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轉折。這個偉大轉折不單單是這一次會議創造的奇跡，而是遵義會議前后系列會議合力作用的結果。中央“左”傾路線領導人博古，倚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直接領導和指揮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以來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烈悲壯，使黨的中央領導層和紅軍將領有了深刻覺悟，遵義會議前的幾次會議上發生激烈爭論，絕大多數同志都贊同毛澤東的主張。這使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核心領導成為勢所畢至。遵義會議后的多次會議進一步鞏固發展了遵義會議成果，使毛澤東有了更大實際權力來領導中央紅軍實現歷史轉折。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及其前后的系列會議上發揮了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偉大轉折，在前進征途上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一、湘江血戰的辯証法

湘江戰役是關系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之戰，是決定長征前途的命運之戰。這次戰役，不僅是紅軍長征途中規模最浩大、鏖戰最激烈、傷亡最嚴重（傷亡3萬多）、場面最慘烈的戰斗，而且在人民軍隊近百年戰爭史上，殘酷性、慘烈性能夠與之相比的戰役屈指可數。

應當怎樣評價湘江戰役呢？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是從“失敗”這一方面加以認識。的確，傷亡這麼多，仗打得這麼慘，不能不說是“失敗”。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筆者認為，毛澤東對整個長征的評價可以作為評價湘江戰役的參考。他說：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以毛澤東這一論斷及其展現的邏輯為指導，對湘江戰役是否也可以這樣說，湘江戰役的結果表明：

第一，從博古、李德選擇西進湘江路線的戰略決策來講，使紅軍蒙受傷亡過半的慘重損失，“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但這不是說紅軍廣大指戰員打了敗仗，而是証明了“左”傾錯誤路線的破產。

第二，就蔣介石而言，他奢望將中央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但這個計劃沒能實現。從蔣介石奢望落空這方面說，是其消滅紅軍戰略計劃的失敗。

第三，就紅軍廣大指戰員方面說，盡管付出了巨大犧牲，但湘江戰役的實際指揮和英勇戰斗，即人們比較熟悉的紅三軍團的灌陽新圩阻擊戰、興安界首光華鋪阻擊戰和紅一軍團的全州覺山鋪阻擊戰都是出色的﹔還有斷后的三支后衛部隊的突圍戰，即充任全軍總后衛隊的紅五軍團第34師的突圍戰，紅三軍團第6師第18團為掩護紅八軍團過江后的突圍戰，紅八軍團一部為掩護前面同是后衛的紅九軍團過江后的搶渡突圍戰（這三場突圍戰，實際上是“非典型性”阻擊戰），也值得大書特書。正因為有這樣的出色指揮和神勇戰斗，中央紅軍才突破蔣介石處心積慮設置的最后一道封鎖線，粉碎了他欲將紅軍置於死地的罪惡企圖。就此而言，浴血奮戰的紅軍“是勝利了”。

這個勝利，還表現湘江戰役為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提供了契機，為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實踐基礎和干部思想基礎。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並非人們一開始就認識得很清楚。李德是洋人，有一套錯誤軍事理論，紅軍干部被視為“土包子”，除像彭德懷這樣的人敢頂撞他外，許多干部是敬畏他的。博古也有一套政治理論，動不動搬出馬列經典來很能唬人，因此1934年初的六屆五中全會上仍被選為黨中央第一把手。如果沒有點能耐，一個27歲的毛頭小伙哪能在那麼些比他大好多歲、資歷比他老得多的人面前壓得住陣腳？廣大干部認識到博古的領導為錯誤路線有一個過程，要經歷與正確路線的比較才能覺悟。如果說第五次反“圍剿”像廣昌戰役的失敗使一些干部開始對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有所認識的話，那麼湘江戰役的慘烈結局則使廣大指戰員特別是高級干部逐漸達成要改變博古、李德錯誤領導的共識。在干部中強烈要求改變錯誤領導的情緒，經過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禍兮福之所伏”，經過湘江血戰，歷史的辯証法發生了作用。伍修權賦詩《七律·歷史轉折》：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這是經過慘烈的湘江戰役后，紅軍廣大指戰員共同思索的生動寫照，要求改變錯誤領導的情緒愈益高漲。中央領導層也在思索這個問題，包括軍團領導在內的高級干部對於要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逐漸達成共識。在隨后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通過爭論，正確的思想主張佔了主導地位。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黃平老城橘林休息時交談，認為仗這樣打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出來。這代表了廣大紅軍將士的共同願望。這個信息傳遍軍團領導人，為參加遵義會議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提出改組中央，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奠定了基礎。

就此而言，湘江戰役是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實際歷史起點，應辯証認識湘江戰役和它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及其前后系列會議上的特殊歷史作用

湘江血戰后，強大的敵軍繼續在“追剿”，中央紅軍處境仍極端危險，不得不進入深山僻壤、交通不便，又要能籌集到一定給養的縣域前行。黨中央一路走，一路開會，討論紅軍“奔何處”和“怎樣奔”的路線問題。周恩來回顧這段歷史說：進入湘桂交界處，從老山界開始，中央一路開會，爭論愈益激烈。

（一）周恩來主持遵義會議前三次中央會議的作用

第一，在揭開歷史轉折系列會議序幕的通道會議上。由於湘江之戰慘重損失，博古、李德情緒波動大，指揮中央紅軍的主要任務繼續落到周恩來肩上。1934年12月中旬，紅軍到達湘西南邊陲的通道縣。國民黨軍為阻止中央紅軍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通道東面和北面諸縣構筑碉堡，集結近20萬軍隊，布置一個大口袋，等待紅軍去鑽。面臨五倍於己的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遭受可能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這樣，中共中央於12日左右召開臨時緊急會議——通道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到會，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去貴州的意見。張聞天、王稼祥在轉移途中已被毛澤東說服，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早就對李德的指揮不滿，也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博古雖不再堅持，但也沒放棄最終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既定戰略方針。隻有李德還頑固堅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爭取博古同意，隻明確立即西進黔東而不北上湘西。中革軍委命令先頭部隊攻佔黎平，打開入黔通道。李德看到命令后，要周恩來解釋。周恩來說：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可在貴州進行，那裡敵人兵力比較薄弱。這樣，通道會議只是在進軍路線上做了改變，即不在湖南境內立即北上，而是西進貴州后再相機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通道會議隻解決了“萬萬火急”的進軍路線，並未解決戰略方針分歧。這就是通常說的戰術“轉兵”，並非戰略“轉兵”。盡管如此，通道會議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意見，為毛澤東重新崛起開辟道路，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步基礎。

第二，在改變中央紅軍戰略方針的黎平會議上。中央紅軍於1934年12月15日進佔緊鄰湘桂兩省的黔東南以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之鄉的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8日在此召開會議，出席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發等，討論通道會議未解決的戰略發展方向。黎平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李德因身體不適沒有出席會議，但表達了要堅持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一帶建立根據地的意見。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的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裡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建議，並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據地應是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會后，周恩來將中央政治局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李德大發脾氣，質問周恩來。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此前與李德沒有爭吵過、平時也很少動怒的周恩來，這次向李德發了大火，拍得桌子上馬燈跳起來熄滅了。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還講過這段歷史。周恩來的堅決態度對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產生了重大影響。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了直接准備。

第三，在堅持北渡烏江並限制博古、李德軍事指揮權的猴場會議上。黎平會議后，李德仍頑固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1934年底最后一天，中央到達瓮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准備過了新年搶渡烏江，挺進黔北。這時，博古、李德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央又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是否執行黎平會議決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出席會議的除參加黎平會議的同志外，還有陳雲和李德。會上，毛澤東再次發言，繼續駁斥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多數同志再次表示贊同這個意見，並且提出紅軍應立即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決定，重申黎平會議決議，並且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猴場會議從1934年除夕之夜開到1935年元旦凌晨，雖然隻有一宿，但按歷法計算卻跨了兩年。這個一天跨兩年的重要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僅有的一次。它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組織准備。

根據猴場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立即強渡“烏江天險”。經過緊急准備，紅軍搶佔三個渡口，組織突擊隊在深夜乘數十個竹筏，以火力掩護強行渡江。至6日，三路紅軍全部渡過江去，向遵義進發。

（二）周恩來對遵義會議實現歷史偉大轉折的重要作用

中央紅軍分三路強渡烏江后，直逼遵義。再度復任總參謀長的劉伯承，親自指揮部署攻城。先遣紅軍從俘虜中了解遵義城防情況，決定化裝成敵軍，在夜裡利用俘虜詐城，賺開城門。紅軍於1935年1月7日清晨，完全佔領貴州第二大名城遵義。9日，軍委縱隊進城。國民黨中央軍和黔軍被擋在烏江以東、以南，紅軍在這裡獲得10多天休整，是長征以來的首次。這使中共中央有可能從容召開具有撥亂反正意義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15日始，至17日結束。開會地址是黔軍一個師長的公館，為當時遵義最好的建筑——兩層中西合壁的磚木結構樓房。中央紅軍總司令部設在這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二樓東面中間客廳舉行，正好容納20多人。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成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軍隊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由博古主持，有兩個議題。

一是審查黎平會議決定的先以黔北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問題。因為遵義會議是由黎平會議決定召開的，黎平會議已否定去湘西的原定計劃，決定到川黔邊建立蘇區。遵義會議要首先落實這個決定。但由於敵情發生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根據地新建議。會議同意這個建議，決定紅軍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根據這個決定，中央政治局指示紅四方面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配合紅一方面軍渡江北上（不久又根據敵情變化，決定到川滇黔三省地區去創造新的根據地）。

二是討論“在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即人們現在所說的清算“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這不是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但卻成為黨史上人們了解遵義會議最重要的議題。討論時，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原因，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強大，白區和蘇區的斗爭配合不夠等，不承認主要是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領導和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補充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有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職務。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進行深刻分析，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若干戰略戰術和今后的軍事方針。王稼祥等相繼發言，除個別人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解外，都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批評博古的報告。李德拒不接受批評。會議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

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採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路線，是不能戰勝敵人的主要原因。《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不能粉碎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而是主觀的，即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包括堡壘主義、分兵抵御、短促突擊等，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在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紅軍的戰略應該是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卻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戰術來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導致戰爭失敗﹔在實行戰略轉移突圍時又沒有改變內線作戰的戰略方針，以保証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突圍中是驚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行動。《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在后來的扎西會議上通過，召開營科以上干部會議傳達，發到支部討論。中央紅軍二進遵義后，中共中央還在總政治部駐地召集紅軍干部大會，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傳達《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精神。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由於中央錯誤領導使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遭到嚴重危害，博古再繼續擔負主要領導責任既不合適，也不可能，高級干部要改變最高領導的呼聲已很強烈。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並由周恩來為受政治局委托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這就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樣重大的決定，不是經過共產國際提出，而是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作出，在黨史上是第一次。盡管毛澤東在這時還不是負主要責任的領導，但他在黨內軍內的崇高威望、實際的軍事謀略和指揮才能，已使他進入核心圈。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改組僅僅是開始，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因此，鄧小平認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的。

遵義會議沒有討論政治路線問題，在當時要對此取得一致的正確認識不太可能，需要歷史的發展來提出這個問題，而在當時緊急的戰爭形勢下，全軍上下對軍事指揮的不滿情緒較大，隻提出了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問題，來不及思考其他方面問題。會議適時改組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黨內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這就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盡管實現這個偉大轉折，是通道會議至會理會議連續許多次的系列會議共同奮斗的合力作用，但遵義會議解決了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初步確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個作用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因此，遵義會議是實現這一偉大轉折的根本標志。

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對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個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開遵義會議，要將博古、李德“轟下台”。

二是張聞天。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裡休息時，他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有辦法。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后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在遵義會議上，又是他第一個發言對博古“開炮”，作“反報告”。而且，遵義會議的決議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來。從遵義會議系列會議全過程看，他的作用超過王、張，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一，周恩來負責遵義會議的組織工作。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周恩來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會議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第二，周恩來在會議上的實際主持和發言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天會議博古作報告，由周具體操持。博古剛講沒多久，張聞天打斷，搶先作了代表毛澤東、王稼祥和他的三人發言，周恩來沒有制止，讓其“開炮”﹔毛澤東對李德的戰略戰術進行嚴厲批判后，李德想反駁，又被周恩來制止。這個導向對會議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

第三，周恩來的“副報告”，有如上述，著重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的軍事領導職務，並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他的這個表態和提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肯定和擁護。由於他的身份、資歷和影響比張聞天、王稼祥要大許多，他的這個態度對於遵義會議作出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參與軍事領導的決定，無疑發揮了最重要影響。1935年1月底，毛澤東在紅軍准備一渡赤水時對紅一師師長李聚奎談到遵義會議情況說：“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參加遵義會議的聶榮臻談到遵義會議也認為：“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三）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后三個重要會議上發揮了使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實際領導核心的巨大作用

第一，“雞鳴三省”會議前的“周博長談”，促成黨的最高權力的順利交接。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長時間談話，對於順利實現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最高領導權力的交接起了重大作用。

這次談話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時進行的。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情況沒有思想准備，對那麼尖銳激烈批評他的發言感到困惑。遵義會議后，他一直悶悶不樂、少言寡歡。紅軍到達這裡，准備更換中央最高領導，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會前，周恩來對博古進行了一次談話，這一席同博古交心的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做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周恩來講述過這個情況。

應當肯定的是，博古盡管犯了嚴重錯誤，但他服從革命事業需要，順利實現黨的最高權力的交接，由張聞天負總責，擔任黨中央一把手，這表明了他的高風亮節。這次會議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第二，遵義會議續篇的苟壩會議。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佔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5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8個團。蔣介石飛抵重慶，部署對紅軍的新圍攻。為粉碎敵軍圍攻，也為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有一兩個師擺在遵義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裡的苟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林彪、聶榮臻提出進攻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1935年3月10日召開的苟壩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20多人都贊同進攻兵力薄弱的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前敵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被表決掉了。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到周恩來處說服了周。第二天，周恩來提出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周恩來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戰爭活動，對中央政治局負責。新成立的“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周恩來談及這次會議的情況說：“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隻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隻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樣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毛澤東在1967年一次談話中講到三人指揮小組：“后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這應當是1967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苟壩會議批准成立中央有毛澤東參加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長征作戰，應當說這是遵義會議決策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隻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工作。雞鳴三省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的一把手職位，常委分工只是肯定“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苟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作為團長的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就是“總設計師”。就此而言，苟壩會議不能不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周恩來盡管在遵義會議上被確定為最高軍事指揮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隨后在在苟壩會議上又是新成立的“三人團”團長，但他不攬權，在做最后決策時都要尊重毛澤東意見。此后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都是根據毛澤東意見進行的。這樣迂回前進的戰略戰術，扭轉了國民黨軍隊對紅軍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戰略轉變。

第三，批評林彪反對毛澤東的會理會議。1935年5月上旬，紅軍先遣團在巧渡金沙江后，到達四川與雲南交界的邊城會理。它是川滇咽喉的歷史重鎮，城牆異常堅固雄厚，守城敵軍眾多且戰斗力較強。紅軍攻城一周雖未克，但在城郊休整一個星期，為紅軍大部以逸待勞，爾后強渡大渡河做了重要准備。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會理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直接背景是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以來，部隊指戰員對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作為打先鋒之一的紅一軍團長林彪提出走“弓背路”還是走“弓弦路”問題，並給三人領導小組寫信，建議由彭德懷代毛澤東任前敵指揮。在會理開會，就是要對四渡赤水以來的戰略方針進行總結，統一領導干部和指戰員思想。參加會議的，除三人小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外，還有朱德，紅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會議由張聞天主持。親歷者聶榮臻談及這次會議道：在遵義會議后，部隊機動多了。為了隱蔽自己的企圖和調動敵人，更重要的是為了甩掉敵人，不可能不多跑一點路﹔有時敵變我變，事后看起來很可能是跑了冤枉路。這也難免。林彪一直抱怨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指毛澤東——引者注）領導指揮還行!？”楊尚昆回憶：會議還印發了林彪給軍事三人團的一封信。林彪那封信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出任前敵指揮，迅速同四方面軍會合”“會上，毛主席非常生氣，講話很多，主要是批評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話就是：你是個娃娃，懂得個啥。在當時這種情況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嗎？”周恩來發言批評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意見，贊揚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他強調在敵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況下，採用兜大圈子的辦法，四渡赤水，再進遵義，甩掉了敵人，順利渡過金沙江。否則，不能有這些勝利。他進一步闡述了紅軍隻有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作戰方針，隻有堅持這個方針，中央紅軍才能北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越過大渡河，實現在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目的。

會理會議鞏固了遵義會議確立的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地位。自此，在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上，再也沒有人對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和指揮提出異議。這也說明，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是一個歷史過程。它是自通道會議以來遵義會議系列會議合力作用的結晶。周恩來在這系列會議合力作用中發揮了獨特的結晶作用。

三、周恩來過雪山草地與同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黨的行徑開展斗爭

在中央紅軍長征中，時任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談到遵義會議后紅軍打勝仗的情況說：“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周恩來指揮作戰，一貫重視‘知己知彼’”。“他在作戰前，總要首先認真研究敵我雙方的軍情，‘每天夜裡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個部隊，哪個到哪裡，后方應做什麼，然后到三四點才去睡覺。’”“副主席知道敵人中哪個是嫡系，哪個是雜牌軍，作戰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對我們哪個師戰斗力強，哪個戰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願意和他接近。”這是周恩來指揮紅軍長征打仗情況的真實寫照。

（一）充滿信心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

會理會議統一了中央紅軍的思想，更加堅定地堅持機動作戰方針。紅軍在順利通過彝族地區后，先頭部隊於5月24日抵達大渡河，佔領安順場。

中央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出發以來，多有江河阻攔。每遇至此，蔣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塹，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紅軍於死地。但是，天塹不助蔣，他每次的如意算盤都被紅軍打得個粉碎。湘江、烏江、赤水河、金沙江，這一個個天塹都變成了通途。紅軍再要西進，擋道的就是大渡河。蔣介石深知，隻要過了大渡河，就再沒有什麼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夠阻擋紅軍前進的道路。那時紅軍將如虎添翼，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要消滅就難上加難。因此，紅軍過了金沙江，蔣介石飛抵昆明，親自部署大渡河戰事，再次企圖憑借這一天險，使中央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

歷史似乎無獨有偶。在太平軍兵敗之后70多年，中央紅軍幾乎是沿著石達開行軍的路線來到安順場，但搶渡大渡河的形勢更加嚴峻。紅軍到達這裡的時間要比太平軍晚半個月，已進入洪水期，河面寬達300多米，搶渡更是困難。國民黨軍隊布防更加嚴密，從安順場上游口岸瀘定橋至下游渡口富林，全長數百公裡都沿河陳兵，並將這一帶所有船隻、糧食和其他一切可被利用的物資器材，統統搜索拿走了。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政委聶榮臻特別指示擔負搶渡重任的楊得志等：這次渡河，關系著數萬紅軍的生命。你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難，為全軍打開一條勝利的道路！先遣隊冒著大雨，日夜兼程，經過160多裡急行軍，趕到安順場時，國民黨守軍2個連，根本沒有想到紅軍來得這樣神速。這個突然襲擊使他們措手不及，全部被殲滅。先遣隊繳獲渡船一隻，控制了渡口。第二日清晨，先遣隊組織17名勇士組成渡河奮勇隊，乘那隻小船向對岸駛去，強渡大渡河的戰斗打響了。勇士們依靠8個船工的幫助，冒著對岸敵軍密集的火力，在驚濤駭浪中翻滾﹔不顧生死，奮力拼搏，終於沖過彈雨，登上對岸，擊潰守敵，佔領了灘頭陣地。

周恩來接到報告，說我先頭部隊攻佔安順場，控制了兩岸渡口，十分高興。他“一到安順場，還沒進屋就與朱總司令、劉伯承、左權、張雲逸等首長在露天地上研究渡河口的問題”。這裡水流湍急，無法架橋，僅靠找來的兩隻船來回渡河，需要很長時間。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一隻船往返一次要1個小時。照這個渡法，全軍過河要1個多月。后面的尾追之敵正向大渡河逼進，一旦趕到，紅軍與敵人背水作戰，非常危險。周恩來等研究決定，“除劉伯承總參謀長和聶榮臻同志率一個師過河外，其余部隊均沿河西岸迅速到上游的瀘定橋去過河。劉伯承和聶榮臻同志率領的一個師則沿河東岸也向北打，同取瀘定橋”。

周恩來隨大部隊行軍，夜晚漆黑，還下著大雨，山路極滑。“我們跟隨周副主席沿著高低不平的小道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有時路稍寬一點，周副主席便和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邊走邊談。”“他們談起太平天國石達開就是在大渡河全軍覆沒的”，我們紅軍決不會成為第二個“石達開”。在楊成武先遣團奪取瀘定橋后，周恩來於第三天趕到瀘定橋。“周副主席叫我找來了渡河人員匯報情況，一個年輕的指戰員向首長報告說‘原來的橋板被敵人破壞了，臨時鋪的木板不牢固，部隊過得很慢，馬匹根本不敢走，剛才有一匹翻下去了。’周副主席聽說有馬落水，很著急地問：‘人有沒有受損失？’‘沒有！’周副主席聽后再三叮囑他，一定要后邊的部隊遵守秩序，聽指揮，保証安全。”“過了橋，劉伯承總參謀長、聶榮臻政委等首長已經站在橋頭，見我們來到了，走上前同周副主席一一握手。在向瀘定城走去的路上，劉總參謀長告訴周副主席說：‘我們攻下瀘定城后，敵人在逃跑的時候沿街放火燒老百姓的房屋。我們部隊除一部分去追擊敵人外，其余都在鎮上救火。’周副主席聽后十分氣憤，和其他首長一起到鎮裡看了一下。”

1935年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過了大渡河。中革軍委給飛奪瀘定橋的22名突擊隊員授獎，表彰他們的功勛，其中5人還被授予飛奪瀘定橋的英模稱號。紅軍奪取瀘定橋后，乘勝向西北挺進，順利突破敵軍在蘆山、寶興的防線，於1935年6月中旬抵進到四川寶興縣大磽磧的大雪山夾金山下。

“夾金山”為藏語譯音，意為彎曲的道路，也有說是山很高很陡的意思。筆者走長征路到此作過考察，確實陡險，到處是危岩聳突，峭壁如削，主峰5100多米，終年積雪。翻越夾金山，從寶興到小金（時名懋功）一般是經山口最低點的王母寨埡口4114米過去。這一上一下要走70多裡路。中央紅軍到達這裡的6月，山上積雪仍很深厚，特別是氣候變化無常，時而大霧迷漫，時而風雪交加，時而閃電雷鳴，時而烈日當空。這樣異常惡劣的氣候條件，再加上那樣高的海拔，一般人特別是南方人很難翻越此山。廣大指戰員在上山前做好充分准備和動員，在藏胞青年和漢族青年向導帶領下陸續向山上開拔。

周恩來跟毛澤東等領導人一樣，徒步上山。他邊走邊囑咐周圍的同志，千萬不要在路上歇息，走不動了要一個拽著一個走，鼓勵大家“翻過雪山，就是勝利”。他有一副擔架，讓給了受重傷的機要參謀，那位參謀不肯坐擔架，周恩來對他說：你腿負重傷，不能行動，你坐擔架我去騎馬，不是一樣嗎？那位參謀上了擔架過了夾金山，周恩來將馬又讓出去了。上山風很大，周恩來著了涼，下山后，頻頻咳嗽，過草地時病倒了。

（二）在雪山下兩河口會議上與張國燾的博弈

遵義會議決定中央紅軍北上后，中共中央電示紅四方面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配合紅一方面軍渡江北上。這樣，紅四方面軍也開始長征，迎接中央紅軍。兩個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都在熱切盼望兩軍會師這一天的到來。但誰也沒料到，日日夜夜期盼的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卻同時盼來了張國燾的離心離德。此后，與新的錯誤傾向——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也關系到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紅軍長征進入新的歷程。

中央紅軍先遣隊在6月12日翻過夾金山后，即與前來迎接紅四方面軍先遣隊在懋功（小金）達維會師。“懋功”之名源於清乾隆年間，朝廷兩次出兵平息這裡的戰亂，為表彰武功，將此地定名為“懋功”，即盛大的功績之意。這帶有歧視和征服的含義。新中國成立后，在1953年，由政務院將懋功縣更名為小金縣。這裡屬小金川流域。小金，藏名音譯，意為“小河之濱”。“達維”意為石碉。過去，居住這裡的藏民在村寨西側山岩上修筑了一座高達10余丈、造工精巧的石碉。兩支先頭部隊在達維會師后各自將會師的喜訊報告自己的總部。6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翻過夾金山趕到達維，受到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熱烈歡迎。接著在小金縣城舉行慶祝會師的各種活動。

中央紅軍在小金休整數天后，即沿小金川向兩河口進發。兩河口在縣城以北，中共中央准備在這裡迎接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領導干部，並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商議兩軍會師后的戰略方針和行動計劃。還在向雪山進軍沿途，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就對到何處建立新的根據地做了考察和研究，認為去川西北建立根據地不合適，擬去川陝甘一帶開辟新的根據地，決定集中力量向東、向北發展。這個意見多次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進行溝通。在紅四方面軍中，徐向前、李先念與中央想法不謀而合，但主要領導人張國燾、陳昌浩卻有另外想法。他們主張：中央紅軍大部沿大金川北進佔領阿壩，紅四方面軍北折茂縣、北川等地並進至鬆潘以西地區，或暫時向南進攻。

毛澤東、周恩來等到達兩河口兩天后，張國燾於6月25日從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茂縣，經汶川、理縣來到兩河口。那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幾十人冒雨迎接張國燾，開了個隆重慶祝兩軍會師的大會。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

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人，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先介紹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后戰略方針的幾度變化，指出：兩個方面軍都離開了原有根據地，要在新的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現在制定戰略方針就是要決定在什麼地方“創造新蘇區”。他提出“創造新蘇區”的三條原則：一是“地域寬大，好機動”。鬆潘、理番、懋功地區雖大，但多是狹路，敵人容易封鎖。他們在這些地方“圍剿”，我們不易反攻。二是“群眾條件，人口較多”。此前我們兩個方面軍的根據地，人口都比較多，可以大批擴大紅軍。鬆潘、理番、懋功等地一帶，總共人口隻有20萬，且多是少數民族，要擴大紅軍比較困難。三是“經濟條件”。這一帶人煙稀少，糧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還不能自給。草原上牛羊有限。生活習慣也不容易適應。其他需要的物資，如棉布等都不容易解決。因此，鬆潘、理番、懋功一帶的地域雖大，卻不利於建立根據地，“陷在懋、鬆、理沒有前途”。

到什麼地方去建立根據地呢？周恩來根據中央討論過的意見明確指出：去“川陝甘”。他分析形勢指出：首先，回頭向南是不可能的﹔東過岷江，敵軍在那裡有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廣漠草原，人少物稀。目前可走的隻有一條路，就是北向甘肅。那裡路多、人多、山少，在那裡也會遇到敵人，可打運動戰消滅它。我們必須迅速實現“背靠西北，面向東南”的發展戰略。為實現這個戰略，目前要立即“向鬆潘同胡宗南作戰，這樣才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機動，使敵人對我們的估計發生動搖，使他們的部署趕不上我們的行動﹔而我們自己不要被敵人所牽制，不要因而妨礙我們的行動。要堅決統一意志。兩個方面軍部隊大，要特別堅決地實行統一指揮，遇到困難也要靠統一意志來克服”。

周恩來報告后，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博古、張聞天等13人相繼發言。毛澤東強調：兩軍會合后，應當去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中央常委、軍委應解決統一指揮問題。張國燾發言，首先講了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以后的作戰情況，對周恩來講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紅軍北進，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沒表示不同意見，但他強調了執行的種種困難，隱約表示要向南、向成都方向發展的意向。其他同志都表示擁護周恩來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針，認為當前最關鍵的是進行鬆潘戰役。做會議記錄的劉英回憶說：會開了三天，集中討論戰略方針，主要是圍繞要不要打鬆潘的問題來討論，從戰略上說這是牽涉到向北還是向南的問題，從戰役部署來說牽涉到打鬆潘誰當先鋒的問題。張國燾明裡不好反對打鬆潘，實際上不願當先鋒。他怕四方面軍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實力。周恩來最后作結論指出：各位同志都同意中央的意見，過去在路上我們兩方面領導同志也通過電訊討論過。我們的這個戰略方針當然是進攻的。長征，走了這麼遠的路，打的是無后方的運動戰。從現在起，不同了，要轉入反攻，建立根據地，進入更廣大的地區同敵人戰斗。從我們兩大主力會合到達預定地區期間，宣傳口號是赤化川陝甘。各部隊要迅速行動。會議最后“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兩河口會議期間，張國燾已有二心，搞了一些不正派的活動。他向周恩來打聽一方面軍的實力，周恩來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三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那時，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他自恃兵強馬壯，擁兵自重，開始想當頭兒。他設宴款待聶榮臻和彭德懷，又是要撥兩個團給一軍團、三軍團補充部隊，又是送大米、牛肉干和二三百元大洋進行“慰勞”，打聽會理會議情況，挑撥中央領導關系。他的這些舉動，當即被彭、聶識破，報告了中央。張國燾從兩河口返回紅四方面軍總部駐地茂縣后，不傳達中央會議決定，繼續搞非組織活動，強調要南下，散布流言蜚語，離間兩個方面軍的團結。

6月28日，根據兩河口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為此，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火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鬆潘並控制鬆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順利地向甘南前進。

這樣，北上還是南下，就成了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的焦點。張國燾懼怕胡宗南的強大兵力，一再宣傳南下四川、西康、或西向青海、新疆的方針。這個斗爭由隱到顯，越往后越尖銳。6月29日，周恩來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制定了《鬆潘戰役計劃》，准備乘胡宗南部初到鬆潘地區、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構筑完成的時機，消滅胡宗南部，控制作為北上通道的鬆潘地區。同日，中央常委會議通過這個計劃，並決定增加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會后，一方面軍立即向懋功一帶北上，翻越打鼓山等雪山，向毛兒蓋地區前進。張國燾卻以種種借口拒不執行鬆潘戰役計劃。黨中央與張國燾的博弈和斗爭漸漸走向激化。

（三）在過草地前后與張國燾的尖銳斗爭

兩河口會議，對張國燾來說，是其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序幕。隨著野心膨脹，他的分裂主義傾向愈來愈公開化。紅軍與國民黨的戰爭危機暫時不尖銳了﹔在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黨內危機嚴重起來。

第一，過草地前多次中央會議上同張國燾斗爭。

一是黑水蘆花會議，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1935年6月底，中央紅軍翻過夢筆山后到達黑水縣。這裡有大黑水和小黑水，還有毛兒蓋河，為境內三大水系，縣以河名，故稱黑水縣。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於1935年7月10日到達黑水縣蘆花寨。紅軍指戰員在這裡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了兩次會議，史稱“蘆花會議”。第一次為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不滿意兩河口會議期間的組織安排，要求“充實總司令部”。他致電中央，擺出不解決此問題就不北上打鬆潘的架勢。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與毛澤東反復商量。劉英記述道：“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隻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經過這番醞釀后，7月18日，就在這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張國燾、徐向前趕來參加。這次會議決定，中央軍委設總司令，仍由朱德擔任﹔總政治委員由張國燾擔任。軍委常委過去4人，現增為5人，增加陳昌浩。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國燾尚未熟悉工作前，由周恩來暫幫助。同時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由徐向前、陳昌浩任指揮和政委，博古為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為表彰紅四方面軍，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質獎章。在第二次蘆花會議上，還討論了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通南巴根據地問題。周恩來對張國燾太了解，兩人都在中央常委工作過，共事多年，並且在是否探討劃發動南昌起義的緊急會議上還有過激烈爭論。在這次會議的發言中，周恩來首先充分肯定四方面軍的長處：有勝利信心，執行命令堅決，遵守紀律，對群眾能動員。這些長處是四方面軍在對敵作戰中取得勝利的條件。同時，他批評了張國燾在兩河口會議上的錯誤觀點。張國燾認為，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據地，周恩來認為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根據地的建立必須考慮到地域、群眾、敵情等條件。他再次對鬆潘戰役做了部署。張國燾這時還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在發布命令時便將“進攻”鬆潘改為“佯攻”，致使胡宗南部得以從容集中兵力於鬆潘，敵其他部也進抵這一地區，且懋功一帶又被敵軍佔領。這樣，不僅鬆潘戰役計劃流產，而且紅軍陷入腹背受敵危險境地。

二是沙窩會議，紅軍組建為左、右兩路軍。為擺脫紅軍腹背受敵這一危局，中革軍委又制定《夏（河）洮（河）戰役計劃》，要求紅軍主力折而向西，攻佔阿壩，再向北進入甘南。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南的沙窩再次召開會議，強調“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關系到“整個中國革命前進與發展”。針對張國燾的退卻逃跑思想和破壞紅軍團結的行為，會議指出：“必須在部隊中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周恩來在會上指出：現在，我們最高的原則是作戰勝利，隻有這樣才能實現一致。我們要將問題盡量提到最高原則上來認識，求得最后解決。沙窩會議為照顧團結，同意陳昌浩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時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成立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后，從一方面軍抽調一批干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周恩來囑咐去工作的干部：兩大主力紅軍會合，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大勝利，但也出現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們到四方面軍后，不但要把份內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顧全大局，搞好兩軍團結。

沙窩會議后，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加強一、四兩個方面軍的協同作戰，將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共同北上。右路軍由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並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過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左路軍由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組成，並由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率領，在卓克基等地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達后即東進，在班佑同右路軍靠攏，然后兩軍齊頭並進，向甘南進軍。

三是第二次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周恩來病倒，毛澤東接替負責中央軍事工作。張國燾是個陽奉陰違、言而無信的兩面派。他的野心還在膨脹，對沙窩會議沒滿足其全部要求非常不滿，回到駐地在召集的部分軍以上干部會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並率左路軍開向阿壩地區。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中共中央電告指出：左路主力也宜走右路，去阿壩隻出支隊，掩護后方前進。但張國燾置之不理。為解決新的分歧，中央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頭一天，在沙窩的政治局常委們開會，研究中央領導的分工和討論對待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問題。會議決定：在黨內矛盾趨於尖銳的形勢下，應加強常委會的工作，統一領導的權力應集中於常委會。由於周恩來病倒，多日持續高燒，昏迷不醒，經診斷是患肝膿腫和阿米巴痢疾。盡管在搶救治療后脫離危險，但他在一段時間無法參加中央會議，也不能分管具體工作。因而，中央領導做了新的分工：張聞天負責組織部，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提出的紅軍行動方向問題。周恩來因病未出席，朱德、張國燾因隨左路軍行動而缺席。毛澤東作報告，強調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走﹔新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其他同志都贊同毛澤東的報告，認為左路軍應迅速向右路軍靠攏。陳昌浩也表示應快速北上，集結最大兵力，向東突擊，以實現中央的方針。會議通過的決議針對張國燾關於紅軍主力西進的主張明確指出：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張國燾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中央通過多種形式將會議決定電告他，要求左路軍迅速來班佑，並力東進。但是，張國燾按兵不動，拒不執行中央北上東進的決定。從兩河口會議到毛兒蓋會議兩個月來，中央和張國燾之間為就北上與南下、西走與東進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一直在爭論。盡管中央顧全大局，竭力忍讓，一再規勸，但這未能使張國燾有所轉變，且挾左路軍卻步不前，謀劃如何實現個人野心。此后，右路軍成為北進主力。這無論對后來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展開堅決斗爭，還是貫徹執行中央北上東進方針，找到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重病中的周恩來和護理他的鄧穎超過茫茫草地的傳奇。

由中共中央率領的右路軍在毛兒蓋地區做了過草地的各種准備后，於8月下旬開始向著渺無人煙的廣袤草地進發。草地即高原濕地，叉河橫生，水流淤滯而成沼澤，遠遠望去，似一片灰綠色海洋，東西南北，茫茫無垠。草地氣候惡劣，晝夜溫差大，雨雪風雹來去無常，晴空迷霧變幻莫測。每年5月至9月為草地雨季，滯水泥濘的沼澤更成漫漫澤國。紅軍正是這個季節過草地的。茫茫草地“地獄”行，生死臨界一星期。過草地之艱難遠勝過翻雪山。翻雪山隻一天，過草地則是七天左右。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那草地完全是一個渺無人煙的世界。紅軍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第八天，走出草地，到達班佑，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眾，看到了牛羊和炊煙，看到了田裡有大蘿卜，真是高興極了，“我覺得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周恩來在過草地前突然病倒，是長期緊張工作累垮的。楊尚昆道：“長征中的恩來同志，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線，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挂起地圖，以便觀察和抉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況來齊后，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后，他才睡覺。這時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戰斗生活又要開始了。本來劉伯承同志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來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戰命令，而由自己承擔起來。”周恩來長期這樣日以繼夜不停工作，再加上糧食和營養缺乏，在過草地前終於病倒。經搶救治療后雖脫離危險，但身體極度虛弱，不要說過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異常困難。他被安排在右路軍過草地殿后的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彭德懷向剛上任的三軍團參謀長蕭勁光交代：你具體負責，組織擔架隊，實在不行，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周恩來還有王稼祥等抬出草地。蕭勁光從迫擊炮連抽出幾十人組成擔架隊，將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擔架隊編成幾個組，輪流抬著周恩來等穿越草地。干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隊長，同戰士們一起抬擔架。兵站部長楊立三身體不好，也要參加抬擔架。他抬著很累，但硬要堅持。周恩來看著大家抬的很辛苦，多次掙扎著從擔架上爬下來，都被他們勸阻。他被抬出草地后，非常感謝擔架隊同志，特別是病倒的楊立三同志。他動情地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能夠出草地，是你們拿命把我抬出來的啊！”他的身體還未康復，就電告一軍團領導同志說：據三軍團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統計，“一軍團掉隊、落伍與犧牲的在四百以上”，囑咐他們將廣大指戰員安排好，“注意改善營養，恢復體力”。19年后，楊立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任總后勤部部長）去世，周恩來執意要親自給他抬棺送葬。1961年3月陳賡去世，周恩來從外地趕回北京，前往靈堂吊唁並參加對陳賡的公祭。

安排護理周恩來的鄧穎超，一直體弱病多，過草地時，騎著馬走。第一天，降大雨，雷電交加。她騎的馬受驚，陷進沼澤。她本人從馬上摔下來，掉進泥潭，一動也不敢動。前面的人走遠了叫不應。等了很久，后面來了人，才將她慢慢拉上來，大半個身子都是泥水，加上大雨，全身濕透。第二天發燒拉肚子。第三天，經過一條寬40多米、深1米多的后河。剛下過雨，后河陡然增寬增深，流勢湍急。有的同志試著淌水過河。從江西出發就跟著她的擔架員，剛跳下河，被急流沖走了。其他的擔架員要抬著她過河，她不願增加擔架員們的負擔，硬從擔架上下來，咬著牙，扶著他們的肩膀，搖搖晃晃地淌過了河水。過草地，7天7夜，她沒進一粒糧食。在走出草地最后一天，她看到一家藏民房子，疲憊之極的身體剛一進屋，就倒在滿地的牲口糞屎中，在地上躺了兩個多小時才蘇醒。蔡暢趕來看她，見到她那滿身是糞的模樣，以為她活不成，放聲哭了。那時，鄧大姐隻有三分像活人，硬是憑著堅定的信念力和頑強的意志力支撐過草地的。

周恩來、鄧穎超過茫茫草地的傳奇，是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迸發偉大長征精神的階級友愛，革命情誼的生動展現。

第三，過草地后在牙弄會議、巴西會議和俄界會議上同張國燾的斗爭。

右路紅軍通過草地，在同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殊死斗爭中終於取得了勝利。但是，黨中央與張國燾關於北上與南下的指導思想的分歧和斗爭更加表面化和公開化。右路軍穿過草地后，進入半農半牧的班佑地區。這裡是通往甘南的必經之地。胡宗南部隊進駐鬆潘后，鬆潘甘南古道成為其運輸糧食的主要通道，並在包座等地設立了兵站。紅軍北出川西進軍甘南，必須佔領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紅軍穿過草地后，急調部隊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圖阻止紅軍北進通道。右路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為搶在胡宗南增援部隊趕來前，強佔包座，立即派人偵察地形、敵情，進行攻打包座的戰斗部署。他主動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請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四方面軍的三十軍和四軍承擔。這次戰斗打了三個晝夜，是紅軍長征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重要戰斗，也是過草地后打的第一場大仗。我軍全殲蔣介石嫡系胡宗南一個師，斃、傷敵官兵4000余人，俘敵800余人﹔繳獲大批槍械、糧食、牦牛、馬匹和其他軍用物資，對補充過草地后紅軍極需的給養起了重要作用。

包座戰斗結束后，黨中央找徐向前、陳昌浩，研究如何做張國燾的工作，催張國燾帶左路軍前來會合。在中央一再電催下，張國燾率左路軍一部進入草地沒兩天，就借口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橋，返回阿壩，不僅不來會合，還數次電令徐、陳率右路軍南下。這樣，黨中央的北進和張國燾的南下之爭，終於發展到針鋒相對。９月8日晚，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在周恩來住處牙弄召開會議，徐向前、陳昌浩也參加了。周恩來當時在養病之中，身體還很虛弱，起不了床。中央領導在這裡開會時，已經擬好一份要張國燾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沒考慮好，未表態。最后，中央以與會7人名義，致電張國燾等。但是，野心膨脹至極的張國燾執迷不悟，於9月9日再電陳昌浩，令其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這就是后來盛傳的“密電”。

陳昌浩見到張國燾電報后，同意南下。在巴西的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緊急磋商，認為張國燾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圖。當晚，毛澤東到徐向前處，問其意見。徐向前回答：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澤東了解到徐向前的態度后，同張聞天、博古一起，趕到周恩來、王稼祥那裡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連夜率彭德懷部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並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聶榮臻，部隊原地待命。這就是巴西會議。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秘密准備先行北上之際，張國燾於9月9日24時再次來電，催促南下，反對北進。9月10日凌晨2時，中共中央率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等部離開巴西地區，向甘南迭部縣的俄界（現名高吉）進發。陳昌浩等發現中央紅軍不辭而別后，徐向前明確表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這樣，四方面軍的同志才沒有去追打。右路軍一分為二，原紅四方面軍的絕大部分重新過草地南下。

中共中央所率部隊半夜摸黑走崎嶇林澗小道，突破懸崖、飛棧、山洪等險阻，於11日傍晚抵達俄界村，同先期到此的林、聶部會合。黨中央到達俄界后，再次致電張國燾，嚴厲指出：一、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國燾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有誤。二、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並已令一、三軍團在俄界一帶集中。三、立即答復左路軍北上具體部署。但是，張國燾再次拒絕中央命令。９月12日，他指責中央，“不圖領導全部紅軍，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一、三軍團單獨東出，將成無止境的逃跑”。

為及時向紅軍廣大指戰員解釋中央單獨率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的意圖，揭露張國燾分裂主義本質，確定以后的行動方針，中共中央於９月12日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首先作報告，指出：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后，中央曾做出過北上的決議，中央常委決定了向北發展的方針。張國燾反對這個方針。中央同張國燾作過許多斗爭，但沒有結果。同張國燾的斗爭是兩條路線的分歧。對於張國燾，要盡可能做工作，爭取他，不馬上做組織結論。中央應繼續堅持北上，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爭取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與會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斷然率一、三軍團北上的決定，揭露了張國燾擁兵自重，制造分裂，爭奪權力的陰謀活動。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組成五人團，代表中央進行軍事領導，負責處理一切重大軍事活動。會議對軍隊作出改編，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

俄界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與中央爭論的實質是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張國燾夸大敵人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川、康邊界地區退卻。“決定”揭露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說：張國燾對於中央的說服和勸告，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絕，而且“組織反黨小團體同中央進行公開的斗爭，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在群眾面前任意破壞中央的威信”“這種傾向的發展與堅持，會使張國燾同志離開黨”“政治局認為必須採取一切具體辦法去糾正張國燾同志的嚴重錯誤，並號召紅四方面軍中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作堅決的斗爭，以鞏固黨與紅軍”。

根據俄界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於9月14日再次致電張國燾等，指出：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是由於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造成的。張國燾對於自己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負絕對的責任。中央先率領紅一、三軍團北上，只是為實現中央的戰略方針，並准備以自己的艱苦斗爭，為左路軍及右路軍的四軍、三十軍開辟道路，以便利於他們北上。張國燾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隊向對於紅軍極端危險的方向調走，是逃跑主義最實際的表現，是沒有戰略出路的罪惡行動。中央為了中國革命的利益，再一次要求張國燾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繼續北進。

利令智昏的張國燾，再次拒絕中央的勸告和挽救，繼續頑固堅持南下主張，而且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四、周恩來與中央紅軍到陝北和指導三軍大會戰

俄界會議后，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迅速北上。9月17日，先遣部隊攀登懸崖峭壁，出敵不意，突破號稱天險的臘子口，進入甘南開闊地帶。次日，先遣部隊到哈達鋪。中央領導同志從國民黨報上獲悉陝北有紅軍，初步決定要到陝北去落腳。10天后，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羅鎮召開常委會，正式決定到陝北去。經半個多月行軍，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2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指出：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在這裡，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這樣，縱橫11個省的二萬五千裡長征結束，領導全國革命的新長征開始了。周恩來隨著大軍來到這裡，又要參與領導新長征、打開新局面的斗爭。

（一）初到陝北，參與軍事奠基和政治奠基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根據新的戰略部署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工作有所調整。1935年11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黨的工作方面，成立組織局，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組織部和宣傳部﹔軍事工作方面，成立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恢復第一方面軍建制，司令員為彭德懷，毛澤東兼政委﹔后方軍事工作，如擴充紅軍、動員糧食等，由組織局負責。毛澤東認為，目前前方戰事指揮還離不開周恩來，他們兩人仍需一起到前線去，指揮紅軍粉碎蔣介石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第一方面軍下轄由陝甘支隊組成的以林彪為軍團長的第一軍團和以徐海東為軍團長的第十五軍團。鑒於中央到達陝北的新形勢，中央決定對外暫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名稱﹔並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會后，周恩來同毛澤東等一起到達甘泉，與十五軍團會合，准備打一個大的殲滅戰，即作為軍事奠基禮的直羅鎮戰役。

國民黨領導集團獲悉中央紅軍與紅十五軍團會合后，重新調整對紅軍的“圍剿”部署，加強了作戰力量。敵軍達3萬余人，紅軍隻有1.2萬人。當時已入寒冬，軍需、給養困難很多。敵軍無論在兵力和武器裝備上都佔很大優勢。直羅鎮是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鎮，它的地形是三面環山，形如口袋，鎮子北面有條小河，東頭有個破寨子，一條小路穿鎮而過，對紅軍來說，是個打伏擊的好地方。

直羅鎮戰役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直接指揮。在兵力部署上，按打殲滅戰的要求，兩個軍團佔領了南北山目的有利地形，十五軍團基本上由南向北打，一軍團由北向南打，在敵軍進入“口袋”后，埋伏在兩山的紅軍突然向直羅鎮猛扑下來，就將敵軍包圍了。這一仗打得很激烈，從11月20日早晨一直打到26日，整整一個星期。中央紅軍長征以來，除湘江戰役外，一仗打這麼長時間還沒有過。徐海東回憶這一戰役道：“這個小寨雖被我軍事先拆毀，但敵人昨天下午到達后又連夜改修，加上地形復雜，易守不易攻。我們派了一支小部隊攻了一次，沒能打上去。正組織第二次猛攻，通訊員報告說：‘周副主席來了。’這時太陽已升起了老高。我們向山上看去，隻見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從山上走下來。他們都拿著望遠鏡，邊走邊向敵人固守的小寨子觀察。等走到我們近前時，周副主席和干部們一一握手，詳細地詢問了第一次攻擊的情況。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敵人已經成了瓮中之鱉，不好攻暫且圍著算了。寨子既沒糧，又沒水，他們總是要逃跑的，爭取在運動中消滅他。”這次戰役戰果輝煌。重新組建的紅一方面軍殲敵１個師又１個團，擊斃敵109師師長、團長及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敵5300多人。這些都是東北軍，有些經過教育釋放回去后，對以后與東北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積極作用。

直羅鎮戰役粉碎敵軍的第三次“圍剿”，解除了陝甘根據地周圍的險情，使根據地出現比較穩定的新局面。它“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如果說這個奠基禮是軍事奠基，那麼隨后進行的糾正肅反錯誤，則是鞏固和發展陝北的政治奠基。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前，1935年7月組成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駐西北代表團進入陝北根據地，認為陝北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右傾取消主義”和“右派”活動。在9月上旬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后，下令取消此前為統一陝北兩個蘇區黨組織和兩支紅軍而組成的西北工委，改組西北軍委，成立陝甘晉省委，將劉志丹等紅軍負責人排斥出主要領導崗位。正當國民黨軍對陝甘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時，陝甘晉省委從9月下旬始進行的兩個月“肅反”運動，將陝甘紅軍的不少軍政干部被捕被殺，甚至將劉志丹關押起來，罪名是“右傾”，不執行攻打延安等城市的指示。保衛局還將高崗、習仲勛、劉景范、馬文瑞等高級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窯堡。這樣大規模的捕殺，使陝甘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

中共中央到吳起后，毛澤東、周恩來會見保安地區游擊隊負責人和十五軍團前來聯系的同志，得悉陝北紅軍正在搞肅反、劉志丹和幾百人被關押的情況后，先派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等，作為先遣隊前往瓦窯堡了解情況。11月2日，中央聽取陝甘晉省委和西北軍委負責人匯報后，明確表示，立即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當即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五人領導小組，負責審查陝甘晉省委的“肅反”問題﹔並派中央保衛局長王首道等前往瓦窯堡接管西北保衛局，執行中央先予放人的命令。12月8日，周恩來從直羅鎮前方回到瓦窯堡，一一接見被錯捕后釋放的同志，首先找了劉志丹。劉志丹一進門便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周恩來答道：“我知道，我們是戰友。”“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曲了。”劉志丹回答：“中央來了，今后事情都好辦了。”黨中央迅即委任他為西北軍委辦事處副主任（周恩來兼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隨后又委任他為紅二十八軍軍長、紅軍北路軍總指揮等職。周恩來多次贊揚劉志丹對黨忠心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

由於黨中央的直接干預，由陝甘晉省委所有被錯捕的同志全部釋放出獄，予以平反，恢復工作，從而為鞏固和擴大陝北蘇區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因此，黨中央到達陝北后迅速糾正“肅反”錯誤則可視為政治“奠基禮”。

（二）領導后方軍需工作，參與制定紅軍東征計劃和接應東征紅軍回師

周恩來到達陝北后，既不是黨的一把手，也不是軍隊的一把手，但他的工作擔子絲毫未減。前方需要他，后方也需要他﹔組織工作需要他，統戰工作也需要他。在這個新的歷史舞台上，他以新的角色參與演出了一出出威武雄壯的活劇。

第一，領導后方軍需工作。根據中央常委分工，周恩來兼任西北軍委后方辦事處主任，負責后方供應、軍需工作。中央紅軍到達這裡時，天氣漸近隆冬，不少指戰員沒有棉衣，有的還穿著短褲。冬裝問題是亟待解決的頭等要務。周恩來回到瓦窯堡后，找來有關同志開會，決定三件大事：一是成立工農紅軍總供給部，由原中央供給部長葉季壯任新部長，原西北軍委供給部長白如冰任副部長。二是清理陝北供給部庫存物資。周恩來說：“二十六、二十七軍原在陝北，困難較少。二十五軍九月份來陝北，該補充的也補充了。這次補充的重點是中央紅軍。要趕快清點現有多少布、棉花，計算一下能做多少套冬裝和鞋襪。”三是加強軍需工廠的建設。陝北原有一些兵工廠、被服廠等，再分配中央紅軍的一些技術干部和管理干部去那裡工作，大大提高了工廠的生產能力。總供給部發動婦女趕制冬裝，在短短十幾天內就使指戰員們穿上棉衣，初步解決了紅軍所有部隊給養。

第二，提議召開“瓦窯堡會議”。經過上述軍事、政治上的奠基、組織上的整頓和經濟生產的恢復，陝北根據地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但是，國家的大形勢有了新的重大變化。一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簽訂，抗日救亡運動走向高漲。隨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到來，中國共產黨面臨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要求中共中央調整政策。對於國內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黨內不少同志還缺乏足夠認識，將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格局凝固化，存在關門主義傾向。在11月初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提出召開一次會議，討論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直羅鎮戰役和糾正“肅反”錯誤后，陝北蘇區穩定下來。加上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到達瓦窯堡，需要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精神。這樣，瓦窯堡會議在12月中旬召開。

瓦窯堡會議有兩項議題：一是政治形勢與策略﹔二是軍事戰略。張聞天就第一項議程作報告，張浩作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報告。會議在討論政治形勢發生大變動后，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時，發生了爭論。博古的思想還沒有完全轉變過來，仍然引經據典地認為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毛澤東加以反駁，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是可以爭取的。

討論軍事戰略問題，由毛澤東作報告。他指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當前的行動方針，要在近期內完成東渡黃河的准備，進入接近抗日前線的山西。周恩來贊同毛澤東的報告，著重指出：防御應站在主動的地位，不是被動的地位，寧都會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應當使全黨了解，並作活的運用，集中主力於一個主要的方向。毛澤東作結論時，建議在結論中將周恩來所主張的“主動”兩字加上去。根據會議的這個決定，毛澤東、周恩來擬定了《准備東征的行動計劃》。

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周恩來在1936年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題為《新的形勢下黨的組織任務》的報告。他指出：“整個政治形勢中心問題是開展民族戰爭，黨的組織任務是團結領導千千萬萬群眾在黨的周圍，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所有開展的抗日斗爭，都應有共產黨在那裡領導﹔就是在沒有抗日斗爭的地方，共產黨也應發動和推動民族戰爭﹔無論哪一條戰線，“都要無孔不入地去做工作”。他還指出：考慮到中國地區廣大，社會經濟和革命發展又不平衡，黨在有些地區掌握了政權，但其他地區還處於極端秘密的地下黨生活，因此應該根據不同情況來指導工作，由於中國的歷史條件，紅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黨的干部大多隨紅軍行動。“中國紅軍不僅成為革命的領導與組織者，而且是黨組織的恢復者。”為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組織，報告還強調“反對關門主義”，要求改變對成分的機械理解，克服對知識分子的狹隘偏見，根據在長期斗爭中的表現選擇干部。

第三，安排劉志丹等部過河東征，接應東征紅軍班師回陝。直羅鎮戰役后，部隊雖發展到１萬多人，但與形勢發展的需要相差太大，亟待擴充兵員﹔蘇區地盤狹小，再加上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糧食缺乏、經濟落后，且受國民黨軍封鎖和圍困，這極不利於紅軍在此長期堅持斗爭。中央政治局分析周邊形勢后，強調紅軍需要向外發展，不發展不能生存﹔但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隻有向東。與會同志認為，打閻錫山有一個充分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訂有“共同防共”密約。紅軍東渡黃河入晉，在政治上站得住。東征山西，還可以進一步向北轉進綏遠，或東進河北，開赴抗日前線，爭取對日直接作戰，把國內戰爭同抗日戰爭更好地結合起來，推動華北乃至全國抗日運動走向新的高潮。這樣還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國民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作戰，有利於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閻錫山雖擁有10萬晉綏軍，但分布很散，兵力不集中，與紅軍沒交過手，缺乏同紅軍作戰的經驗。進攻山西，威脅閻錫山的老巢，可以迫使他調回入陝的晉綏軍，緩解對陝北蘇區的軍事威脅。此外，山西人多物豐，對於擴大紅軍、解決給養也十分有利。因此，會議決定要下大決心到山西去﹔我們的基本軍事方針是穩打穩扎，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

在各方面准備工作做好后，1936年１月中旬組建了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參加東征的主力部隊有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紅二十八軍、紅三十軍。中央領導機構也做了分工：紅軍東征時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陝北由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主持后方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簽發《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各路紅軍奉命秘密集結。

周恩來盡管留陝主持后方工作，但他仍參與擬定東征作戰計劃，並到前方參與重要決策。1936年１月底，紅軍東征渡河前夕，他在擬定的《東征勝利與我們的任務》中指出：“東征的勝利估計及其影響：（1）將要消滅閻錫山的一部或大部﹔（2）將可能創造出沿河東岸的大片蘇區﹔（3）將調動河西的晉敵，減弱河西敵人的力量，便於河西的發展﹔（4）將爭取抗日根據地向東擴大的先機﹔（5）將更加暴露閻錫山的真面目﹔（6）將使群眾看到紅軍是真正抗日的﹔（7）將掀起東方[部]民眾的抗日熱潮﹔（8）將推動晉、直、豫的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9）將推動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的實現﹔（10）可能引起南方敵人之前進與北方敵人之進援，紅軍主力不拒絕有利的回擊，陝甘武裝要打擊敵人，保衛發展現有蘇區。”

1936年２月17日，周恩來電告毛澤東等：“我將到清澗指揮紅二十八軍、紅三十軍，在晉軍撤走時，搶先佔領吳堡一帶，相機過河。”18日，毛澤東與彭德懷共同發布東征作戰命令。20日晚，東征紅軍在綏德、清澗等縣100多裡地段多個渡口，通過簡陋木船和羊皮筏子，突破黃河天險。下旬，周恩來到清澗紅二十八軍軍部和劉志丹等指揮攻打義和鎮戰斗。戰斗結束后，紅二十八軍過河東征，周恩來至緩德溝口，沿黃河南行，巡視河防、渡口、船隻、兵站，並檢查中共清澗、綏德縣委工作﹔隨后過黃河到山西。紅軍東征入晉后，兵分三路，轉戰三晉大地。廣大指戰員士氣很高，作戰勇猛，迅速進佔交口縣大麥郊一帶，威脅山西大動脈同蒲鐵路。3月中旬，周恩來等抵達大麥郊與毛澤東等會合。他電告劉志丹等，紅二十八軍有恢復打通並擴大神木、府谷、佳縣、米脂蘇區，消滅駐守黃河敵軍的任務。3月底4月初，紅二十八軍完成任務，並佔領山西興縣黃河渡口。4月上旬，蔣介石派10萬大軍分兩路入晉，支援閻錫山。為顧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規模內戰，紅軍決定回師陝北。從4月中旬起，周恩來指揮留守各部保護渡口，准備船隻，並親到延川迎接東征部隊班師回陝。5月初，東征軍經過5個渡口，在5天內全部西渡黃河回到陝北。紅軍東征歷時75天，成果豐碩。周恩來上述估計大部實現，既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又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這次東征，消滅國民黨軍７個團，俘敵4000余人，繳槍4000余支、炮20余門﹔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根據地東部地區﹔紅軍擴充新兵8000多人，籌款40多萬銀元，並在入晉的2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為爾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這次東征，紅軍也付出了代價，主要是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他在４月中旬指揮攻佔下三交鎮戰斗中，左胸中彈身亡，年僅33歲。對於這一不幸，全軍上下和根據地廣大鄉親深感悲痛。黨中央對劉志丹評價很高。毛澤東題詞寫道：“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是親自指揮劉志丹渡河東征的，對他的犧牲更是悲戚。他稱：“志丹同志於東征勝利聲中犧牲，誠為中國革命一大損失。”他題詞道：“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題詞，集中反映了黨和人民對劉志丹的愛戴和敬仰。

（三）到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參與指導同蔣介石代表的秘密談判

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積極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無論是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還是與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政府都有好的開端。

第一，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延安會談，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進入新階段。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中央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任書記。東征期間，周恩來留在后方任中央局書記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這方面工作好了，東征才無后顧之憂。1936年１月上旬，在榆林橋戰役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經過教育，特別是親身經歷和感受到共產黨政策的正確，表示願意勸說張學良同紅軍聯合抗日。經周恩來同意，高福源離開瓦窯堡，前往洛川，與張學良談了一整夜。最后張學良表示：你談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趕快回去，請紅軍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我們商談一下。在聽取高福源匯報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克農去洛川與張學良談判，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３月上旬，李克農與張學良再度會談，張學良提議中共方面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中擇一代表與他在膚施（即延安）作一會談，時間由中共方面決定。３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東征前方的晉西會議上聽取李克農匯報后，決定派遣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膚施同張學良會談。在此期間，中共中央同楊虎城的渠道也已打通，並達成合作的初步協議。

1936年４月７日，周恩來等從瓦窯堡出發前往延安。９日晚，周恩來同張學良在延安城內的天主教堂裡舉行會談。兩人一見如故，談得非常坦率和融洽，一直談到次日凌晨才結束。張學良承認紅軍是真心抗日的，剿共與抗日不能並存﹔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他願參與醞釀其事﹔認為蔣介石在歧路上，雖不會徹底抗戰，但有可能爭取與其合作，要他目前反蔣還做不到，如蔣降日，當離開蔣﹔他現在不能離蔣，財政上也要靠蔣，在公開抗日之前還不能不受蔣令，進駐蘇區，因此處在極度苦悶中。他還認為，根據兩年來的觀察，蔣介石有可能抗日，主張他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改變錯誤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來表示，將這些意見帶回去，中共中央鄭重考慮后再做答復。雙方就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商定了具體辦法。膚施（延安）會談后，周恩來回到瓦窯堡向中央作匯報，中央決定：“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系由你（周恩來）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與發生關系，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

1936年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開會著重討論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問題，毛澤東高度評價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他指出：“這個時期的工作委員會有很大的進步，可謂很好的模范。請恩來同志寫出一篇文章來。”會議決定，成立白軍工作部，由周恩來負責。它的工作面更大更廣。周恩來、張學良的成功會談，既是促成建立白軍工作部的基礎，也是促成中共中央在４個月后作出“逼蔣抗日”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膚施（延安）會談后，我們黨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進入新階段。

第二，周恩來參與指導同蔣介石代表的秘密談判，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起點上開啟新篇章。黨中央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兩部的聯絡取得進展的同時，也通過多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政權進行秘密談判。這是因為，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日矛盾急遽惡化。1936年春日本政府企圖獨吞中國的野心更加露骨，這與更多代表英美利益的蔣介石集團的矛盾不能不更加尖銳。蔣介石在繼續對紅軍“圍剿”的同時，也以多種渠道與中共中央進行接觸。

一是蘇聯渠道。1935年底，蔣介石派陳立夫秘密赴蘇談判，希望共同簽訂對日的軍事同盟。但他又認為直接去蘇談判的時機尚未成熟，又令陳立夫回國在南京同蘇聯大使交涉。次年1月初，又令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要求談判。中共代表團表示：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並指定於5月前后回國的潘漢年作為聯系人。

二是南京渠道。中統特務機關領導人陳立夫，根據蔣介石在國內找與共產黨關系的任務交給他的親信曾養甫。曾養甫又找來他的下屬諶小岑。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是天津覺悟社成員，與周恩來熟悉。他又輾轉找到與我們黨有關系的學者翦伯贊和呂振羽同曾養甫見面。但他們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談判，國民黨當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系。

三是宋慶齡渠道。國民黨當局經過多方努力，都未能與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聯系。這時，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發生了作用。1936年1月，在上海的宋慶齡交給以牧師身份活動的董健吾一封信函，請他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為旅途安全和方便，宋慶齡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任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証件。由於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嚴密封鎖下，要進入陝北須經過張學良同意。張學良放行后，董健吾於2月下旬到達瓦窯堡。由於毛澤東、周恩來都在前線，博古會見了董健吾。周恩來聞后，向黨中央建議：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分別進行。對蔣介石方面可以答應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談判，同蔣談判以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條件。3月4日，毛澤東等復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董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回宋慶齡處復命。“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系，終於在宋慶齡的推動下接通了。”

3月下旬，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對南京政府的新動向指出：由於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這就進一步推動民族戰爭發展。對蔣介石來說，“或降日，或抗日，其間的余地更狹了”。會議採納周恩來的意見，提出“紅軍和一切抗日軍隊集中華北”，以推動全國抗日。“紅軍是抗日的中堅力量”，通過“紅軍率先抗日來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共中央在聽取各個渠道與國民黨接觸的匯報后，5月中旬，周恩來致函諶小岑，邀請曾養甫和他一起到陝北共同“商討大計”。潘漢年在南京同曾養甫會見后，曾望潘聽取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后再回寧見陳果夫。這樣，黨中央必須迅速作出決斷。在8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指出：同南京談判時應提出實際問題：一、停止內戰﹔二、實行抗日民主，發動抗日戰爭，並建議放棄“抗日必須反蔣”口號。毛澤東作結論時贊同周恩來說的現在再提“抗日必須反蔣”不合適。8月下旬周恩來復信曾養甫說：“茲為促事速成，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會談。”9月1日，他又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還表示：中國共產黨“早已准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

基於兩黨高層在密切接觸，商談再次合作的可能性漸增，中共中央9月1日發出黨內指示：中央決定放棄“抗日反蔣”口號，實行“逼蔣抗日”總方針。在半個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指出：逼蔣抗日是有意義的。國民黨五大以來，特別是近半年中，蔣是有變化的。他在動搖著，要看他從哪個方向動搖？他目前是傾向抗日方面的，但要走到抗日，走到同我們合作，距離還很遠。我們應逼蔣抗日。

要實現“逼蔣抗日”也不容易。蔣介石不到日本侵略者將他逼到牆角上，或者不到走投無路之時，他決不會答應抗日。歷史會有曲折，經過10年內戰的浴火重生，中國共產黨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中已煉出孫悟空那樣的火眼金睛，會縱橫捭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第三，周恩來會見斯諾，使之成為向世界宣傳紅色中國第一人。紅軍東征班師后，又進行西征。周恩來沒參加西征，但根據他的提議，為配合西征，開辟新的根據地，中央決定將陝甘省委改為陝甘寧省委。7月上旬，周恩來在從安寨去陝甘寧省委途中，會見了從北平來陝北蘇區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對於這次會見，斯諾寫道：“‘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系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關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經過周恩來的安排，斯諾還對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做了廣泛深入的採訪。這為斯諾出版轟動世界的《西行漫記》提供了很大方便。斯諾對周恩來的這次傳奇採訪，也為他們兩人的終生友誼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迎接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指導土地革命戰爭最后一戰——山城堡戰役

進行長征的各路紅軍，既有多個會師，又有多次會師。在1936年就有三次最重要的會師。一是10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在紅軍總司令朱德等領導人率領下歷盡艱辛前來甘肅會寧與在這裡迎候的由陳賡代表紅一方面軍的會師。這次會師對於紅四方面軍來說具有裡程碑意義。它標志著這支英雄部隊從1935年3月強渡嘉陵江西進開始的歷時１年零7個月、行程近萬裡的長征，基本結束了。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排除張國燾干擾，轉戰川、康、青、甘四省，粉碎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終於完成北上的戰略轉移任務。二是將台堡會師。將台堡原屬甘肅隆德縣，后劃為西吉縣。1958年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后，它劃歸寧夏管轄。1936年10月下旬，紅二方面軍總部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和隨二方面軍行動的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下來到這裡，同已組建為西方野戰軍的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委聶榮臻和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進行會師。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從1935年11月19日離開桑植南下湘中開始，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止，歷時11個月，行程16000余裡，轉戰湘、黔、滇、康、川、青、甘、陝八省，戰勝數十萬敵人的追剿和無數艱難險阻，終於取得長征勝利。

第一，周恩來參加紅軍三大主力部隊聚集山城堡地區的勝利大會師，智救廖承志。上述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的會寧會師和與二方面軍的將台堡會師，周恩來無暇前去迎接。一個月后，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為進行對胡宗南部的大會戰，他代表黨中央趕來參加。紅軍三大主力聚集陝甘寧地區，對國民黨在西北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盡管國共兩黨高層在秘密接觸，准備共同抗日，但蔣介石集團滅共之心不死。他們不甘心兩年來對紅軍長征圍追堵截的失敗，繼續調集5個軍的兵力從甘肅會寧至寧夏固原一線由南向北分四路對紅軍展開圍攻﹔並且令馬家軍馬鴻逵等部沿蘭州至寧夏段黃河進行防堵，企圖乘紅軍在西北立足未穩之際一舉消滅之。我三軍主力會師后，紅二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與黨中央是同心同德的。紅四方面軍一部分指戰員，由於張國燾長期的欺騙宣傳，對中央一時還缺乏了解，有的人更是心存疑慮。張國燾雖然已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分裂黨的圖謀，但依然居心叵測。如果對待他的問題處理不慎，就會影響黨內和軍內的團結。因此，中央決定周恩來趕到前方參加三軍大會師，指導三軍與國民黨軍大會戰。

1936年11月上旬，鑒於敵胡宗南部孤軍深入寧夏東部並向甘肅環縣方向運動，中革軍委決定紅軍一、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河東部隊向陝甘寧邊區的西部集結，並在環縣的山城堡一帶待機殲敵。山城堡位於環縣北部的洪德城附近，距縣城60裡。這裡是陝甘寧三省的結合部，溝壑縱橫，地形復雜，利於大部隊設伏作戰。11月18日，周恩來趕來離山城堡不遠的河連灣，在這個集鎮的大路口迎接張國燾和留在左路軍同張國燾一直進行堅決斗爭的朱德。周恩來向他們介紹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一年來形勢的巨大變化，特別是介紹了與張學良談判和達成協議的情況。周恩來還利用一切機會向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宣傳抗日的有利形勢、紅軍的大團結和黨中央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進一步了解黨中央精神，對消除隔閡、增進團結發揮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營救廖承志是這次會師中一個特殊收獲。張國燾心毒手狠，在四方面軍中實行家長制統治。凡是反對他的人，他都要進行迫害乃至殺害。廖承志在1933年3月被國民黨逮捕經營救獲釋后，於是年9月被派到四方面軍工作。1年后，因反對張國燾的“左”傾錯誤，被強加上“特務”罪名，開除黨籍，囚禁起來內定“槍決”，后被押解參加長征。周恩來一直在打聽他的下落。11月20日，周恩來在出席歡迎四方面軍的大會講話后，在回豫旺堡的路上遇見被押送的廖承志。廖承志對他這次命不該絕的奇遇有生動回憶，寫道：“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后看見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了錯誤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隻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周恩來同志考慮問題很周到，斗爭藝術很高超，如果他不這樣問我，當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腦袋。自從周恩來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顯改善。不久，我就被釋放了。”周恩來與廖家情誼深厚。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時，廖承志的父親廖仲凱不僅參與創辦，而且是黨代表，兩人共事親密。廖仲凱被暗殺，周恩來當天就趕往醫院探望並參加“廖案檢察委員會”，親自審訊凶手。11年后，周恩來又營救出險遭殺害的廖承志。因此，廖承志說“恩情重如山”，表達對周恩來的無限感恩。這不僅僅是個人間的私情，更是共產黨人的同志愛、階級情的展現。

第二，重逢賀龍，與之和彭德懷共同研究山城堡作戰計劃。11月19日，周恩來在迎接老戰友朱德，還有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等后，又到洪德城同賀龍等二方面軍領導人會見。這兩位南昌起義領導人，在闊別8年之后喜相逢。周恩來帶來的人民劇社，在對四方面軍慰問演出后，又對二方面軍指戰員進行慰問演出。周恩來聽取二方面軍情況匯報后，還征求對這次大戰總指揮人選的意見。賀龍表示，同意中央安排，由彭德懷任山城堡會戰總指揮。隨后，三個方面軍參戰部隊領導人在周恩來參與下，討論了前敵總指揮部的作戰方案。當日，紅軍各部隊迅速到達指定地點，構筑工事，進入狀態。當敵軍進入紅軍在山城堡的伏擊圈后，紅軍於21日下午發起總攻，迅速將敵包圍。經過一夜激戰，至22日上午結束戰斗，殲敵一個旅又兩個團。當天中央發來通電，祝賀山城堡戰役取得勝利。23日下午，紅軍前敵總指揮部舉行慶祝勝利大會，朱德、彭德懷以及參戰的三個方面軍首長和團以上干部都出席了會議。

山城堡戰役是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聯合作戰的一次重大勝利，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發生在隴東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也是中國工農紅軍結束長征后的空前會戰。它挫敗了國民黨集團在西北地區對紅軍的大規模軍事進攻，鞏固了新開辟的陝甘寧邊區的局面，促進了國內和平的實現。

山城堡大戰結束后，周恩來又到周圍各縣巡視，了解新開辟的根據地情況。11月底，他同朱德、張國燾等一起回到黨中央所在地保安。由於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擴大成員，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主席團，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

周恩來參與領導從祖國東南到西北歷時兩年艱苦卓絕的長征，畫上了勝利的句號。同時，他在新的漫漫長征路上邁出了堅定步伐！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