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從歷史事件到歷史標志
關鍵詞：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精神;歷史事件;歷史標志;時代價值
摘 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已經成為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一個鮮明的歷史標志。在黨的歷史發展和革命事業經歷曲折和危機的重大歷史關頭,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並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遵義會議的深刻啟示在於:必須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新征程上,運用好遵義會議的寶貴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是遵義會議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最生動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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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件構成歷史，歷史標志塑造歷史。並非每一個歷史事件都能夠成為歷史標志。今年是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遵義會議穿越歷史歲月的光芒是點燃革命希望的光芒，是啟迪發展趨勢的光芒，是照耀勝利道路的光芒，也是其成為歷史標志的意義所在。
遵義會議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嚴重曲折和空前危機。從組織路線看，就是“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黨中央”。從政治路線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左”右傾錯誤路線連續統治黨中央。黨的政治路線是決定一切的，黨的組織路線也是由政治路線決定，是為政治路線服務的。政治路線錯誤必然會帶來組織路線錯誤，這些錯誤對黨的事業發展而言，都是顛覆性錯誤。遵義會議能夠“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根本原因就是：“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由此，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並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
一、沒有形成穩定、成熟的黨中央，是遵義會議前黨和人民事業屢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革命始終是最激烈的矛盾運動，不論勝利或是挫折，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革命理論指導、認識本國國情、推動理論和實踐結合等，都是決定革命前進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革命畢竟是一場深刻的活動，活動就必須有主體，隻有主體才能認識基本國情，推動理論創新，團結帶領人民，實現社會改變。就無產階級革命來說，這個主體就是黨，一個成熟的、具有堅強領導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前，我們黨還不成熟，特別是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沒有形成全黨的團結統一。這是黨和人民事業在革命早期屢遭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的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之前的黨中央，是由博古負總責任的中央書記處。對於這個黨中央的歷史地位，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做了這樣的評價：“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 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連續發生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與這些錯誤思想路線相交織的是一屆又一屆的黨中央領導機構調整和更替，呈現了非常鮮明的“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特點。由博古負總責任的中央書記處的形成，就是在王明直接參與下，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決定的。這屆黨中央完全繼承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並且將“左”傾 路線發展到頂點。
遵義會議前，黨中央“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表現在組織上就是喪失獨立性。1921年黨的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這對於當時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而言，是順應革命形勢和黨自身發展需要的一個必然抉擇。因為無產階級是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也是世界的，需要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互相支持。但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革命事業是扎根於本國土壤、依托於各國人民的，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和特點。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又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開展革命事業，首先需要立足中國的實際國情，緊緊依靠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找出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而不能完全的由其他國家或某一個國際中心來全盤指揮。然而，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后，要求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委會的一切決議，特別是共產國際以糾正中國共產黨內所謂路線錯誤為由，對中共中央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全面改組，不斷強化“國際中心化”的傾向，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消極影響。
1931年1月，在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中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許多人，事先完全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這次會議使一些長期脫離中國革命實際、具有“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和宗派主義傾向的人進入中央領導崗位。之后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更是強化了共產國際的指導，這次會議從會議文件到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組成，均是經共產國際決定后，傳到中國來執行的。組織上的嚴格控制和反復改造，造成中國共產黨過於依賴共產國際。在組織上喪失了獨立自主，就無法形成自己成熟的領導集體。
遵義會議前，黨中央“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還表現在，把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思想“路線化”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根本遵循，喪失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獨立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對實踐工作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路線化”，以“國際路線”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對中國革命危害深重。
“國際路線”在中國革命的貫徹落實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1932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洛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指出：“中國紅軍在其共產黨的領導下正確地實行了和正在實行著共產國際的路線，粉碎了各種反黨集團和反革命集團以及偏離黨的路線的傾向……正因為如此，它才得以實行自己的革命綱領和政策，因而贏得了廣大勞動 群眾對自己的支持”“紅軍在中國的勝利也就是共產國際路線的勝利”。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王明指出：“我們黨執行了共產國際1930年在其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明確作出的指示，即兩條戰線的斗爭應當成為黨的領導全部活動的基礎”。
正是在“兩條路線的斗爭”思想指導下，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進入中央根據地之后，隨即在根據地內部全面實施並貫徹其“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並以此為契機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實踐經驗豐富的領導干部。這些斗爭，實際上反對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1934年2月，博古指出：“黨的生長與鞏固是在為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斗爭中得來的，黨徹底的粉碎了半托爾茨基的立三路線與取消主義的右派，黨對於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蘇區的羅明路線等)給了致命的打擊，反對了調和派，反對了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與兩面派。正是在不調和的兩條戰線的斗爭中，黨生長與鞏固了起來。”這裡提到的反對所謂“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等，實際上指的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方針政策。周恩來后來曾經指出：“共產國際的缺點和錯誤，特別在中期的缺點和錯誤，概括地說是：一般號召不與各國實踐相結合，具體布置代替了原則的指導，變成了干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使各國黨不能獨立自主，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創造性。”
“國際路線”的要害就是脫離中國實際。從大革命后期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到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三次“左”傾錯誤，再到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盡管所犯“左”右傾錯誤的表現形式不一樣，但是實質是一樣，就是不能從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出發、不能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一個喪失了組織的獨立性，又喪失了思想的獨立性的政黨，必然是不成熟的、不穩定的，必然要遭到挫折和失敗。
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黨在組織上走向穩定和團結
經過遵義會議，全黨上下開始形成贊同和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的自覺行動和共同意志。經過遵義會議，共產國際也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注意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確立之功”，就是廣泛的“歷史共識”和深厚的“歷史趨勢”的統一。
“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與“事實上”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緊密聯系的歷史進程，后者為前者創造了條件，前后是后者歷史運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在遵義會議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湘江戰役后，黨和紅軍陷入極為被動的困境，為了迅速改變這種狀況，黨和紅軍前后召開了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就黨的領導狀況而言，這些會議最終形成的一個積極成果，就是加強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集體領導，逐步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包辦一切的狀況。特別是猴場會議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次會議的決定，規范了在軍事作戰方面的請示報告程序，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隨后，在遵義會議上，黨中央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新組織，選舉通過了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對決定常委的工作分工作出適當調整。會議取消了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決定仍然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紅軍的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中央委托的履行最高軍事指揮權的負責者。這樣就結束了“左”傾的錯誤領導。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非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主心骨的作用開始顯現出來。參與第二歷史決議起草的鄧力群曾回憶說，關於遵義會議這段歷史“查閱了一點歷史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曾經寫成：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送給鄧小平同志看，他說這個事情他清楚。因為遵義會議時候他是黨中央 的秘書長，是到了會的。……他說，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在重要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向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所以這個問題要講根據，就是這個根據。因為是鄧小平同志親自看到的嘛”。1943年11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也指出：“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中央紅軍擺脫優勢敵軍的追堵攔截，粉碎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通過遵義會議前后革命形勢對比，全黨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心悅誠服的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實証明，在千軍萬馬中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朱德在詩中寫道：“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不論是“群龍得首”，還是“路線精通”，都充分體現了黨和紅軍自覺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而開辟的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
遵義會議既是黨的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這其中就包括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的認可和肯定。1935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在介紹中國共產黨時指出：“這些部隊一直處於正確的、強有力的共產黨領導核心指揮之下。這個核心的領導人是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黃公略(1931年8月第三次反“圍剿”時 犧牲了)、賀龍等同志。他們都是年青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次會議在毛澤東缺席的情況下，選舉其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0月，陳雲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會議上詳細報告了紅軍長征的經過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報告指出：“佔領遵義后，召開了有政治局委員、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軍長和政治委員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進軍四川，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撤換了‘靠鉛筆 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使黨加強了對軍隊的領導，使紅軍從此掌握了進攻的主動權。”1936年春，陳雲的報告在《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上發表。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是在極其復雜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下不斷向前發展的，其復雜程度甚至超過了俄國革命。在艱苦卓絕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鍛煉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堅定、斗爭本領高超的優秀干部，特別是經過長征的考驗，共產國際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起來。毛澤東指出：“自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共產國際即沒有干涉過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問題，而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遵義會議形成的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經受住了嚴峻復雜的革命斗爭考驗，成為全黨的共同意志和選擇。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黨中央根據形勢，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但是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的方針，並自恃槍多勢眾，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在嚴重的危機中，黨和紅軍堅定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斗爭，徹底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全面抗戰初期，黨內還曾發生了王明右傾錯誤。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僅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傾錯誤觀點，而且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在黨內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在准確了解中國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共產國際明確肯定在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指引下形成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從組織路線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之后通過延安整風，全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統一。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証”。
三、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黨在政治上走向堅定和成熟
毛澤東深刻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遵義會議以“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而載入史冊。
遵義會議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首位，是當時環境的客觀反映和實際需要。盡管在緊急形勢下舉行的遵義會議，沒有全面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沒有深入探討造成軍事指揮錯誤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會議明確回答了紅軍的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軍事問題。
從本質上看，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軍事路線是政治路線的具體體現和執行手段，而政治路線則是軍事路線的指導和保障。“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斗爭，是反對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在全黨內應該開展與深入下去。”這裡所說的“反對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就是從政治上總結教訓得出的結論。在遵義會議召開一年多之后，毛澤東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指出：遵義會議隻糾正了博古的其他錯誤，沒有指出其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這是不夠的。當然，毛澤東也深刻認識到，就多年來黨的工作中所有重大問題的是非展開討論，並在全黨取得一致的正確認識，的確需要有一個過程的。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領導下，全黨不斷從政治上深化對遵義會議歷史作用的認識，並不斷鞏固遵義會議確立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1941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的書面結論草案明確指出：遵義會議“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
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取代“左”傾教條主義，是開啟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的根本保障。毛澤東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前，“左”傾教條主義者拋棄馬克思主義精髓，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致使理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中國革命。他們不了解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對中國革命的意義，批評毛澤東等關於根據地建設的正確主張和在紅軍中實行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妄稱毛澤東是“狹隘經驗主義者”和“右傾機會主義”。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被迫開始長征。與此同時，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 統治而陷於失敗。遵義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聯系中斷的情況下作出的。黨獨立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解決自身問題，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遵義會議前后形勢的對比，讓全黨和紅軍指戰員更為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不能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國同志幫助我們打勝仗”。隻有確立並毫不動搖地堅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才能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
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取代“左”傾教條主義，是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進而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的根本前提。確立並鞏固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就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武裝全黨，清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以便使全黨能夠在日益復雜的斗爭環境中，正確地解決各種問題。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十分重 視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36年底至1937年夏，毛澤東先后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論著。在這些著作中，毛澤東一方面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系統地闡明了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另一方面，他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剖析思想認識根源。尤其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著作中，毛澤東深刻地闡發了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辯証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科學地論述了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篇光輝著作，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標志性的突出貢獻，既蘊含著對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斗爭實踐經驗 的哲學概括，又深刻體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總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統地論述和分析了黨內同志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和認識偏差，對於提高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發揮了重大作用。這個階段，在反對“左”的和右的 錯誤的斗爭中，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發展了適合於中國具體情況的革命理論和政策﹔正確地解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問題﹔進一步發展人民戰爭的思想，闡明了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系統地論述了黨的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等等。這些重大理論成果，標志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全黨領導地位的日益鞏固和發展。
四、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這是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最生動的表達。
遵義會議深刻啟示我們：必須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遵義會議之后，正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開辟了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在親身經歷了中國革命風雲跌宕后，劉少奇指出：“我們黨已經有了領袖。在十年內戰時期，我們所以有分裂的危險，就是黨的領袖還沒有形成。現在以毛主席為領袖。我們黨到現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練的……我們正在走向勝利。”鄧小平指出：“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領袖就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這樣的領袖。領袖與集體領導是不矛盾的。”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充分証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什麼時候黨確立和維護黨的權威、擁戴和信賴黨的領袖，什麼時候我們的事業就會取得勝利﹔反之，就會遭到挫折，甚至失敗。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治國理政擔子之重、難度之大超乎想象。實現歷史使命、戰勝風險挑戰，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深厚人民情懷、卓越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發揚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黨心軍心民心空前凝聚。實踐証明，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兩個確立”是歷史選擇、時代選擇、人民選擇的高度統一，是歷史經驗、歷史規律、歷史結論的高度統一，是政治成果、實踐成果、理論成果的高度統一，是過去、現在、未來的高度統一，必將推動全黨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頑強奮斗。
遵義會議深刻啟示我們：必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依靠自身力量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獨立自主地形成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左”傾教條主義曾經在一個相當長時間統治黨中央，他們不了解中國情況，照搬外國經驗，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針對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在1930年就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經過遵義會議，全黨在獨立自主問題上有了深刻認識。毛澤東后來總結：“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充分証明：“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必然結論”。中國共產黨依靠獨立自主走到今天，也要依靠獨立自主走向未來。正因為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我們才能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為如何喚醒‘睡獅’、實現民族復興這個重大歷史課 題所給出的答案，是選擇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發展”。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遵義會議深刻啟示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了從根本上避免再犯“左”傾教條主義，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十分重視從思想根源上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深刻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后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認為“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唯物論，不從變化的客觀實際出發”“他們的唯一本領是引証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談的長篇大論，寫得出成堆的決議指示，其實連半點馬、恩、列、斯也沒有嗅到”。延安整風就是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擺脫教條主義思想束縛的一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這個“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鮮活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展開的中國革命實踐。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充分証明：“我們黨開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們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對待馬克思主義，尤其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不能簡單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當年所說的話來套今天的中國實際，也不能簡單拿黨過去提出的一些具體理論觀點和由此產生的具體政策舉措來套今天的工作。而是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著眼解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更好指導中國實踐﹔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
遵義會議深刻啟示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能否制定並執行正確的路線是檢 驗政黨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遵義會議前的挫折和失敗，根本問題在於黨中央執行了錯誤的路線。遵義會議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動搖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基礎，開啟了制定和貫徹落實正確路線的歷史進程。毛澤東指出：“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經過十四年的時間，才結束了多次錯誤路線對全黨的統治。”劉少奇也認為，“抗戰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政治形勢的轉變和主要矛盾的轉化，適時提出黨的政治路線，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在政治路線上犯錯誤，就是顛覆性錯誤。黨的第一歷史決議最初的標題就叫作《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目標就是為了讓全黨深刻汲取錯誤路線的教訓，堅定不移地沿著正確路線前進。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充分証明：“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政治方向始終是黨生存發展第一位的問題，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和事業 興衰成敗。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我們所要堅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就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首要任務就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真正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上來，不斷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關鍵是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把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統一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關鍵是要牢牢把握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階段性變化，在著力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黨的基本方略涵蓋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涵蓋“五位一體”“四個全面”，涵蓋國防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對外戰略。基本方略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性，是實現奮斗目標的“路線 圖”和“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更好引領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這一重要論述，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黃一兵，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來源：《教學與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