結晶和思想精華，豐富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在革命軍隊的軍事戰略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特別注重對中國古代戰爭經驗、軍事思想和兵學智慧的研究和吸收。1936年9月和10月，毛澤東兩次致信在西安工作的黨內同志，要求代為購買《孫子兵法》一書。他后來回憶說：“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他在論述軍事指揮員學習和使用戰爭規律、全面了解戰爭情況及戰爭行動以爭取戰略主動時，多次強調《孫子·謀攻》中“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認為“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他用《孫子·軍爭》中“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逸待勞”說明第三次反“圍剿”戰略退卻的重要性。他還借鑒“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提出在抗日游擊戰中“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實現戰略退卻。毛澤東深入研究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戰爭實例，創造性地靈活運用於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軍事實踐，並由此總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作出“極為杰出的貢獻”。

再比如，在黨的建設方面，毛澤東借用元雜劇《娶小喬》和明代長篇小說《英烈傳》中形容英雄人物時常常用到的“才德兼備”一詞，概括出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標准。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在使用干部問題上，他以史為鑒，提出“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我們民族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干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人唯賢’這個標准。”毛澤東注重借用傳統文化中“修身立本”的道德觀念，來提高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和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他以司馬遷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引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的共產黨人價值觀，他號召青年同志要有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他還引用朱柏廬《治家格言》中“黎明即起，洒掃庭除”來比喻共產黨員要做革命的行動派。在論述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時，他提出要“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來“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

（三）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借鑒人民易於接受的民族形式，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語言形式、文化習慣、大眾心理等相適應

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就注意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要解決民族形式問題，解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語言形式、文化習慣、大眾心理等相適應的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強調“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要把“國際主義的內容”或“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民族的形式”結合起來。

毛澤東非常重視使用歷史典故、文學故事、詩詞歌賦、中華成語、民間諺語等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民族語言，言簡意賅、生動形象地表達和闡釋宏大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在毛澤東著作中俯拾皆是的此類語言表達，對於幫助當時黨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理論修養普遍不夠的同志們學習、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是十分必要的。除了身體力行，他還號召全黨不僅“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他大力推動魯藝新歌劇《白毛女》、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庄》等，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形象闡釋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武裝斗爭、人民創造歷史等深刻道理。

五、結語

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既包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包含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在毛澤東看來，后者是從屬且服務於前者的。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的一系列思考和探索，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馬克思主義怎樣在中國“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的問題，是為了更進一步克服教條主義的影響，實現馬克思主義真正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更好地服務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和抗日戰爭的偉大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自身理論創新規律和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在馬克思主義已根深葉茂的當代中國，面對新的文化使命，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把“第二個結合”從“第一個結合”中剝離出來予以強調，並明確賦予其基本內涵、重大意義和實踐要求。由此，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兩個結合”的全新命題，科學完整准確地指明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庄嚴歷史責任。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