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力量

馬克思恩格斯對於“精神”的理解和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內容。他們在創立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圍繞“精神”進行了許多論述，也深刻指導了共產黨人的精神實踐。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精神的產生根源。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這就點明了精神的物質基礎，強調精神不是先驗的、獨立於物質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對人們所處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根源在於物質世界。這一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表現得更加簡練：“思想的歷史除了証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証明了什麼呢？”恩格斯則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提出了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強調“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歸於唯心主義陣營﹔而“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學派。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唯心主義的精神先驗論，並超越了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關於精神的理解。他們認為，如果簡單地把精神看作對外部世界的被動反映，就像鏡子反射物體一樣，沒有考慮到物質生活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復雜的、包含著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忽視了社會歷史因素對精神的塑造作用。而精神正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才得以不斷地生產、傳播和演變的。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精神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但這個反映不是機械的、被動的，而是在人類的實踐活動基礎上的能動反映。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精神生產”的概念，認為精神生產是相對於物質生產而言的一種生產活動。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精神生產主要指人們通過腦力勞動，在精神領域進行的生產，即“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本質上講，精神生產是人類意識活動的一種社會形式，是人類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為了滿足自身精神需要而進行的創造性活動。這種生產活動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對自我的反思以及對社會和自然現象的觀念構建。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精神生產的社會歷史性和階級性，認為“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精神的能動性。他們認為，精神的能動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征。人類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表現為人類能夠通過自己的意識和思維去認識世界，並通過實踐活動改造世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用“最蹩腳的建筑師”與“最靈巧的蜜蜂”作對比，深刻說明人類在勞動過程中能夠發揮精神的能動性來認識與改造世界。恩格斯致信德國經濟學家康拉德·施米特時批判了將唯物史觀簡化為“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明確指出思想領域對物質存在方式具有反作用。馬克思在分析比利時革命時指出：“難道革命一開始就應當以物質的形式出現嗎？”他認為比利時革命最初就是“精神的革命”，並通過報刊等媒介表現出來。這種精神層面的覺醒和動員是革命的前奏，對后續的物質革命具有重要意義。

偉大事業孕育偉大精神，偉大精神推進偉大事業。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奮斗史也是一部精神發展史。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等許多精神形態。這些精神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基於實踐活動而不斷升華，構筑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確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標識，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有力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精神支撐。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遵循，深入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精神觀，大力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精神支撐。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