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李富春、蔡暢的深情厚誼

李富春是我的外公，蔡暢是我的外婆，但是我從小叫蔡暢為“奶奶”。我從小一直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長期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泰達）管委會工作。自從退休以后，我開始學習和研究家族人物的歷史。

我的家族主要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暢、葛健豪等人物。李富春和蔡暢都是湖南人，都是1900年5月出生，是20世紀的“世紀同齡人”。李富春出生於長沙的一個小業主家庭，他的故居現在已經成為紅色遺址，在長沙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方。李富春1922年入黨，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並長期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計委主任等職務。

李富春在留法勤工儉學時與蔡暢結婚。蔡暢出生在湖南省雙峰縣，與曾國藩是同鄉，而且蔡家、葛家與曾家有一些沾親帶故的關系，是當年湘軍的部下。蔡暢1923年入黨，曾是中共中央委員，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她是新中國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主席。蔡暢有一個革命的家庭，她的兩個哥哥都是中共黨員和革命烈士。大哥叫蔡林蒸，曾經是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支隊長。小哥哥是蔡和森（我應該叫他舅公），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和毛澤東是很好的同志和朋友，曾一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后來一起干革命。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而且是早期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領袖。蔡和森與向警予都是革命烈士。他們的母親葛健豪，是一位追求解放、思想開明的杰出女性，是民國女杰秋瑾的好朋友，她50多歲時，還拖著一雙小腳，陪同蔡和森和蔡暢等人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支持他們走上革命道路。他們和周恩來都是好同志和好朋友。

我小時候見過周恩來和鄧穎超，當然都是隨我的外公和奶奶一起見的。特別是鄧穎超和我奶奶的工作關系很密切，所以我小時候見她的次數多一些。鄧穎超待人熱情，她很喜歡小孩，我至今還有一張她抱著我的照片。我見周恩來的機會少一些，現在已記不清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了。從小我就知道周恩來是大領導，對他很敬仰，而且感覺這個人與眾不同，特別有風採和精氣神兒，用現在的話講是“有氣場”。他是我心中最敬愛的領導人，1976年周總理逝世，十裡長街送別時我也在人群當中﹔四五運動時，我一整天在天安門廣場。

革命時期李富春和蔡暢與周恩來的戰斗友誼

李富春、蔡暢和周恩來的革命友誼始於留法勤工儉學時期。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暢等人去得比較早，大概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到達法國，周恩來是1920年底到達法國的。1921年初，周恩來參與了由蔡和森、趙世炎等人領導的、反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和中國北洋政府的二二八運動。李富春、蔡暢在此時結識了周恩來。雖然蔡和森等人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法國政府早早驅送回國，但蔡和森與周恩來在法國仍有較深的交往，周恩來曾說：“對我來說，在法國收獲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誼。”

1922年初，周恩來、趙世炎聯絡李維漢、李富春、劉伯堅等勤工儉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商討組建旅歐共產主義組織。6月下旬，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正式宣告成立，確定組織的正式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李富春擔任諾門地方支部書記。1923年2月，該組織又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推選周恩來為書記，李富春當選為執行委員，並擔任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同年12月，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李富春任委員長，周恩來任宣傳部主任。從在法國開始，李富春與周恩來便在共同的理想和組織中，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

1922年8月，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創辦了《少年》月刊（1924年改名為《赤光》半月刊）。編輯部設在巴黎一家旅館，編輯部所在地還是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辦公室，也是周恩來在巴黎的住所。編輯部主要是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一起負責日常工作，他們都撰寫了不少宣傳和戰斗的文章。李富春負責發行，鄧小平負責印刷，這是李富春和周恩來第一次正式在一起工作。鄧小平后來告訴他的女兒鄧榕，當時他們身居陋室，條件艱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們開會擠在周恩來住的小房間裡，床上、桌子上都坐滿人。他們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時連蔬菜都吃不上。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他們始終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進行戰斗。

周恩來對同志一片熱心、無私、誠懇，受到同志們的敬愛。蔡暢對他的優秀品德、卓越才華無比敬仰。小時候，我奶奶經常正式地、系統地給我講述革命家史，特別是留法勤工儉學的故事，多次提起周恩來，還講過周恩來救過她的故事：有一次，蔡暢得了白喉，發高燒三四天沒有起床，房東太太見她的牛奶在門口積了三四天沒有取走，就上樓去看望，這才發現她病得很重。老人熱心地問她在巴黎有什麼人可以幫助她，蔡暢掙扎著寫了一個地址。按這個地址，房東太太找到了《少年》刊物編輯部，遇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隨老太太前往，把蔡暢從四樓背下來送到醫院搶救，使她轉危為安。

1924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開始了。廣東是國民革命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去開展工作。因為李富春在法國曾經分別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的工作，還擔任過國民黨的旅歐支部書記，這段經歷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25年1月，李富春和蔡暢離開法國后，黨組織安排他們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政治、軍事等課程，使他們具備了中國大革命所需要的才能。他們在蘇聯學習半年，同年7月，李富春和蔡暢從蘇聯回國，黨組織派他們前往廣東工作。周恩來比李富春早一年到廣州，李富春和蔡暢到廣州見到了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共同戰斗過的周恩來和陳延年等人，大家都非常高興。當時周恩來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同時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安排李富春出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委員會委員，而且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革命軍。

那時，蔡暢被任命為中共兩廣區委婦委書記，鄧穎超任副書記，在這裡她們第一次相識。在廣州，他們兩家人都住在廣東文德東路文德裡，成為鄰居。李富春和蔡暢還參加了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

1926年3月，蔣介石以“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為借口，掀起反共高潮。為此，在廣東國民革命政府工作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到李富春的家裡商討對付蔣介石的辦法。他們三人的態度十分明確，都主張堅決反擊蔣介石的進攻。據說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毛澤東與周恩來第一次單獨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1924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部分成員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左一為聶榮臻，后排右三為鄧小平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當時孫中山實施新的三民主義，北伐軍在軍隊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為的是把舊式軍隊改造成為新式國民革命軍。周恩來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擔任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時兼軍法處處長，年僅26歲即領中將軍銜。還有林伯渠等共產黨人擔任其他軍的黨代表。由於汪精衛兼任國民革命軍各軍黨代表，但一直未到職，所以副黨代表周恩來、李富春等人實際上就是黨代表。李富春與周恩來從此共同戰斗在北伐戰爭第一線。國民革命第二軍是由湘軍改編而來，軍長譚延闿、副軍長魯滌平都是湖南人，李富春與他們同籍。由於譚延闿當時還擔任國民政府代主席，由副軍長魯滌平代行軍長職務。根據當時的體制，第二軍的重大問題主要由魯滌平、蘇聯顧問和黨代表李富春協商決定。譚延闿、魯滌平都很信任李富春，第二軍較快地轉變了舊軍隊的軍閥習氣，部隊戰斗力提高得很快。在北伐中第一軍沿廣東、湖南、湖北向北打。第二軍從廣東到湖南到江西，不但打下南昌，后又攻下南京。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曾指定李富春擔任中共江西區委委員和軍委書記。第二軍經過湘贛兩省交界處的羅霄山脈時，永新地區的中共黨組織找到李富春，請求第二軍派兵到地方支持革命政權的建立和永新地區的革命。因此第二軍派了一個副師長帶領一個團到永新趕走北洋軍閥的舊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權，但這個政權存在時間不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永新地區的革命者賀敏學（賀子珍哥哥）、王佐、袁文才等人組織革命力量上了井岡山，在那裡堅持革命斗爭，為后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打下基礎。因為第二軍取得了很好的戰績，在192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李富春受到了周恩來的表揚。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和李富春離開了國民革命軍，到白色恐怖下的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我曾經在台灣國民黨的黨史館查檔案資料，看到過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給國民黨中央寫的辭去在國民黨內職務的報告。做地下工作期間，周恩來主要在黨中央機關工作，李富春則在地方工作，在中共江蘇省委代理過書記，在中共廣東省委擔任過書記職務。1931年底，周恩來和李富春分別來到江西革命根據地，李富春擔任了三年江西省委書記，仍然是做地方工作。

直到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李富春出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並任代理主任（因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負傷不能工作），又與周恩來在紅軍總部一起工作。1935年8月長征中，黨中央為加強紅一方面軍領導，重新組織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出任司令員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他們又在一起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

后來李富春調到三軍團接替楊尚昆任政委，與司令員彭德懷一起工作。紅軍過草地的時候，周恩來患“肝膿瘍”而生命垂危，他一直跟隨三軍團行軍。李富春和彭德懷非常關心周恩來的病情，專門安排指戰員組成擔架隊，由干部團團長陳賡親自任擔架隊隊長，一直把周恩來抬出草地。在那些日子裡，李富春天天伴隨在周恩來的擔架旁邊，不時叮囑抬擔架的戰士要小心，並想盡辦法安排好周恩來的飲食。在李富春、彭德懷、陳賡和指戰員們的悉心照顧下，周恩來的病情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奇跡般地好轉了。同志們的友情在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得到充分體現。

1939年蔡暢與周恩來、鄧穎超一起在蘇聯治病，大概長達一年時間，其間蔡暢應共產國際要求寫了一份對周恩來的評價報告。雖然是“背靠背”寫的報告，但蔡暢對周恩來的評價非常好，這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2015年我赴俄羅斯政治社會檔案館查找先輩的檔案，與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一起，看到過這份保存在周恩來檔案中的文件，當時周秉德復印了。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密檔”的發現：共產國際檔案中的早期周恩來》，了解了一些此事的緣由。

在整個革命戰爭年代，周恩來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成為我們黨的領袖之一。而李富春也以他的務實作風和勤奮工作，在許多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的勝利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李富春與蔡暢

新中國成立后，李富春和蔡暢與周恩來的友誼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李富春出任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分管經濟計劃工作）並兼任重工業部部長。1954年9月，李富春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一直到“文革”前期的十幾年時間裡，在周恩來領導下，李富春負責制定並全面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蘇聯政府成功談成並全面實施了蘇聯援助的156個工業項目。后來，他又在周恩來領導下制定第二、三個五年計劃，協助周恩來籌劃、組織、管理全國經濟工作。但后來這兩個五年計劃沒有很好地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遇上了“大躍進”，第三個五年計劃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李富春成為周恩來主要的工作副手。在周恩來出國或治病期間，他多次指定李富春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當時國務院沒有明確的常務副總理，其他的一些副總理都有自己主要的分管領域，例如陳雲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林彪負責軍事﹔鄧小平是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黨務，工作繁重。）這些也體現了周恩來對李富春的信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富春在1958年“大躍進”后期與周恩來的一段故事。因為“大躍進”違背了經濟規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很大損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中一次重大失誤。面對諸多問題和困難，大家都在積極思考如何走出困難局面。李富春作為國家計委主任更是責無旁貸，他深刻感覺這樣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出於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他找了許多地方和部門同志座談，千方百計探討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方法。李富春經過認真考慮，於1960年七八月在北戴河召開的各工業部長和省市工業書記會議上，首次提出整頓經濟的建議。他最初的提法是針對工業要進行“整頓、鞏固、提高”。8月中下旬，在國家計委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時，李富春再一次明確指示將“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寫入《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國務院。這六個字成為后來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的雛形。李富春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的有力支持。同時周恩來將計委報告中提出的“整頓”改為“調整”，並增加了“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經周恩來簽發，黨中央於1960年9月30日批轉了國家計委這一報告。這就是八字方針形成的過程，也是我黨真正糾正“大躍進”錯誤的開始。在1961年1月3日黨中央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李富春作了《關於安排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意見》的報告，經黨中央批准，會議公報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1961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實際上是停止了“大躍進”的進程，將國民經濟轉入了調整的軌道。

1956年5月26日，在招待出席全國科學規劃會議代表的酒會上，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科學家們交談

此后，周恩來指定李富春主持落實八字方針，負責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工作。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三年困難，五年調整”，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全面完成。李富春從提出方針，到組織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取得全面成功，都是在周總理的強有力的支持和具體指導下完成的。

1958年，周恩來(前排右二)和李富春(前排左一)、李先念(后排左一)、王任重(前排右一)在湖北省三斗坪中堡島上現場審查大壩工程設計方案

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面，周恩來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統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李富春則在經濟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積極推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他們共同謀劃，共同決策，並將理想付諸實現，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時期，李富春協助周恩來苦撐危局

“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被打倒無法工作，李富春暫時還在職。因此周恩來提議並經黨中央同意，由李富春協助他主管國務院經濟工作。面對愈來愈嚴重的混亂局勢，周恩來憂心如焚，殫精竭慮。作為周恩來助手的李富春同樣焦慮不安，憂心忡忡。為了減輕周恩來的壓力，李富春竭盡全力協助周恩來到處“救火”，給造反派做工作，保護老干部，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負面影響。在那段時間裡，周恩來和李富春都疲於奔命，苦撐局面，盡可能維持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

1967年初，黨內發生所謂“二月逆流”事件，李富春與一些國務院副總理和軍隊老帥們因為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遭到種種污蔑和錯誤批判。由於國務院一些副總理經常一起去李富春的家裡談工作，其間不免發些牢騷，因此李富春被扣上了“二月逆流黑俱樂部主任”的大帽子，境遇非常困難。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富春頂住巨大壓力，盡最大可能協助周恩來抓工農業生產，努力減少“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發動了對“二月逆流”的深入批判，至此李富春完全“靠邊站”，基本不能再協助周恩來工作了。

這期間，周恩來想方設法保護李富春等老同志免受影響。有一次周恩來得知李富春家裡冬天暖氣不熱，批評有關人員“勢利眼”，要求他們盡快解決供熱問題。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摧殘，郁悶成疾，於1974年發現患有肺癌，身體越來越壞。周恩來對李富春的病情非常關心，經常讓秘書打電話詢問李富春和蔡暢的情況。那時李富春又犯了嚴重的牙病，牙疼常使他徹夜不眠。周恩來親自推薦天津著名的口腔科專家韓宗琦來為李富春治病。

李富春和蔡暢與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終身友誼

周恩來長李富春兩歲，是李富春的兄長、同志和領導，李富春是周恩來的下屬、同志和朋友。李富春與周恩來的深厚友誼幾乎貫穿一生。李富春逝世的時間比周恩來“早一年晚一天”，李富春是1975年1月9日去世的，周恩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黨中央為李富春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當時周恩來已重病在身，但是仍然強撐病體主持了李富春的追悼會。李富春的另一位老戰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追悼會上致悼詞，對李富春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追悼會開始前，蔡暢見到周恩來時心痛地說：“恩來，你怎麼也來了？”周恩來緊握蔡暢的手悲痛地說：“大姐，我怎麼能不來呢？我們是50多年的老戰友了。前些日子聽說他情況還好嘛，我以為自己會比他先去見馬克思，沒料到他比我先走了。”這裡補充說明一下，周恩來雖然比蔡暢年長兩歲，但周恩來仍按黨內同志們的習慣稱蔡暢為“大姐”，他有時當著蔡暢的面還稱李富春為“大哥”。李富春和蔡暢總是尊敬地稱周恩來為“總理”或者“恩來”，而親切地稱鄧穎超為“小超”，這都是我親耳聽到過的。在全國婦聯開會時，蔡暢總是稱鄧穎超為“小超大姐”。

1975年6月15日，蔡暢在北京飯店理發，剛好周恩來也去了，兩位老朋友熱情地相互問候。蔡暢看到周恩來憔悴的病容引起了無限憂慮，她深情地說：“恩來，我們認識50多年了，讓我親親你好嗎？”周總理立即爽朗地說：“好啊！大姐，我也想親親你。”於是他們相擁親吻了面頰。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然而，誰會預料到，這竟成了他們兩位老戰友之間最后的告別！（蔡暢和李富春夫婦之間保持著法國人親吻的禮節習慣，在黨內老同志中成為美談。曾經有一次我隨奶奶到機場送外公出差，親眼看到鄧小平、楊尚昆開玩笑提議，讓他們兩個“行個洋禮”。）

李富春和蔡暢與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於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他們懷揣著為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的共同理想，毅然投身於偉大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在超過整半個世紀的歷史中，無論是在硝煙彌漫的戰場，在熱火朝天的經濟建設戰線，還是在復雜多變的政治舞台，他們始終心心相印，攜手前行，相互支持，並肩作戰。他們的理想、人性和友誼，如同一座不朽的豐碑，見証了那個偉大時代，也將繼續激勵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作者：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泰達）管理委員會原工委書記、主任﹔此文是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對作者口述史採訪的基礎上修改成文）

來源：《百年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