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年譜（1975—1997）》編寫工作回憶

最近整理編輯研究工作資料，清理出我在從事《鄧小平年譜（1975—1997）》編輯過程中的一些資料。翻閱這些資料，編輯往事不斷浮想在眼前，內心感慨不已。這部冷溶、汪作玲主編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以下簡稱《年譜》）已出版20余年，發行數量逾11萬套，獲得各方面的好評。現將這些資料結合我的編寫感受整理成文，也算是對編輯出版這部書稿的紀念。

《鄧小平年譜（1975 — 1997）》書影

一、編寫始末

鄧小平《年譜》的編寫工作，從1996年開始到2004年4月結束歷時8年。集中力量編寫，是從2000年初開始到2004年春截止，並於2004年7月正式出版。為什麼要首先編寫鄧小平最后22年的年譜？這既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更有現實需要。2000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獻研究室計劃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時編輯出版年譜的工作規劃，由於時間緊迫，編寫組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裡編寫出反映他整個生平、思想和業績的年譜，只能選擇一個時期。這樣，理所當然地要選擇他一生最輝煌的晚年時期。編寫他晚年時期的這部年譜究竟從哪一年開始呢？經過反復研究，編寫組認為，鄧小平復出工作的1973年或者已經擔負重要責任的1974年為起始點均不是最佳選擇。到1975年，鄧小平已經開始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這是他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起點，也是鄧小平理論萌芽的起點，應成為年譜編寫的起始點。

《鄧小平年譜（1975— 1997）》編寫過程中，本文作者與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中）一起採訪汪東興（右）

為了保証年譜的資料性、學術性、思想性和科學性，編寫組從編寫工作啟動之日起，就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撒網式的，但又目標明確、有重點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首先，要廣泛地收集文獻檔案資料，並將收集的重點鎖定在中央檔案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中央軍委、中國科學院和在京中央國家機關近50個部門和單位的檔案部門。這些部門和單位提供的檔案材料，主要是鄧小平在黨政軍會議上的講話、領導人之間的談話、鄧小平聽取匯報時的談話、鄧小平會見外賓時的談話和他對各種重要問題的批示。編寫期間，僅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就向編寫組提供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對一系列重要問題的批示、指示等1100多件。這些文獻檔案材料十分珍貴，成為我們編寫年譜最基本或最主要的材料來源。其次，在編寫工作啟動后，編寫組就會同中央文獻研究室檔案部門先后前往西北、東北、華東、西南、華北和華南等鄧小平視察過的1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甚至遠赴俄羅斯、新加坡等地收集材料。通過上述全面系統的搜集檔案材料工作，編寫組所掌握的鄧小平文獻檔案資料多達近萬件，大多數內容沒有公開發表過，記載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情況。同時，編寫組還十分重視對回憶材料和口述史料、知情人工作日記的收集工作。先后採訪了汪東興、鄧力群、於光遠、黃菊和徐匡迪等上百位重要當事人，以及長期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王瑞林、張寶忠等人和鄧小平的親屬﹔參閱了宋任窮、陳錫聯、秦基偉、洪學智、李德生、張震、張愛萍、葉飛、谷牧等老同志和有關部門組織撰寫的為數眾多的回憶錄、回憶文章以及工作日記與台歷等資料。通過上述工作，搜集到的這些全面系統、翔實准確的文獻檔案資料和書籍報刊資料，為編寫《年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1年8月4日，《鄧小平年譜（1975 — 1997）》編寫組成員在延吉市檔案館查閱檔案

在全面系統地佔有材料的基礎上，編寫組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指導，對資料進行梳理研究、如實編寫條目內容，還對出現的人物、事件逐一注釋，對存疑的史實多方考証，匡正了一些書籍和人對一些問題的誤傳、訛傳，澄清了一些基本觀點。在確保史實准確的前提下，編寫組還吸收了理論界、史學界對一些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這部年譜，共有3525條內容、1649條注釋，計102萬字。年譜征求意見本印制出來后，編寫組多次就年譜內容征詢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外交部、科技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中國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等權威部門的意見，征詢了鄭必堅、龔育之、王夢奎、侯樹棟、黎虹、朱佳木、馮蕙、力平、程中原、劉武生等權威專家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審閱了全部書稿。在征求意見期間，編寫組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這些部門和專家提出的意見，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年譜出版后，得到讀者的一致好評。有的讀者指出：“年譜思想內涵豐富，基本史實准確，體例結構合理，繁簡取舍得當，較好地處理了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務虛與務實等關系。”有的讀者說：“這是一部由權威機構經過長期研究寫出的精品，是一部信史。”還有的讀者指出：“這是學習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完全可以信賴的工具書。”

二、內容常讀常新

年譜圍繞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題展開，從宏觀到微觀，全方位地、翔實准確地記述了鄧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22年中的生平、思想、業績、風范，全方位地涵蓋了鄧小平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品德風范以及個人情趣、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自出版以來，很多材料被學界反復引用，已經廣為人知，有些現在讀來，仍有興味。

譬如，在撥亂反正進程中，鄧小平還做了具有統領全局意義的三件大事，即他自己所講的點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他復出工作后的1977年11月第一次外出視察時在廣州聽取廣東省委負責人匯報時“點”的，針對當時農村政策存在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意見。就有些地方所謂“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規定，他指出，“這樣的規定要批評”，“要指出這是錯誤的”。針對當時盛行的民主評分、大隊核算的做法，他指出：“民主評分不能普及，大隊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產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不能隨便過渡。同工業一樣，過去許多行之有效、多年証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復。”針對外匯收入的門路問題，他指出：廣東緊鄰港澳，“我們搞外匯有很多門路，多搞點外匯”。這樣，“生產生活搞好了，還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進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看來最大的問題是政策問題。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這也是個全國性的問題。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恢復的就恢復，不要等中央。”“第二把火”，是他1978年初出訪緬甸、尼泊爾回國到達四川后，在聽取四川省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點”的。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現行政策”的問題，強調：“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第三把火”，是他1978年9月訪問朝鮮返回國內后視察東北三省和河北唐山以及天津等地時“點”的。這期間，他發表了八次重要談話，主要是講思想路線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兩大問題。他在天津視察時特別強調：這次，“我走了幾個地方，一再講就是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當懶漢，要從實際出發”。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東北和唐山、天津視察時的多次講話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為全國范圍的思想解放做了切切實實的思想發動工作，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做了頗有聲勢的動員，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乃至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重要實踐。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社會主義事業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如何對待、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突出地擺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鄧小平看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科學評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以開創的前提條件。這一工作從他准備復出的1977年春開始一直貫穿他最后20年生涯的始終，特別是1977年至1981年四年多的時間。年譜詳細地反映了他在努力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解決什麼是真正高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旗幟問題﹔全面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應有的地位方面所做的工作。他既堅決反對來自“左”的方面的所謂“砍旗”“丟刀子”的攻擊，又堅決頂住來自右的方面的“非毛化”的錯誤看法和逆流，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功過是非，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作出了全面的科學的說明，並把這一成果寫入黨的歷史決議中，這是鄧小平一生偉大的功勞之一。

還譬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起草問題。鄧小平是《決議》的總體設計者和直接主持者。年譜說清楚了《決議》形成中的許多關節點。從中看出，早在1979年10月下旬，他在同胡耀邦等的談話中，就作出了“起草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現在著手”的指示。在《決議》起草過程中，1980年6月，他同胡耀邦、胡喬木談話時，商定將“毛澤東晚年思想”改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決議》起草過程中，有的同志給鄧小平寫信提出“要作歷史決議就需要把這些年來的路線斗爭編一本書，像延安時期編《六大以前》《六大以來》一樣，供一定范圍內討論”。8月10日，他在同胡耀邦等談話時針對上述建議提出異議，認為“正面的東西好編，反面的東西就不好編”。“錯誤不只是毛主席一個人有，我們這些人也有錯誤。1958年‘大躍進’，就是毛主席的頭腦發熱？我們這些人頭腦也發熱嘛。”在《決議》起草過程中，起草人員最初增寫了關於粉碎“四人幫”后的四年這段歷史的內容，但黨內高層有人持反對意見。同年10月，他在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話時發表意見說，既然這樣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討論后，如果大家覺得需要加，再加也不遲”。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他採納賀光輝、譚震林、浦安修等就“二月逆流”、廬山會議的評價問題提出的有關合理化建議，指示在《決議》中分別加寫了這方面的內容。在《決議》起草過程中，胡耀邦曾於1981年2月提出“決議可考慮改變一種寫法，著重聯系歷史經驗，寫當前的任務和今后的做法”。3月，鄧小平在同鄧力群談話時提出：“胡耀邦的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年譜使《決議》形成的過程脈絡更加清楚了，鄧小平在其中所起的主導作用躍然紙上、一目了然。

鄧小平最后22年對經濟建設傾注了極大精力，突出反映了他在重大問題上和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的決策作用。他關心並直接過問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經濟計劃的制定、實施與實現，關心並直接過問經濟特區的建設、三峽工程建設與寶山鋼鐵廠建設、浦東的開發與建設，關心並直接過問所有制與分配制度改革、農村改革、價格改革、金融改革和引進西方國家的資金與技術，甚至住房制度改革、計算機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與開發、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問題，也都適時地進入了鄧小平的視野，並從始至終給予高度重視。鄧小平一直關心住宅建設問題，深知老百姓“隻有安居才能樂業”的道理。1978年9月，他視察東北三省、唐山和天津兩市時，視察了那裡的居民住宅樓並觀看了新型建材樣品。之后，他意猶未盡，在10月20日又視察北京前三門新建的公寓住宅樓。在談話中，他肯定了北京市為改善人民居住條件所作的努力，並對新住宅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指出：“今后修建住宅樓時，設計要力求布局合理，盡量增加使用面積，更多地考慮住戶的方便，比如盡可能安裝一些淋浴設施等，還要注意內部裝修的美觀，多採用新型輕質建筑材料，降低住房造價。同時，要請一些會挑毛病的人來提意見，研究一下怎樣把住宅樓修建得更好些。”11月，他訪問新加坡時抽出時間專程觀看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設，詢問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總面積和其他有關問題。緊接著，他在接見中國駐新加坡機構主要負責人時說：“北京在前門一帶建了30棟房子，外面好看，裡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來看看，學人家是怎麼搞的。”這些感人至深、令人深省的生動事例和他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一系列講話、批示與指示，這部年譜都給予了較大篇幅的反映，為探究鄧小平經濟思想提供了方方面面的重要材料與線索。

鄧小平積極推動計算機的研制、開發和利用。早在1977年11月，他在聽取廣東省委領導人匯報時就指示要從國外買計算機。1978年1月，他又指示要集中研制億次計算機。3月，他提出大型計算機由國家控制，成立計算機總局，計算機要搞專業化生產，派人到國外學習技術，計算機要普及運用。1979年5月，他再次指示國防科委無論如何要把計算機搞出來。1980年4月，他對我國計算機技術可能失密問題及時作出指示。1984年2月，他未雨綢繆地及時強調：“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做起。”中國計算機的發展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實現跨越式發展，凝聚著鄧小平的心血，反映了他跟蹤世界先進科技的敏銳目光、遠見卓識。

高能加速器是我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它更是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心和推動下建成並對撞成功的。年譜的有關材料，反映了鄧小平最初決策、中間猶豫到最后決斷的歷程。1977年8月，他在同方毅等談話時指出：“我們需要有這樣一個研究中心。沒有這樣一個中心，不僅使高能物理的研究受影響，半導體、電子學的研究也上不去。”“這件事現在不要再拖了。我們下命令，立即開工，限期完成。你們趕快寫報告。”之后，他在會見丁肇中和夫人時指出：“科學技術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但不是什麼都趕超，是在部分領域或一些方面趕超。要先學，學得好，才能趕超。科研設施的建設要從最先進的著手，高能加速器就是個重點。”之后，他多次對高能加速器建設表示既慎重又積極的態度。1981年1月10日，他在聶華桐等14位美籍華人科學家對中國決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見的來信上批示：“這個問題值得重視，我過去是積極分子，看來需要重新考慮，請方毅同志召集一個專家會議進行論証。”2月5日，他在美籍華人吳健雄、袁家騮教授建議中國在國民經濟調整期間不應停止發展高能物理研究和電子加速器建造的來信上批示：“此事請財經小組審定，宜早作抉擇。”到了12月22日，鄧小平在聽取各方意見和專家的論証報告后，對李昌、錢三強請求批准在北京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報告作出批示：“這項工程已進行到這個程度，不宜中斷，他們所提方針，比較切實可行。我贊成加以批准，不再猶豫。”從這些材料中，我們看到鄧小平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不輕率作決定，但同時又能權衡利弊果斷決策。

鄧小平大力主張和積極推動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問題。如何利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為我服務，推動中國的改革大業以及中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成立、涉外婚姻的處理、對待恐怖主義、加強文物保護、軍墾農場的發展道路、軍以下不辦工廠、中國社會科學院增加研究所、打擊人販子、三線建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恢復、西藏問題、雇工問題、干部人事安排及干部隊伍年輕化等等，在年譜中都有具體體現。讀這部年譜的過程，就是全方位走近鄧小平的過程，就是解讀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過程，就是深刻了解鄧小平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

三、《年譜》歷史地、邏輯地再現了鄧小平理論的萌芽、形成、發展和完善的過程

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鄧小平對一系列問題作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與思考。例如，他對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農業、農村和農民政策問題，分配問題，“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台灣問題，黨員隊伍建設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國防和軍隊建設等問題的理論探索與思考。這一系列的理論探索與思考，形成了鄧小平理論。歷史地、邏輯地和鮮活地再現了這一理論的萌芽、形成、發展和完善的全過程是這部年譜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關於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証。1992年初，鄧小平前往南方視察並發表了圍繞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個核心思想的重要談話，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整套相互關聯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早在1985年4月，他在會見外賓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1993年，他在指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過程中，還念念不忘堅持黨的基本路線。8月24日，他在審閱編輯組報送的准備收入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整理稿時，向有關部門負責人提出：“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9月27日，他在審閱編輯組報送的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后，同有關負責人談話，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上述談話，為我們了解他在南方談話后的思想軌跡提供了重要素材。他提出並從始至終強調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直到今天對我們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和指導意義。

——關於農業、農村和農民政策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經濟結構中處於基礎地位。鄧小平異常重視農業問題。1977年11月，他在聽取廣東省委負責人匯報時，提出要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農民負擔重的問題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農村中不合時宜的政策也要好好“清理一下”。1978年9月15日，他在聽取黑龍江省委負責人匯報時，提出大面積開荒要非常慎重，要調查研究，科學地處理這個問題。9月16日，他再次聽取吉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提出：“農業機械化主要還是解決拖拉機的前后左右拖帶機械問題。”1980年7月，他提出科學種田問題，強調：“要抓種子，搞優良品種，要搞好種子公司，繁殖良種。”1981年9月，他在會見多哥總統埃亞德馬時首次提出中國的問題首先是把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安置好。1985年11月，他在同薄一波談話時提出對佔用國家資源、國家貸款的農村黨員干部要控制，要收累進稅，要管一下。要考慮把雇工經營納入軌道。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領導人談話時提出了農業“兩個飛躍”思想，《鄧小平文選》對此已有反映。1992年7月23日、24日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對農業“兩個飛躍”思想進一步闡發的內容，特別是對第二個飛躍即農村經濟最終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進行了闡述。他指出：“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應用和管理能力的增強，必然突破一家一戶的經營，“有的要超過村的界限，甚至超過區的界限”。“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但現階段，“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對農民“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這些閃光思想，在今天對我們仍然有啟示作用。

——關於分配問題。打破“四人幫”鼓吹的“貧窮的社會主義”的謬論，恢復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是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貢獻。在這個原則下，他制定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后又提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年譜》進一步披露和細化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思考的全過程。為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1983年1月、3月，他提出搞職務工資，搞各行各業的職務工資條例。1990年4月，他在同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的談話中，把分配問題與社會穩定聯系起來，指出：隻有搞社會主義，“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我們要的是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社會穩定，才能發展經濟。”1992年12月，他在閱看《參考消息》的兩篇文章后發表了關於共同富裕的談話，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1993年9月，他同胞弟鄧墾談話時強調：“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來接班”。這既表明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分配問題的憂慮和關注，也為實踐中處理這個問題提供了思路。

——關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台灣問題。“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是鄧小平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范。在“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指引下，中國成功收回香港、澳門，並為解決台灣問題邁出了扎實步伐。《年譜》全面系統地反映了鄧小平對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的思考。例如，1981年2月，他委托鄧力群打電話告訴廖承志：“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我們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方針。請各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參考。”1982年3月，他在會見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濟民時指出：“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件事已經定了。一切文章都在這個前提下做。”同時，他肯定查濟民的建議很重要，即“為了培養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團體”。9月16日，他和李先念聽取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后等關於香港目前金融情況的匯報時，針對1997年前香港可能會發生波動，出亂子，指出：“我們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性來安排一切。”“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這個大框子裡來做。”1984年7月，他同姬鵬飛等談話時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時間提前，不遲於1990年，最好更早一點，不要等到1993年才公布。這不但有利於穩定香港局勢，而且有利於中方參與，因為英方說過，基本法公布后中英將加強非常密切的合作。”這部年譜裡有100多處談到台灣問題，其中新公布的材料就佔了一半多。例如，1987年7月，他在會見來訪的台灣客人時說：“起碼有兩件事可以做，一個是‘三通’，一個是國共談判，先談起來。如果台灣認為不可能馬上統一，那末，也應先造成這麼一種聲勢。還是先談起來好，談的過程可以是長期的，而且什麼都可以談。一談起來就是造成了一種形勢，表明我們總要統一。有了這種形勢，台灣出現什麼不測都可以對付。”1988年6月，他又在會見台灣客人時說：“實現國家統一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反對任何導致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這是第一條。第二條，雙方應明確建設現代化，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振興中華是人民的願望。發揚幾千年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我們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一個是政治統一，一個是發展經濟，使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還有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這些是我們的共同目標。”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系列論述，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啟發意義。

——關於黨員隊伍建設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核心地位。鄧小平強調指出：新時期黨的建設目標就是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這樣，勢必對黨員標准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部年譜公布的新材料，為我們了解在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對黨員隊伍建設傾注的心血和思考提供了文本。例如，1980年初，他多次就《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發表意見。他指出：“黨員合格不合格是個大事。”“黨章對黨員的權利和義務要有明確規定。要用黨章規定的條件來衡量黨員合格不合格，能履行黨員義務的叫合格。黨員要按黨章辦事，不能謀取私利，不能有超越黨員以外的權利。”他還指出：“黨員的條件要嚴格一些。具備什麼條件算共產黨員，不夠條件的怎麼辦？應該要求黨員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兩者發生矛盾時，要犧牲個人利益。”“真正按黨章規定的辦，做一個黨員不容易。”“對那些不合乎黨員條件、不履行黨員義務的黨員，要進行教育，經教育不改的要採取措施。”

——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前后，針對當時一股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思潮，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后又多次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這部《年譜》新增加了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爭論中的論述。1983年8月底，他在聽取胡喬木匯報當前思想領域裡的一些情況時，批評了關於社會主義異化的論調，指出：怎麼能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都說成異化呢？如果社會主義自身不斷產生敵對的東西，這還叫什麼社會主義？9月，他兩次同鄧力群、龔育之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說社會主義異化，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認為沒有希望。人道主義各有各的含義。社會主義是最人道的，共產主義是最人道的，保護絕大多數人。針對有人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指出：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並指示：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需要寫有分量的文章，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說話。正是由於他在反對精神污染方面的敏銳以及組織斗爭的及時有力，才迅速頂住了20世紀80年代利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爭論來否定社會主義的思潮，才保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今天重溫鄧小平旗幟鮮明的談話仍然有巨大的警示意義。

——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鄧小平是舉世公認的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從這部《年譜》公布的新材料可以看出，鄧小平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不僅揭示了新時期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的基本規律，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正確認識和解決新時期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鄧小平強調：“政治工作的任務，主要是保証軍隊的性質，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証提高部隊的戰斗力。”軍隊要“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基於對戰爭與和平問題、和平與發展問題的新判斷，他作出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從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准備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軌道上來的重大決策，推動確立了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要求，強調軍隊建設“要堅持質量第一”，強調要繼承和發揚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艱苦奮斗等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領導完成百萬大裁軍。通過採取精簡整編、優化軍隊結構、發展海空力量等措施，加快推進了軍隊以現代化正規化為中心的全面建設，中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提供了堅實保障。

四、《年譜》忠實記錄鄧小平崇高品格風范

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對新時期諸多問題的思考和闡發，充溢著他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者、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信念堅定、無私無畏、高度責任感、求實創新、胸襟寬廣、心系群眾、謙虛謹慎的崇高品格風范，這在《年譜》中也有忠實記錄和體現。

——信念堅定。鄧小平從1920年初投身中國革命以來，在其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始終如一、無比堅定，從未動搖。這是最為鮮明的政治品格。因為有了這樣無比堅定的信念，他才能夠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到認定的事業中去。即使在“三落”的逆境之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谷時期，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嚴峻形勢下，他從未喪失過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心。1989年9月，他同江澤民、李鵬等談話時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同年7月，他在同鄧墾談話時說：“達到共產主義的目標，要經過社會主義階段，而這個階段是很長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偉大的，但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斗是值得的。這同時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他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再一次表明這位畢生為共產主義獻身的共產黨人的執著追求，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起到了定海神針作用。

——無私無畏。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體現出無私無畏、一往無前的膽略氣魄和優良品格。1975年，他面對重重艱難險阻，仍然大刀闊斧地領導全面整頓工作。這年5月，他針對七機部存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問題，斬釘截鐵地強調：“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堅決按中央九號文件辦。不管什麼老虎屁股都要摸。”同時，他鼓勵七機部領導要勇敢地工作，“只要你們大膽工作，錯了我們負責。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並果敢地表示：“不外乎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1978年8月，面對當時存在的嚴重思想僵化狀況，他指出：“我們要敢於想問題，提問題，敢於理論聯系實際。怪得很，我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問題，有人也反對，說這和華主席講的‘新時期’不一樣，唱對台戲。有的人就是不敢想問題，不能從‘四人幫’的框子裡脫出來。”1988年7月，他在一封反映某駐外機構工作人員中普遍存在違法亂紀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上批示：“建議設立一個專門小組，花一年時間，進行整頓，撤回一批機構。對於犯罪的人，不管其后台是誰，都要迅速、從嚴處理，發現一個處理一個，發現一批處理一批，決不手軟。”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這種果敢的革命干勁，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鼓舞人心。

——使命擔當。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鄧小平偉大一生貫穿始終的鮮明的主要特征，成為他領導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強大精神動力。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明確指出：“執了政，黨的責任就加重了，共產黨員的責任就加重了，我們領導干部的責任就加重了。”《年譜》隨處都可看到這樣的事例。例如，1975年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以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殫精竭慮，大刀闊斧地領導了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文教、科技和軍隊等領域的全面整頓，政治經濟形勢在短期內就發生顯著變化。這年5月，他不顧旅途勞頓，在出訪法國回國后的第二天就出席中央軍委第13次常委會會議，聽取國防科委和七機部的工作匯報，並針對七機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問題指出：我看七機部也有一個整頓問題。“政治思想整頓好了”，還要“建立嚴格的科學管理、嚴格的科研生產制度”。1978年9月13日，鄧小平訪問朝鮮歸來並未馬上回京，而是開始安排極為緊湊的八天北方地區調查研究，先后視察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唐山和天津，走一路講一路，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史稱北方談話）。這些談話，針對我國工業建設同西方發達國家間的差距，強調要以國際上先進的技術作為我們搞現代化的出發點，號召全黨要實事求是，破除思想僵化，解放思想。北方談話為隨后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1992年初，他在88歲高齡時前往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開始歷時35天的視察，再次走一路講一路，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史稱南方談話）。南方談話深刻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和基本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思想、觀點和論斷，明確地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些重大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發展到新階段的偉大文獻。這些都表現出一個革命家、政治家和戰略家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求實創新。鄧小平在新時期的巨大歷史功績，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作風提升到思想路線的高度。他從不拘泥於傳統，不固守於本本，而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有機地結合起來，是他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大貢獻。在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前提下，他特別提倡敢闖、敢“冒”、敢於試驗的創新精神。1979年4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肯定了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楊尚昆提出的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的意見，並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省委的提議。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共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更是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業。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個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胸襟寬廣。鄧小平強調“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在他的身上，表現出少有的心懷天下的寬廣胸襟與恢宏氣度。《年譜》中提到，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許多人迫於當時的政治壓力，不得不批鄧，有的還講了一些過頭話，因此覺得心中有愧。鄧小平1977年第三次復出后，坦誠地表示：“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一向沒有介意。說些違心話是完全可以諒解的。這些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不要再把這事放在心裡。”這年8月，他在會見楊振寧並在客人談到有的科學家被“四人幫”壓了一下就糊涂時說：“這不要緊，是小事。那個時候講違心話的人不少，這也難怪。”1979年10月，他在閱看《上海一基層宣傳干部寫信給市委建議立即停止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舞陽縣發現惡毒攻擊鄧副主席的反動傳單》等材料后，批示：“應告有關省委注意，但不要為對我的議論而進行追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寬廣胸襟和恢宏氣度躍然紙上。

——心系群眾。在鄧小平身上完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強調：“凡是有利於保護人民利益的事務，都應積極去做。”《年譜》公布的新材料生動地再現了許多感人場景。例如，他在英國培格曼出版公司編輯出版的《鄧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序言裡寫道：“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1979年7月，他在游覽黃山途中特意看望了常年在高山工作的黃山氣象台、701通訊站工作人員，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1980年7月，他在游覽四川峨眉山時，當晚住萬年寺。晚上近10點，他叫來了隨行人員問：“傍晚看見很多游客，這麼多人，吃住問題怎麼解決？請你們去檢查一下，千萬不能因為我們來了把人家趕出去。”當得知留宿的幾百名游客已吃了面條，租了涼席睡后才放下心來。1983年2月，他在上海視察時，看到上海服裝二廠一退休工人家中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一應俱全，由衷地說道：“你們生活好，我就高興。”

——謙虛謹慎。鄧小平是舉世公認、功勛卓著的世紀偉人，但他從不居功自傲，總是把自己置身於黨的領導集體中，始終把自己的功勞歸於黨和人民，反而時常檢討自己犯過的錯誤或者存在的不足。他說：“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人。我所做的事，無非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願望，黨的這些政策也是由集體制定的。”1977年5月，他在同王震、鄧力群等談話時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1980年6月，他會見外賓並在客人贊譽他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時說：“我本人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我比較出名的是因為遭了幾次災，經歷了三下三上的歷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說不上什麼，沒有什麼突出的。”1988年9月，他在會見外國客人時說：“近10年來的成功也是集體搞成的。我個人做了一點事，但不能說都是我發明的。其實很多事是別人發明的，群眾發明的，我隻不過把它們概括起來，提出了方針政策。”1993年11月，他在同身邊人員談西雅圖會議和香港問題時表示：“處理國際問題要非常冷靜。我最近處理問題有點急，這是老年人心態，今后不宜再過問政治問題。”鄧小平不僅自己虛懷若谷、謙虛謹慎，同時還要求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門和單位不宜對取得的一點成績沾沾自喜、故步自封。

《鄧小平年譜（1975— 1997）》編寫組成員合影

最后，還需要說明的是，編輯組在2020年將《鄧小平年譜（1975—1997）》和2009年12月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合為一部，定名為《鄧小平年譜》。合為一部的《鄧小平年譜》，對於讀者更為便捷、系統和全面地了解鄧小平一生生平、實踐和思想，進一步了解和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萌芽、形成、發展和完善的全過程，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