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小平文集（1925—1949年）》看鄧小平的崇高思想風范

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20周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將鄧小平 20世紀 20年代中期至新中國成立前的重要文稿，選編成《鄧小平文集（1925—1949年）》（以下簡稱《文集》），分上中下三卷，由人民出版社於 2024年 8月正式出版發行。《文集》編入的文稿共 207篇，包括講話、報告、談話、文章、電報、命令、書信、題詞等，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文集》內容豐富，史料珍貴，涵蓋面非常廣泛，涉及政治、軍事、文化、財經、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等許多方面，是鄧小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活動和思想形成發展的寶貴記錄，提供了極為寶貴和權威的史料版本，是從事黨史文獻研究工作重要的基本歷史文獻集，是對《鄧小平文選》的重要補充。它的出版，對於深入了解鄧小平的光輝業績和精神風范、深入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的思想生平、深入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閱讀學習《文集》，可以對鄧小平的崇高思想風范有更為清晰深刻的認識。本文擬結合《文集》的相關內容，從三個突出方面就此進行一些解讀和分析。

一、信念堅定，是鄧小平最鮮明的政治品格

習近平指出：“信念堅定，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挺起的精神脊梁。”“他一生的奮斗歷程，充分展現了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鄧小平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20世紀 90年代，曾和鄧小平同在法國留學的鄭超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當時他已參加在法國的早期中共組織，而那時的鄧小平愛說愛笑、生活浪漫，因此他對鄧小平還有戒心，曾提醒一起活動的其他同志要注意這個年輕人。但后來的事實証明，鄧小平自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革命隊伍，就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輩子沒有動搖和改變過。《文集》中的不少內容，對此有充分體現。

比如，《文集》第一次全文公開發表了鄧小平 1926年 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所寫的《我的自傳》。其中寫道：“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文集》還以《我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為題，首次發表了鄧小平學習期間填寫的履歷表的有關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字裡行間鮮明表達了他的堅定理想信念。

自從成為一名職業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自信對團體的工作是未嘗稍怠的”。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無論斗爭環境多麼惡劣，無論遇到什麼樣的磨難和挫折，鄧小平的理想信念不僅沒有絲毫動搖，而且隨著他革命人生經歷的不斷豐富更加堅定、更加成熟。

鄧小平不但自己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而且特別注重黨員和革命隊伍理想信念的培養和教育。比如，在《關於時局和紅軍改編問題》一文中，面對全民族抗戰爆發和紅軍即將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新形勢，鄧小平鮮明地提出：“要對部隊進行馬列和民族氣節的教育”，“每團要有一個新教材，出戰士和抗日軍人讀本”。1943年 6月，鄧小平在給太行分局和八路軍第 129師干部作報告時說：“有人會說，你為什麼信馬克思主義呢？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是沒有國界的。馬列主義的寶庫中，包含了世界各國的東西，我們中國也添加了不少的內容。他國代數幾何等自然科學，一樣都是沒有國界，各國人都可學習應用的，自然中國共產黨人信仰馬列主義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過去是，今后還永遠是馬列主義者。”1949年 9月，鄧小平在中共南京市委召開的支部書記及排以上干部黨員大會上所作的報告《論忠誠與老實》，更是突出強調理想信念問題。他指出：“每個共產黨員從入黨的第一天起就必須抱著這樣的信念、這樣的決心。入黨的動機應該是抱著很高的熱誠，拋棄一切，為革命、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為人民辦好事。”他隨后在給西南服務團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青年是我們的未來，革命要靠年輕的一代去完成那未完成的事業”。“隻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用革命的思想去武裝青年，才使青年從思想上獲得解放。”“領導的責任是教育青年。”

《文集》中的這些論述充分說明，正是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鄧小平才能那樣全身心地投入他所認定的事業，並成長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百色起義到浴血太行，從挺進中原到決戰淮海，從領導渡江到揮戈西南，鄧小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核心，就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

二、實事求是，是鄧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特點和工作方法

習近平指出：“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點，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鄧小平是貫徹我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楷模。對鄧小平而言，實事求是不僅是一種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而且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處世精神，是他具有非凡智慧的源頭活水。這一精神風范，在《文集》中有多處體現。

不論環境和職務如何變遷，鄧小平總是善於從實際出發，把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實事求是地提出貫徹執行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我們的信心建筑在我們有英明的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將中央的路線具體化。我們如果把中央的路線當作教條，不了解它的精神與實質，不能靈活運用中央指示於具體環境，則我們的信心也將會成為空洞的，即使努力也將是一無所成。”《在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一文中，他特別批評了“在工作作風上，缺乏實事求是的苦干精神，眼睛向上，輕視下層工作，不願到實際工作中去接近群眾，包辦代替別人工作，滿足於表面的現象”。他強調：“整風運動的進行，必須注意與當前斗爭的各種實際工作相結合，更要著重與當前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因為隻有實際參加到這些斗爭中去，才能將我們書本上理論的學習，取得實際工作的聯系，充實其活生生的內容，並從實際工作中去檢查與証實書本上理論的學習是否正確。”

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建立大別山根據地后，新區的一些地方照搬老區的土改辦法，企圖迅速完成土改，“犯有急性病毛病”，鄧小平及時根據新區實際實事求是地進行糾正。1948年 6月 6日，鄧小平在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強調，對於土改中的急性病，應“從現有的實際情況出發，專門研究，訂出辦法，分別地實行調整”。這份文件上報中央后，毛澤東給予充分肯定並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這篇文稿因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 1卷，這次沒有再收入《文集》。但《文集》收入的同時期的幾篇文稿，如《新區工作應分階段分地區地逐步深入》《糾正“左”傾冒險的急性病》《新區土改問題》《一切工作方針、政策策略都要切合實際》等，同樣充分體現了鄧小平“什麼工作都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在工作中一定要反對主觀主義、經驗主義。任何工作必須強調調查研究，一切工作方針、政策和策略都要切合實際”，新的問題“必須有新的政策、策略和新的工作方法”等實事求是的思想觀點。

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品質體現在他觀察思考、決策部署、工作風格、待人處事、言語表達等各個方面。這種品質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淵源。

其一，源於對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深刻把握。這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鄧小平說：“我們永遠是馬列主義者，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運用馬列主義的原則使之切合中國實際。”“精通馬列主義而又熟悉中國國情，這是確定正確路線的前提。”

其二，源於對世界和中國的深刻了解以及特殊革命實踐的磨礪。經歷了留法留蘇，特別是后來不同時期革命斗爭的考驗以及中央和地方各崗位的錘煉，鄧小平了解世界發展趨勢，熟悉我們黨的歷史。他早年在蘇聯學習一年，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但沒有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回國后，他對機會主義、教條主義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決同黨內錯誤思想作斗爭。鄧小平說：“我們共產黨人有一個好處，就是吃了虧回頭，歷史上的教訓要很好地記住。”在后來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乃至整個一生中，他都始終特別注重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強調什麼工作都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以實事求是精神解決一切具體問題。

其三，源於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思考。在八七會議上，鄧小平初次見到毛澤東，就聆聽和認同毛澤東關於“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在中央蘇區，他親身體會到毛澤東開辟的新道路就是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因此成為“毛派頭子”。鄧小平的許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從毛澤東那裡學取的。鄧小平說：“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是掌握馬列主義的能手，也是最了解國情的。”以作報告、寫文章為例，他說：“沒本領的人才是名詞堆砌、現象羅列，而真正懂哲學的人是由實際出發，把問題予以干干脆脆的處理。毛主席是哲學大師，但他的報告、文章中就很少有這些名詞概念。”

三、政治思想強，是鄧小平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重要保証

毛澤東曾這樣評價鄧小平：“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說他善於按辯証法辦事，“比較顧全大局”。長期的軍事指揮生涯，造就了鄧小平多謀善斷、決勝千裡的魄力和膽略﹔崢嶸的革命斗爭歲月，磨礪了鄧小平政治敏銳、立場堅定，目光遠大、胸懷全局，嚴明紀律、堅守制度的氣度和風范。這是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成長為黨和軍隊重要領導人、“為黨領導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重要保証。《文集》對此有具體展現。

比如政治敏銳、立場堅定。遵義會議后，作為遵義會議的親歷者，鄧小平更加堅定了支持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主張的政治信念，自覺在政治上與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保持一致。1938年 1月，剛剛出任八路軍第129師政委的鄧小平在全師營教導員以上干部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這篇講話分為《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和《堅持華北抗戰，保持黨的獨立性》兩篇收入《文集》。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黨提出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統一戰線是全國各黨各派的政治聯合，“統一戰線有共同綱領，就是我們提出的十大綱領”，“保持黨的獨立性，不是跟著其他黨派做尾巴，而是有獨立性”，等等。特別是鄧小平強調：“發展和鞏固黨，首先要鞏固和提高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領袖，提高黨中央威信。”鄧小平所說的領袖，指的就是毛澤東。當時，倡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忽視獨立自主原則和黨的領導權的王明路線在黨內有較大影響，鄧小平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堅持真理，提出這樣的觀點，可見其膽識與氣魄。在抗戰時期領導太行分局和主持北方局工作中，鄧小平反復強調，加強全黨團結，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是黨的組織的鐵的原則。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1月，在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講話主要強調的就是，全黨要集中統一於黨中央、毛澤東的思想與方針下，奠定黨的百年大計。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鄧小平始終維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說：“毛主席思想是全黨的准繩，這是歷史上已經証明了的。二十多年的歷史証明了毛主席是正確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發展勝利，與毛主席思想背道而馳，必然要失敗。”正如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 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鄧小平同志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始終堅持正確路線，以充沛的革命熱情，先后擔任黨和軍隊許多重要領導職務，為創建發展新型人民軍隊、贏得革命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比如目光遠大、胸懷全局。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孕育了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他思想敏銳、目光遠大，立足當下、放眼未來，胸懷全局、勇挑重擔。這些，在千裡躍進大別山和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1947年 7月，劉伯承和鄧小平堅決落實黨中央和毛主席決策部署，下決心不要后方，不惜一切代價，率軍單刀直入，千裡躍進大別山，並在大別山地區克服重重困難，立穩腳跟，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從而改變了整個戰爭格局，使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文集》編入的三組電報《堅決執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任務》《全心全意、義無反顧地創造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對全局有利》和《一定要在大別山站住腳生下根》《進入大別山后的一般情況》《關於大別山區的幾個問題》《堅持大別山斗爭，鞏固大別山解放區》《新區工作應分階段分地區地逐步深入》《由內線防御轉入外線進攻的戰略意義》等文稿，對鄧小平的這種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都有充分體現。以《由內線防御轉入外線進攻的戰略意義》為例，該文是 1948年 3月鄧小平在安徽臨泉韋寨召開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部隊干部會議上所作報告的一部分。針對當時有些干部戰士對於離開解放區轉到國民黨統治區作戰抱持的懷疑態度，鄧小平在報告中說，這是因為他們“隻憑著自己的直覺，從一個角落一個局部看問題的結果”。他從戰略的高度指出：“我們從內線防御轉到外線進攻，解放了四千五百萬人民的中原地區，在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戰爭的車輪，全部打破了蔣介石反革命的戰略陰謀，迫使他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完成了毛主席給我們的戰略任務，在大別山建立了繼續向前躍進的戰略基地”。他教育同志們：“當我們擔著重的一頭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整體，整個勝利是有我們一份的。”

比如嚴明紀律、堅守制度。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一貫重視黨和軍隊的制度和紀律問題，強調“保証黨的領導，健全政治工作，正規制度，嚴肅紀律”。在千裡躍進大別山后，為了能在大別山站穩腳跟，鄧小平要求部隊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針對創建大別山根據地過程中部隊出現的一些問題，他特別強調要嚴明紀律規定，整肅部隊紀律。他指出：“黨的路線、黨的政策，在全軍中人人能夠辦到和必須辦到的，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進入大別山后的一般情況》一文中，他列舉了一些違反紀律的問題，要求各區嚴重注意，“先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繼之以黨紀採取嚴肅立場，堅決按照中央整黨方針，克服這個嚴重現象”。在進入戰略決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加強調指出：“要保証我們戰略任務的完成，中心環節是提高紀律性”。

在嚴明紀律的同時，鄧小平還特別強調並帶頭遵守黨的各項制度。其中，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綜合報告就是最為突出的一例。堅持重大事項向中央請示報告，是鄧小平高度紀律性和黨性原則的體現。《文集》從 1931年《七軍工作報告》開始，收入了鄧小平不同革命時期給黨中央的多篇綜合報告，特別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報告。1948年 1月 7日，黨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月 15日，鄧小平即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了《進入大別山后的一般情況》的綜合報告。緊接著，1月 22日又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於大別山區的幾個問題》，以回答毛澤東關於土改等問題的詢問。3月 8日，鄧小平對晉冀魯豫野戰軍進入大別山后發生的“左”的錯誤問題，專門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上報《糾正“左”傾冒險的急性病》的報告。毛澤東復電：“非常之好，立即轉發各地仿照辦理”，並要求鄧小平對所部“將你所說的那些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普遍通知他們，隻要有機會就不失時機地指導他們，並要他們向你處反映結果”。

《文集》收入的鄧小平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綜合報告，比較重要的還有《當前的重點應放在財經工作》《關於中原局工作的綜合報告》等。鄧小平每一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都是自己親自動手寫。他寫的報告主題鮮明、事例突出、數據翔實、文風質朴，深得毛澤東贊賞，經常得到表揚、轉發。在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同時，鄧小平還向所屬部門和地區提出：“提高紀律性一定要有報告制度”，“或兩月一次，或一月一次，口號是‘空口無憑、立字為據’，黑字寫在白紙上，要用腦筋，不能亂寫，文字要斟酌”。“這不僅可以使黨的步驟全黨一致，而且能及時糾正、及時前進，避免盲目性。”

總之，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集（1925—1949年）》為我們學習研究鄧小平思想生平和黨的歷史、黨的思想理論又增添了新的史料匯集和文獻寶庫，值得進一步深入學習和研究。

作者：高屹，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姜淑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