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達鋪與紅軍長征相關問題研究

1935年9月18日，中央紅軍長征到達甘肅岷縣以南（今宕昌縣）的哈達鋪。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陝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由此，毛澤東和中央紅軍明確把長征的前進方向由“北上”具體化為“到陝北去”。目前對於哈達鋪與紅軍長征相關問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細節值得進一步探討和厘清。本文擬依據相關史料，就此問題展開梳理分析，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繼續走向深入。

一、關於在哈達鋪“報紙定方向”

關於中央紅軍在哈達鋪找到長征落腳點的問題，“報紙定方向”的說法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在權威黨史正本中，基本採取了在哈達鋪通過報紙獲取陝北蘇區消息的說法。比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指出，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后，“在這裡，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的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指出，在哈達鋪，“毛澤東等從一張報紙上得知陝北有相當大的一塊根據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毛澤東年譜》指出，進哈達鋪前，毛澤東就指示先頭部隊“到哈達鋪找些‘精神食糧’，只要是近期和比較近期的報紙雜志都找來”。“在哈達鋪期間，毛澤東從國民黨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些說法都肯定了報紙這一信息來源。通過查閱史料，相關說法可以歸為兩種。

一種隻籠統地說是“國民黨報紙”。前引《毛澤東年譜》即是如此。葉劍英、李維漢、楊成武、耿飚等人在回憶中提到此事時，也稱是從國民黨報紙上獲知的消息，但均沒有指出具體是哪種報紙。比如，葉劍英回憶，“和幾位同志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有關陝甘蘇區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陝北的建議”。李維漢回憶，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看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人“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陝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具體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陝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陝北蘇區與陝北紅軍會師”。又據楊成武回憶，毛澤東在哈達鋪團以上干部會議上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耿飚也回憶，在哈達鋪借宿在一戶農民家裡時，“發現牆上糊滿了新報紙，便瀏覽起來。無意中，我發現有張報紙上登著一則消息，說什麼‘共軍進攻直羅鎮，未克而逃……’我大喜過望。國民黨的報紙報道的消息是否准確，且不管他，但陝北有紅軍，而且與敵人戰斗著，是毫無疑問的了。我向房東說明要買下這張報紙，給了他們一塊光洋作賠，便用小刀仔細地從牆上起下了那塊巴掌大的消息。老鄉大惑不解，一再問：‘有甚用？’我說：‘這可比揀個金娃娃還寶貴哩。’我寫上一封信連同那塊報紙一起，派人送到軍團部轉報中央”。

另一種則點出具體報名。比如，《中國共產黨甘肅歷史》認為，“報紙的來源，有多種和多張”，“有《大公報》《晉陽日報》《中央日報》等”。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翻閱的是“七、八月份的《大公報》《民國日報》《中央日報》《西安報》《陝西日報》”。還有人認為，消息的來源是天津《大公報》。這種說法主要來源於張聞天及其夫人劉英。張聞天在哈達鋪期間撰寫的《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一文，所引資料主要來自天津《大公報》。該文是張聞天 1935年9月22日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發表於 9月28日出版的《前進報》第3期。張聞天在這篇文章中摘錄了他在哈達鋪期間看到的 1935年七八月間天津《大公報》上的一些與陝北紅軍和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有關的消息。如其中摘錄 7月23日天津《大公報》載：“陝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縣，半赤化者十余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8月1日天津《大公報》載：“盤踞陝北者為紅二十六軍，其確實人數究有若干，現無從統計，但其槍有萬余。匪軍軍長劉志丹轄三師，為匪主力部隊，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支隊。”“徐海東於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眾，由商縣、雒南、鎮安、柞水等縣突圍而出”，“其后匪部即過蘭田，出洛南山口，竄長安縣境之引駕回鎮，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竄出”。張聞天根據此前已知道的“徐海東同志所領導的二十五軍以前曾佔領甘南之兩當、徽縣，逼近天水，陷泰安，渡渭長，而至陝甘之交，取得許多偉大勝利”，還推斷出“現在想來已與陝北之二十六軍取得了聯系”。因此，張聞天在文章中指出：“從各種反動報紙上看來，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陝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關於這篇文章的內容，《張聞天年譜》指出，“筆記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紅軍在陝甘活動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詳細摘錄並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透露了中央率領陝甘支隊落腳陝北的意向：‘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毛兒蓋會議提出的“聯系存在於陝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域成為一片的蘇區”的任務。

張聞天夫人劉英也多次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談到天津《大公報》。她在回憶錄中說：“先頭部隊攻佔哈達鋪的時候，在當地的郵局得到了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他們翻讀著這些報紙，談得眉飛色舞。原來，從這些報紙登載的消息，他們確切地知道：陝北有蘇區根據地，有紅軍，有游擊隊。這真是喜從天降。”在一次採訪中，她同樣回憶道：“那是 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到了甘肅南部的一個小鎮哈達鋪。先頭部隊送來一批天津《大公報》，他們幾個看后高興極了。從報上得知，陝北23個縣，全有紅軍或游擊隊活動。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主力部隊有三個師1萬多枝槍。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有精兵3000，已經轉移到了陝甘邊界。從報上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后，黨中央作出了把陝北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的至關重要的決定。”

還有說法認為是《山西日報》。比如，據聶榮臻回憶：部隊到哈達鋪后，“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陝北紅軍劉志丹部的消息”，“趕緊派騎兵通信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志送去”，並感到“這真是天大的喜訊”。又據李富春回憶，“在哈達鋪，一縱隊找到一張《山西日報》,上面登著國民黨閻錫山部進攻陝北紅軍劉志丹部的消息。這樣，中央得知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

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類似說法，但不管哪種說法，從報紙或者進一步說是國民黨的報紙這一載體上獲取消息，則是廣受認可的。

當然，落腳陝北這樣大的決定，事實上並不會僅僅因為一種或幾種報紙的消息就能作出。所謂的“報紙定方向”，更多反映的是紅軍在經歷重重生死考驗、顛沛不定后，對於建立穩定的根據地進而開辟革命新天地的憧憬。正如劉英所言：“自從夜渡於都河以來，中央一直想找一個落腳點，創立新的根據地。究竟上哪兒，誰也不明確。……現在得知陝北有一塊紅軍的地盤，很自然的，就決定到陝北落腳了。”楊尚昆回憶這段歷史時也說：“部隊經過長途征戰，的確非常疲勞啊！何況，長征中相當一段時期在藏民區行進，那裡人口稀少，又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擴軍、籌糧都很困難，大家都希望早點找到一個人口較多的地區創造根據地。”而在哈達鋪，恰好從報紙上得到了陝北紅軍和同樣在長征的紅二十五軍已經到達陝甘邊界的消息，這樣，前往陝北與這兩支紅軍會師，不僅與中央紅軍既定的“北上”方針相契合，而且已經距離哈達鋪不遠。正是基於這些情況，黨中央在哈達鋪決定繼續向北，到陝北建立和鞏固根據地。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開會。在這次重要會議上，曾任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一直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賈拓夫列席會議，為黨中央了解陝甘蘇區提供了重要情報。據相關資料，在得知陝北紅軍的消息后，毛澤東立即“找來賈拓夫，詢問陝北詳情”。“賈拓夫將1933年7月陝西省委被破壞以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的活動及陝西革命斗爭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並“建議中央到陝北立足扎根”。結合賈拓夫提供的情報和在哈達鋪報紙上獲取的信息，榜羅鎮會議“正式決定前往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1935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榜羅鎮會議（由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與紅軍，所以改變決定，在陝北保衛與擴大蘇區。毛澤東這裡說的“得到新的材料”，應該就是指在哈達鋪報紙上以及從賈拓夫那裡獲取的有關信息。

二、關於哈達鋪是紅軍長征路上的“加油站”

哈達鋪是紅軍長征路上的一個重要途經地。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主力，都曾到過這裡。紅軍在哈達鋪從物質上、兵源上、政治上、精神上得到了較好的補給休整，既恢復了體力、壯大了隊伍，又統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氣，戰斗力得到提升。楊成武將軍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哈達鋪是“我們長征途中名副其實的加油站”。

從物質上看，哈達鋪為疲憊不堪、飢寒交迫的紅軍將士提供了充足的物質補給和醫藥救治。當經歷雪山草地以及連續不斷的激烈戰斗后到達哈達鋪時，廣大紅軍指戰員衣衫襤褸，身體已相當虛弱。彭德懷曾說，從俄界到哈達鋪，沿途走了約七八天，“人煙稀少，給養困難”，許多紅軍戰士骨瘦如柴，體質很弱，“行軍時常見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哈達鋪雖地處甘肅邊緣，但卻是一座較為繁華的集鎮，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由於哈達鋪人口多為漢族、回族，語言相通，交流方便，當地群眾對紅軍亦有好感，客觀上為紅軍進行補給和休整提供了有利條件。再加上，“哈達鋪守敵在倉促逃跑時留下了幾百石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鹽，使數月來在雪山草地中行軍，時常處於飢餓狀態下的紅軍戰士得到了及時的物質補充”。從 1935年9月18日攻佔哈達鋪至25日離開，中央紅軍在哈達鋪前后休整了7天。在此期間，黨中央決定給每人發一塊大洋改善伙食。紅軍總政治部還特意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楊定華曾回憶：“各個連隊伙食單位，都割雞殺鴨，屠豬宰羊，每天三頓，每頓三葷兩素，戰士們食得滿嘴是油，光溜溜的。大家眉飛色舞，喜氣洋洋。”

此外，紅軍在哈達鋪還籌集到大量物資。甘肅籍開國少將徐國珍在《長征路上籌糧》一文中講道：“我們在哈達鋪籌集了大批糧食，主要是用銀元買的，同時，還從商人和群眾那裡買到了鹽巴、藥品和部隊需要的東西。”紅軍先頭部隊，在距離哈達鋪20多裡的理川鎮，“把敵運輸隊截獲了，繳獲了大批的布匹和棉花”，“解決了御寒問題”。1936年8月1日，獲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即將到達甘南，在陝北的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紅二、紅四方面軍，在通報甘南敵情時還特意介紹說，“包座到哈達鋪五百裡，有險隘五六處”，“拉〔臘〕子口以北即脫離番區，地勢寬敞，人煙稠密，便於部隊之休息、整理”。1936年8月底，紅二、紅四方面軍到哈達鋪后，並不富裕的哈達鋪人民再次傾其所有支援紅軍。紅二方面軍的陳振國回憶，“當時哈達鋪比較繁榮，東西很多，也比較便宜，群眾待我們也很熱情。兩個多月的草地生活，見不到群眾，吃不上糧食，現在一下子來到這樣好的地方，我們簡直高興壞了。部隊一駐下來，就買雞買豬，改善伙食，大家美美地吃了幾頓”。同在紅二方面軍的楊秀山也說：“從雪山草地走出來的紅軍戰士，來到這樣的好地方，真像是到了天堂。”哈達鋪群眾與紅軍親如一家人，幫助紅軍籌集到大量糧食。時逢秋季，群眾余糧較多，所以紅軍籌糧較為順利。同時，長征中紅軍因缺醫少藥，許多傷病員耽擱了治療。哈達鋪恰是遠近聞名的藥材集散地，有許多中藥店，正好可治病調理。當時很多紅軍傷病員在哈達鋪得到了悉心照顧和醫治。物質上的補給和身體上的救治，為紅軍指戰員恢復體力和健康，向陝北進軍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兵源上看，紅軍在哈達鋪進行了兵源補充，壯大了武裝力量。目前關於中央紅軍在哈達鋪擴紅的記載較少，但紅二、紅四方面軍途經該地區都有擴紅的回憶和記載。紅二方面軍張子意在日記中記載：“本日到達哈達鋪……召開部務會議，討論籌集糧資政策與擴紅。”紅二方面軍向漢生回憶，“人民群眾除了物資上大力支援紅軍外，有1000多人參加了紅軍隊伍，同時還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權，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農游擊隊，壯大了革命的力量”。時任紅六軍團十八師政治部民運科長嚴漢萬回憶，當地群眾踴躍參軍，“方面軍司令部指示各師立即組織擴兵工作團，分赴農村進行擴兵，任務是：一個保征一個班，一個區征一個連，一個縣征一個團”﹔十天左右的時間，“共招了新兵近3000人，大大擴充了軍隊，改變了局面”。紅四方面軍擴紅也卓有成效。《中國共產黨甘肅歷史》記載，紅四方面軍在岷縣（包括今宕昌）建立了縣鄉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哈達鋪地區游擊隊，下轄3個營，約2000余人”。“在1個多月時間裡，岷洮西地區就有300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被編為1個新兵團。”當然，這些數字是包括隴南其他地方的，但哈達鋪應是重要的兵源補充站。這對於減員嚴重的長征部隊來說，無疑起到了“加油”作用。

從政治上看，哈達鋪不僅是紅軍長征的重要集結地，還是紅軍長征的重要整編地，進一步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紅軍在哈達鋪進行了干部政治整訓。9月22日上午，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為了鞏固部隊，需要了解干部”，“現在的干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明確提出了解干部、保護干部的要求。當天下午，毛澤東出席團以上干部會議，首先開展了思想政治工作，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進一步使廣大紅軍指戰員認清形勢，統一思想。隨后，為落實俄界會議精神，對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進行改編，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下轄“三個縱隊，共八千多人”。經過整編，部隊組織結構明顯優化，黨對軍隊的領導力增強，部隊戰斗力明顯提升，為向陝北進軍提供了有力保証。次年8月至9月，紅二、紅四方面軍也先后在哈達鋪集結，並將其作為部隊指揮中心，發起了“成徽兩康戰役”和“岷洮西戰役”。經過整編和集結，紅軍三大主力都從哈達鋪積蓄力量再出發，並最終勝利會師。

從精神上看，哈達鋪的補充休整，使紅軍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鼓舞了革命斗志。如前所述，哈達鋪繁盛的商貿和豐饒的物產，為紅軍長征提供了充足的給養。紅軍在這裡改善了伙食，洗澡理發，縫補軍裝，個個容光煥發，精神抖擻。毛澤東創作的《七律·長征》，張聞天的《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還有第一縱隊宣傳科長彭加倫在哈達鋪連夜創作的歌曲《到陝北去》等，都是這段歷史留下的明証。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把陝北有紅軍以及支隊新的進軍方向告訴了大家”。“聽說陝北有紅軍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奮。”同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把張國燾同中央鬧分裂的事給大家講清楚了。“本來，中央不讓向下面隨便講張國燾鬧分裂的事，但是，許多中下級干部還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緒不太好。現在，大家知道了前面不遠的地方就有紅軍和根據地，情緒普遍高漲起來。”毛澤東還鼓勵大家說：“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現在我們北上先遣隊人數是少一點，但是目標也就小一點，不張揚，大家用不著悲觀，我們現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的人數還多哩！”“從現地到劉志丹創建的陝北革命根據地不過七八百裡的路程。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廣大紅軍指戰員聽后，一掃爬雪山過草地，以及張國燾拒絕北上分裂黨和紅軍而產生的陰霾情緒。從中央領導到普通戰士，個個喜形於色，有了快到“家”的興奮和憧憬，“精神抖擻地踏上了奔赴抗日征程的最后一段路程”。可見，紅軍在哈達鋪從革命斗志和精神上獲得至關重要的“加油”鼓勁，為長征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哈達鋪之所以能成為紅軍長征路上的重要“加油站”，離不開紅軍嚴格執行黨的群眾紀律和民族宗教政策。進哈達鋪前，毛澤東就指示部隊要“嚴整紀律”，“違者嚴處”。到哈達鋪后，紅軍紀律嚴明、與百姓秋毫無犯，還將繳獲的大米、白面分發救濟貧困群眾，積極幫助群眾勞動。“當地回漢群眾感慨萬分，連連稱贊紅軍是老百姓的軍隊，熱心地給紅軍讓出住房，送來柴草和開水。”當部隊離開時，群眾自發熱情相送，並踴躍參加紅軍。為了更好地貫徹黨的民族政策，紅軍總政治部還制定頒布了《回民地區守則》，通令各部隊認真遵守，並書寫“保護回民、保護清真寺”等標語。“紅軍身體力行貫徹黨的民族政策，贏得當地各族群眾的擁護。他們紛紛拿出自家的糧食、衣物、飼草等送給紅軍，爭著搶著讓紅軍住到自己家裡，對紅軍傷病員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據紅二軍團六師的湯成功回憶，“在哈達鋪休整十來天，軍團首長……要求指戰員處處自覺遵守回民風俗習慣，特別注意保護清真寺，有什麼問題，請教‘阿訇’。軍部幾位首長深入回民中去，對阿訇做團結工作。因此，我們的生活上，體弱者和病員的休養，得到當地回民的很多幫助”。這些不僅體現了紅軍與哈達鋪人民的魚水深情，更是哈達鋪成為長征路上“加油站”的重要因由和有力見証。

縱觀整個紅軍長征史，長征路上有過大大小小的許多“加油站”，但哈達鋪這個“加油站”有其特殊意義。哈達鋪是唯一的三個方面軍都到過的“加油站”，是長征勝利最后沖刺的“加油站”。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這裡“加油”，找到落腳地陝北，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紅二、紅四方面軍在這裡“加油”，走向三軍大會師，奪取長征最后勝利。

三、關於哈達鋪會議與俄界會議、榜羅鎮會議的關系

俄界會議、哈達鋪會議和榜羅鎮會議是黨中央進入西北后相繼召開的三個重要會議，對於黨中央“作出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大本營的戰略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筆者認為，要厘清哈達鋪與紅軍長征相關問題，有必要將哈達鋪會議同俄界會議、榜羅鎮會議聯系起來考察，作系統性研究。

俄界會議為哈達鋪會議和黨中央決策落腳陝北奠定了堅實基礎。俄界會議是黨中央進入西北地區后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內容上看，一是討論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從政治路線上對張國燾分裂錯誤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認為中央與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著原則的分歧”，並“號召紅四方面軍中的全體忠實於共產黨的同志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同這種傾向做堅決的斗爭，以鞏固黨與紅軍”。二是對北上紅軍部隊進行縮編整頓，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提高部隊的機動性和戰斗力。會議決定：“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林彪為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為副主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團進行軍事領導﹔由李德、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組成編制委員會，主持部隊整編工作。”三是著重討論紅軍今后的戰略方針問題，繼續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但因紅一、紅四方面軍已經分開行動，紅軍北上的兵力大為減少，遂調整原定“在川、陝、甘創造根據地的計劃”，決定以游擊戰爭方式，“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毛澤東還在結論中指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是不能否認的，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不過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陝、甘。”俄界會議雖然改變了在川陝甘創建根據地的計劃，但仍將陝甘地區視為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打算先經過陝北、甘東北，到靠近蘇聯的地區建立根據地，獲得援助壯大力量后，再到陝甘廣大區域發展。盡管該計劃后因在哈達鋪得到新的情報而發生變更，但會議確定的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和向陝甘進軍的大方向並沒有改變，也因此為哈達鋪會議和黨中央決策落腳陝北奠定了基礎。

哈達鋪會議是俄界會議的延續和重大突破。哈達鋪會議應包括兩個層面的會議：一個是 1935年9月22日上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另一個是當天下午陝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從內容上看，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討論了組織工作問題，貫徹執行俄界會議關於北上紅軍整編為陝甘支隊的問題，將部隊改編為三個縱隊。當日下午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議，首先擁護俄界會議決定，開展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政治斗爭，統一了思想﹔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根據在哈達鋪期間從報紙上得到的信息，提出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並鼓勵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據楊尚昆回憶，俄界會議“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陝甘支隊，也隻作了個決定，正式改編是在哈達鋪進行的。因為軍情緊急，會后部隊繼續北上”。可見，俄界會議只是作出整編的決定，整編工作實際到哈達鋪才完成。同時，哈達鋪會議還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設法打通國際關系”。這也是在繼續執行俄界會議的任務。在發展方向和落腳點選擇上，這兩個會議也有不同。俄界會議鑒於張國燾分裂行為嚴重削弱紅軍北上的力量，調整了原擬到川陝甘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計劃到靠近蘇聯的地區創建根據地，以便獲取國際援助。哈達鋪會議則不同，此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已從報紙上確知陝北有劉志丹的紅軍，於是當機立斷，初步明確了向陝北進軍，與陝北紅軍會師，到陝北落腳。這顯然是對俄界會議的重要調整和突破。

榜羅鎮會議進一步確認和發展了哈達鋪會議的內容。整編部隊繼續北上抗日和找到紅軍長征前進方向，是哈達鋪會議的兩大貢獻，也是隨后榜羅鎮會議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榜羅鎮會議也包括兩個層面的會議。一是 1935年9月27日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改變俄界會議關於到靠近蘇聯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黨中央和陝甘支隊到陝北落腳，“正式決定前往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二是9月28日召開的陝甘支隊連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並作當前形勢和任務報告，重點講了五個問題：“（一）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二）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狀況﹔（三）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四）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迅速到陝北集中﹔（五）嚴格整頓紀律，充分注意群眾工作，宣傳我軍北上抗日的意義，注意擴充新戰士。”同時，“號召全支隊突破長征的最后關口——固原、平涼封鎖線，同陝北的同志會合”。可見，哈達鋪會議只是提出要到陝北，榜羅鎮會議則以政治局會議的形式正式決策了紅軍長征落腳陝北，進一步確認了哈達鋪會議的內容。榜羅鎮會議在哈達鋪會議基礎上進一步解決了俄界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在陝甘建立根據地的具體地點問題，確定了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對黨中央和紅軍落腳陝北，以及把陝北作為抗日的前進陣地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因此，就落腳陝北而言，俄界會議是提出構想，哈達鋪會議是明確方向，榜羅鎮會議是作出決策。由是觀之，哈達鋪會議在三個會議中起到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三者在堅持北上抗日，把建立根據地與拯救民族危亡緊密聯系起來上一脈相承﹔在尋找紅軍長征前進方向上是層層遞進，愈加清晰和明確。

四、關於紅軍在哈達鋪明確長征落腳地的戰略意義

黨中央在哈達鋪找到長征落腳地，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從長征總體視角看，加速了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進程。中央紅軍自長征出發以后，究竟要到哪裡去落腳和建立根據地，一直是黨中央考慮的重大問題。曾先后打算落腳湘西、川黔邊、川滇黔邊、川西及川西北等地，均因敵人的圍追堵截或地方貧瘠而無法實現。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主張北上，力圖創建川陝甘蘇區作為落腳地，但因張國燾野心作祟，執意南下，與中央公然背道而馳而作罷。為避免黨和紅軍進一步分裂，毛澤東等不得不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此后，俄界會議鑒於北上紅軍力量不足，決定放棄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准備到靠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直至此時，黨和紅軍仍然隻有北上抗日大方向，究竟到何處落腳尚未確定。正當此時，恰巧在哈達鋪從報紙上獲知陝北紅軍的重大喜訊，可謂雪中送炭，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毛澤東在哈達鋪果斷提出“到陝北去”，及時指明了長征前進的戰略方向和目的地。不久，榜羅鎮會議“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正式作出“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策，確認了哈達鋪的決定。正是沿著哈達鋪提出的正確方向，黨中央和陝甘支隊重整行裝繼續前進，最終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

從民族抗戰視角看，是堅持北上抗日方針的重要一環。中央紅軍長征之前，中共中央就已明確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九一八事變后，“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發表一系列抗戰宣言。1933年10月，與駐福建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簽訂抗日反蔣協定。1934年7月，由紅七軍團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率先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長征途中，即使面臨嚴峻形勢，黨和紅軍依然高舉北上抗日旗幟。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戰略主張更趨堅定。6月15日，毛澤東、朱德等發表《為反對日本並吞華北與蔣介石賣國宣言》，號召“堅決對日作戰，恢復一切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6月29日，毛澤東在兩河口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並認為“這最能動員群眾”。8月17日，毛澤東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對楊成武說，“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是中央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后決定的”，並指示要“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9月12日，俄界會議批評了張國燾南下分裂行為，認為張國燾“對於全國目前革命形勢的緊張化，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估計不足”，“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俄界會議堅持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計劃先到靠近蘇聯的地區創建根據地，再尋機向東發展。到哈達鋪后，黨中央找到了紅軍長征落腳地，提出到陝北去，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愈發清晰和可行。正如毛澤東所說：“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他還號召全體指戰員：“勝利前進吧，到陝北隻有七八百裡了，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抗日前進陣地！”可見，紅軍在哈達鋪明確提出到陝北去，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把建立根據地與民族抗戰更加密切聯系在一起。

從戰略全局視角看，為中國革命中心向北方轉移提供了重要契機。自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以來，中國革命的中心一直都在南方。國共兩黨成立伊始，都將中國南方視為革命沃土和活動中心。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寇侵佔東北，進犯華北，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北方日益高漲。同時，經北伐戰爭和中原大戰，北方軍閥和反動統治力量大為削弱。此時，中國革命的中心開始逐漸由南向北轉移。中央紅軍長征前，隨著南方各路紅軍反“圍剿”戰爭失利，各根據地相繼陷落，以及長征途中在湘西、川黔邊、川滇黔邊等南方地區建立根據地的努力和計劃落空，黨和紅軍迫切需要向北尋找新的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和根據地。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制定的戰略方針是“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后進一步指出，要“迅速的形成在中國西北部以及全中國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紅軍在哈達鋪明確提出到陝北去，為中國革命中心北移、構建新的戰略布局指明了方向。長征勝利會師后，吳起鎮會議不僅“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結束”，更明確指出，“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裡”，要“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陝甘支隊與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在陝北會師后，“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面、赤化全中國打下堅固的基礎”，“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此后，毛澤東又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等，使國民黨圍殲紅軍的企圖徹底破產，中國革命在西北有了長期穩固的大本營。同時，黨中央和紅軍長征落腳陝北，使張國燾分裂主義不攻自破，為紅軍休養生息，整合革命力量，實現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有人說，陝北這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陝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陝北是兩個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歷史表明，堅持北上抗日方針，是紅軍長征的大戰略，是中國革命的大戰略，而哈達鋪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哈達鋪的重要抉擇，促使我們黨把中國革命的戰略中心成功地轉移到了陝北，從而得以立足西北，謀劃新的戰略布局。正是由於在哈達鋪找到了落腳點，中國革命度過了最低谷，實現了重大歷史轉折，為中國革命開啟以陝北為中心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歷史進程奠定了基礎。

（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科研管理處二級調研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