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哲學底蘊

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研究的重要話題。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伴隨人類認識和實踐能力的增強，即勞動或實踐的進步，純粹的自然界會越來越多地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人類向自然界注入社會力量，使自然界不斷蛻變成新的形態。每開墾一片農田，每建造一座城市，原始自然的版圖就退后一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指出，“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這個過程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后以加速度的方式進行，人類之進引發自然之退，自然的“退縮”似乎印証了人類的勝利。

然而，馬克思的哲學思考並沒有因為濃厚的人本情懷而偏離理性的軌道。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馬克思的自然觀深刻地警示人們，人類無節制的需求可能引發自然界的反擊，當我們過度索取時，自然規律就像彈簧被壓到極限，終將猛烈反彈。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自由王國”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人類可以自主行動、心靈自由的理想狀態，而“必然王國”則是指人類難以擺脫的自然規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自然界對人類具有“優先地位”，自然必然性對人的實踐活動具有強制性，“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表達了人的實踐活動必然受到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的雙重制約，難以獲得真正的自由。中國古詩“一山放出一山攔”正是對此的生動表達。

雖然自然的短暫“退縮”體現出了人類的主體性，但是作為“優先地位”的自然會對人類的行為進行回擊，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人類創造的“消除”，正是自然反過來又進行“擴大”的表現。不難理解，當人類用科技突破自然的邊界，自然也會通過氣候危機、生態失衡等方式拓展它的領地，這樣的例子已是屢見不鮮。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隻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恩格斯表述為，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馬克思恩格斯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問題。隻有重新調整人類自身行為、科學設定人類發展目標，才能解決現代工業文明危機，克服由於工業生產的速度、產值的盲目追求所帶來的生態破壞和人類自身心靈的失衡，實現人的創造力量和本質需要的統一，實現人的發展速度和自然的恢復速度的和諧。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是價值原則與真理原則相互作用的過程。人類一方面以真理為基礎去追求價值，另一方面又以價值為動力去尋求真理，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完備，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辯証精神。中國現代哲學史家馮友蘭先生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概括為“同天”，將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概括為“知天”。《中庸》《易傳》吸收百家之學，對“知天”的理性精神和“同天”的感性精神進行了融合。“推天道以明人事”，構成中國古典哲學“天人合一”所表達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認識，同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辯証精神與價值意蘊不謀而合，具有值得借鑒的理論品格和實踐意義。

經過長期探索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理論范疇，也是實踐范疇，二者互為印証，而“生態文明”正是題中應有之義。自然與生態的問題不僅關乎經濟的發展方式，更關乎人類如何定義自身、定義文明、定義幸福。一方面，要發揮人類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另一方面，要敬畏自然、敬畏未知。站在新時代新起點上，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辯証智慧：既要像工程師般精准把握發展規律，又要像詩人般守護心靈的原野。當我們用5G網絡連接世界時，也要給候鳥留下遷徙的通道﹔當城市向天空生長時，也要為螢火虫保留棲息的角落。這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與中國優秀傳統生態智慧的交融，也是當代人給地球母親最深情的告白。

【作者單位：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