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論斷

全國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科學預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將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特別強調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最困難的時期”“轉變的樞紐”。此后，伴隨戰爭實踐的不斷展開，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學習和時局》等著述中，對戰略相持階段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和闡述，他提出的“相持階段是戰爭的樞紐”，“准備長期戰爭，熬過這一段艱難路程”，“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爭取“全民族各個階層中生動力量之更大發動與黨政軍民各方面之更大進步”等重大論斷，有力揭示了戰略相持階段的地位、特征、任務等，為駕馭戰爭提供了戰略指導。其中蘊含的對斗爭全局、斗爭規律的洞見和智慧，時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01以“相持階段是戰爭的樞紐”，標定戰略相持階段的特殊地位

針對全國抗戰爆發前后存在的“亡國論”“速勝論”以及一些人認為中國抗戰可以由防御階段直接轉入反攻階段等錯誤認識，毛澤東在明確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最后勝利屬於中國的同時指出，“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我們抗日戰爭要經過防御、相持和反攻三個階段，這也是走‘之’字路”，從哲學高度闡明了相持階段產生的內在根據。他還指出，“三個階段的主要特點，在於包含一個過渡的中間階段”，也就是敵我相持階段。這一階段，“在敵人，是確保佔領地並准備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階段﹔在中國，是確保未失地並准備收復淪陷區的階段”。在此基礎上，他從戰爭的整體進程入手，通過對敵我力量變化以及對戰局影響的分析，科學回答了戰略相持階段的成因以及在戰爭進程中的地位等重大問題。

戰略相持階段是敵我雙方特點造成的必經階段。毛澤東考察古今中外戰爭史，將戰爭按其所經歷的階段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隻有一個階段的戰爭，即甲方進攻，乙方失敗，如1905年日俄戰爭、第二次意埃戰爭﹔一類是經歷兩個階段的戰爭，即甲方進攻，乙方防御，然后乙方由防御轉為進攻，如中國古代的赤壁之戰、淝水之戰﹔一類是經歷三個階段的戰爭，即甲方進攻、乙方防御為第一階段，雙方相持不決為第二階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卻為第三階段，如英法百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這一類戰爭的特點就在於有一個時間比較長的相持階段。毛澤東認為中國抗戰屬於第三類，這是基於對敵我力量辯証分析得出的結論。一方面，日本在軍力、經濟力、政治組織力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特別是其為實現對外擴張需要，增加軍費、擴充軍隊、儲備物資、動員國民、加緊工業軍事化等，都使其具備了強大的戰爭能力﹔而中國在武器裝備、經濟實力、組織民眾等方面都暫時不如敵人，故而在軍事上中國不可能速勝，更不具備立刻轉入反攻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以宏闊的視野，把軍事力量的較量、戰場態勢的變化放在國家力量的比拼、國際力量的變動、歷史發展的趨勢中加以分析，即敵是小國、退步、寡助，我則為大國、進步、多助，特別是在戰略防御階段，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勢必造成日本侵略者戰線延長、兵力分散、消耗劇增等，這就使敵人逐漸喪失繼續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能力，從而迫使敵人停止戰略進攻，由此戰爭進入敵我相持階段。從戰爭實踐看，到 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國戰場上投入了近百萬的龐大兵力，付出了近 45萬人傷亡的代價”，“在綏遠、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一線約 4000公裡的正面，日軍面對著 200多個師的中國軍隊……在相當於日本本土近 3倍的 100多萬平方公裡的戰線后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廣泛開展，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遍布各地”，這就打亂了日本侵略者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其戰略進攻的勢頭難以為繼。由於此時中國的抗戰力量還未發展到能夠完全徹底驅逐日寇的程度，因此，“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這就造成了戰爭持久局面和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

戰略相持階段是敵我強弱發生變化的關鍵階段。毛澤東在對各種敵我因素綜合分析后深刻揭示了中國抗戰的必然趨勢，即“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在這一發展趨勢中，毛澤東強調戰略相持階段是“戰爭的樞紐”。一方面，這是運動而非靜止地認識斗爭雙方力量變化得出的科學結論。與機械論者不同，毛澤東認為敵我雙方的力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戰爭的進程不斷發展變化，也就是說戰爭爆發之初敵強我弱的情況，雖然是客觀存在，但不是靜止不動的，隨著戰爭時間的延長和空間的拓展，敵之不利的因素和我之有利的因素都將發生變化，其中一種發展趨勢將是敵之強和我之弱逐漸向相反的方向變化。從戰爭實踐看，戰略相持階段敵雖能在佔領區掠奪資源，增加自己的力量，但由於戰爭依然存在，特別是敵后游擊戰爭的開展，日軍在中國戰場獲得戰爭補給十分困難，其增加的力量不足以抵償已有的消耗，“繼續消耗”成為“決定的一方面”。而中國的人口、工業、土地、軍隊等雖在戰爭中有較大消耗，但全國團結在增強、人民覺悟在提高、軍隊戰斗力在提升、政治經濟文化等在進步，中國抗戰的整體力量不斷增加著新的質與量。在戰略相持階段，敵之困難與我之進步的與日俱增，加之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不斷增強，經過量的積累就能逐漸改變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狀況。另一方面，這蘊含著主動進取而非被動等待的斗爭要求。毛澤東強調，“決定反攻的東西是第二階段中增加上來的力量”，因此“必須用盡一切努力去准備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條件，設若不然，就不能過渡到反攻階段裡去，而只是永遠的相持”。也就是說，戰略相持階段敵我力量的變化有著多種發展趨向，可能是敵強我弱局面的加強，也可能是敵強我弱的易位，要使戰略相持階段成為獲得最后勝利的樞紐，離不開主觀的努力，應堅持積極進取，擴大敵之劣勢、生長我之力量，在強弱易位中使戰爭局面由戰略相持向戰略反攻轉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指出：“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02以“准備長期戰爭，熬過這一段艱難路程”，闡明戰略相持階段的鮮明特征

在戰略相持階段，除戰場上的較量外，敵我雙方的角逐在更廣闊的空間和領域中廣泛地進行著，斗爭的廣度、深度、強度異乎尋常。對於暫時處於劣勢的一方來說，必然要面對長期的高壓態勢。毛澤東鮮明提出，戰略相持階段是一段“艱難路程”，以警示全國民眾做好長期艱苦斗爭的准備﹔同時強調“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后，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以堅定中國軍民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信念。

斗爭的時間持續較長。在國家間整體性軍事對抗中，雙方的戰爭能力是一個綜合體，其削弱或增強以及由此帶來的戰局轉變，往往要經歷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抗戰是持久的，其中戰略相持“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准備付給較長的時間”。這意味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雖然遇到抵抗，但不會立刻完全喪失戰爭能力，其整體力量的削弱還有待時日。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並發展，敵后游擊戰爭逐漸展開，民眾得到動員和武裝，但這些力量的極大增強並非一朝一夕。抗戰的持久性決定了相持的長期性，決定了“隻有在長期相持階段內我用全民族的極大努力，並配合國外條件”，才能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

斗爭的壓力來自方方面面。在戰略相持階段，戰場上的軍事對抗持續存在，同時為贏得壓倒對方的整體優勢，敵我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交往等各領域的斗爭也異常激烈，攻城與攻心交織，伐兵與伐交共在。戰略相持階段之所以“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就在於此階段我們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相持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將“更加困難”，並對“更加困難”的表現進行了概括。一是來自戰場上的壓力持續不斷。由於大城市與主要交通線被敵控制，以及政權系統與作戰陣地被敵分割，這就造成了軍事上極為嚴重的不利態勢。此外，在相持階段日軍戰略性的軍事進攻雖然基本停止，但其仍然具備發動戰役性進攻的能力和企圖。這一階段的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棗宜會戰等，無不印証了毛澤東的科學研判。同時，“正面相持和敵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現，敵后斗爭的局面就要緊張”，1939年起日軍對佔領區實行的“治安肅正計劃”，以及此后對華北、華中等地大規模推行的以“總力戰”方針為指導的“治安強化運動”和“清鄉”等，都使得敵后戰場的斗爭極為激烈。二是來自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壓力日益凸顯。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調整對華戰略，推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扶植傀儡政權，掠奪佔領區財物，開展奴化教育，加緊分化誘降，敵輿論上的造勢和利益上的誘導，造成中國內部一時間出現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情況。此外，毛澤東擔心，如果敵佔領廣州，中國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斷之虞，國際對華援助將受到影響。經濟上困難加劇、投降危險現實緊迫，給抗戰帶來巨大挑戰。三是國際社會特別是英美對中國抗戰的復雜態度帶來壓力。雖然英美等國與日本有著深刻的矛盾，但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坐山觀虎斗”的“漁人”政策，而且西方國家把解決歐洲問題放在第一位，把解決東方問題暫時放在第二位，這就造成英美等國有可能採取對日妥協態度，策劃犧牲中國利益的“遠東慕尼黑”。事實上，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存在的投降危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英美等國的投降主義者施加給中國政府的壓力。

斗爭形態犬牙交錯。犬牙交錯是對斗爭雙方扭抱纏斗的形象描述。毛澤東認為，“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是由於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毛澤東對軍事斗爭領域犬牙交錯的斗爭態勢進行了深入闡釋，包括內線和外線、有后方和無后方、包圍和反包圍、大塊和小塊等。特別是對於包圍和反包圍，毛澤東以“下圍棋”為喻，把敵我之間的作戰行動比作“吃子”，把敵建立據點和我建立根據地比作“做眼”。要獲得全局的有利態勢，就需要把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動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層面加以認識和對待。此外，毛澤東還認為，這種犬牙交錯不僅體現於軍事領域，同時在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交往等領域，敵我雙方也在進行著攻與守、包圍與反包圍的激烈斗爭，敵之政治誘降與我之反磨擦、反投降、反分裂，敵之經濟掠奪與我之堅壁清野、建立對敵經濟封鎖線，敵之奴化宣傳與我之運用歌曲、戲劇、報刊等進行抗戰動員，以及國際上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斗爭，等等，敵我雙方在各方面各領域都進行著激烈攻防。需要指出的是，犬牙交錯的斗爭帶來的是壓力，同時也是“磨刀石”，頻繁的、小規模的軍事行動和多領域的斗爭實踐可以使我進一步摸清敵人的行動規律、短處弱點，砥礪出我之斗爭能力，增強我之必勝信念，為取得最后勝利奠定堅實基礎。

斗爭歷程將是曲折中前進。1939年 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談到抗戰前途時指出：“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經過長期的斗爭與曲折的斗爭。短期的與直線的勝利是沒有的。”一次戰斗的勝利、一時同盟者的獲得、一個區域抗戰力量的增強等，還不足以從整體上改變敵我力量對比，還可能受到敵之更瘋狂的反扑打壓。敵我雙方進行著激烈的對抗，使得斗爭歷程充滿曲折，但又必然向前。1944年 4月，毛澤東將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從1937年到 1940年是上升階段，在此期間我們黨領導開辟了廣大敵后戰場，建立起抗日根據地，給日寇以沉重打擊，黨員人數和軍隊數量有了很大增長﹔1941年到 1942年為下降階段，由於日軍集中力量打擊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我們遇到極大困難，根據地面積縮小，人口減少，黨員干部和軍隊遭到很大損失﹔1943年起為新的上升階段，我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總結經驗教訓、克服缺點不足，實現了抗戰力量的再次發展壯大。對此，毛澤東形象比喻說：“第一個階段好比是伸開的手掌，第二個階段是縮回的拳頭，第三個階段是再伸出強有力的拳頭。”可以說，在戰略相持階段敵我雙方為爭奪戰爭主動權進行著激烈斗爭，整個歷程異常艱苦、充滿曲折，但只要堅持抗戰，在斗爭中前進、在前進中斗爭，就一定能夠取得最后勝利。

03以“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闡明戰略相持階段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1937年 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提出，中日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中國的力量”“日本的力量”“國際的力量”，其中“決定的因素是中國自己的力量”。一年后，他在《論新階段》中更是明確指出：“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長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敵人困難之加重，國際助我之增強，就能使整個敵我形勢發生變化，由敵優我劣之現時形勢，走到敵我平衡，再走到我優敵劣，這就是長期相持階段中必須解決也可能解決的根本問題。”

中國力量的增長。與一些人把抗戰前途主要寄托在外國援助上不同，毛澤東認為戰勝日寇主要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戰略相持階段主要的是克服自身弱點、增加自身力量，這反映出他一再倡導的獨立自主原則。在毛澤東看來，中國抗戰的力量不僅包括軍隊數量、戰斗素養、武器裝備等，還包括人口數量、生產能力、民眾組織動員等。因此，要增長中國的抗戰力量，“非從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等各方面力求進步不可。沒有各方面的更大的進步，就不能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也就不能更進一步的統一團結全民族”。這意味著支持長期抗戰與爭取最后勝利，必須通過多種方式激發出全民族深沉持久的抗戰力量。正是基於這一判斷，在戰略相持階段，我們黨通過深入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抗日武裝力量，開展反“掃蕩”、反“蠶食”斗爭，貫徹“三三制”原則，實行精兵簡政，實行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加強自身建設等，推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各方面進步，不斷發展壯大全民族抗戰力量。

日本困難的加重。毛澤東認為，日本侵略者困難的增長是“日本的野蠻侵略與中國的英勇抗戰造成的結果”，應進一步採取一切手段削弱敵之力量。其一，針對日本是小國，特別是兵力財力不足的弱點，要通過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等，擴大其兵力不足和分散的劣勢。同時，針對日軍在淪陷區進行掠奪以支持長期戰爭的圖謀，針鋒相對開展斗爭，使敵偽政權不容易普遍建立與鞏固，從而造成其掠奪的困難。其二，針對日本內部矛盾，即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倒行逆施、消耗資源，造成日本民眾日常生活困難、士兵反戰情緒燃起等情況，應建立包括日本軍民大眾在內的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區別日本帝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別敵軍軍官與士兵，區別敵軍上級軍官與下級軍官，通過進行反戰宣傳，不斷增加日軍思鄉厭戰直至反戰心理，“迫使他的人民與士兵大眾走上用堅決的方法反對戰爭本身的趨勢”。從戰爭實踐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本的困難極大增加，1939年從秋到冬，日本為突然表面化的國力窮困狀態而苦惱著，面對電力不足、嚴重米荒、能源供應失衡等困難，其高級將領發出“外強中干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的哀嘆，正是由於困難增加、國力衰退，“陸軍統帥部的首腦打贏戰爭的信念發生了動搖”。

國際援助的增強。在世界歷史逐步展開的圖景中，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其影響不再局限於兩國之間，其他國家往往基於自身認知和利益來進行戰略判斷和行動部署。毛澤東鮮明指出：“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國家，東方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雖然在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國家對中國抗戰的援助還不充分，還在猶疑和觀望，但日軍的野蠻侵略行徑必將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其根源在於日軍的侵略，不僅是對中國的蹂躪，同時也是對世界的威脅﹔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世界上要求和平的國家及其人民的敵人。因此，中國的抗戰不是孤立的，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緊密聯系的。由此，毛澤東提出應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加強同世界上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和人民進行聯合。需要指出的是，針對當時各種國際力量對待日本侵略中國的復雜態度，1940年 12月，毛澤東提出：“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採取“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原則，通過加強國際宣傳等佔領道義制高點，爭取世界各國的支持和援助。

04以爭取“全民族各個階層中生動力量之更大發動與黨政軍民各方面之更大進步”，明確戰略相持階段的總的任務

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必須用廣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這種增加，即“全民族各個階層中生動力量之更大發動與黨政軍民各方面之更大進步”，強調總的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以便克服困難，停止敵之進攻，准備力量，實行我之反攻，達到最后驅逐敵人之目的”。

打退敵人政治進攻，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在戰略相持階段，敵為瓦解我之斗爭意志和能力，其採取的分化瓦解、欺騙誘降等手段對我造成重大威脅，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將從根本上動搖抗戰根基。1939年 10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中指出，相持階段“如果中國不能破壞敵人佔領地，讓其達到確保佔領地、經營佔領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國不能打退敵人的政治進攻，不能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以准備反攻力量，或者國民黨政府竟自動投降﹔那末，在將來，敵人就仍有大舉進攻的可能。就是說，已經到來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敵人和投降派破壞的可能”。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本侵略者放棄速戰速決方針，誘使國民政府對日妥協。同時，蔣介石集團反共傾向也明顯增長。無論是汪精衛集團的叛國，還是 1940年日本軍方代表同重慶政府代表在香港和澳門進行的秘密會談，抑或國民黨軍隊屢屢制造磨擦事件，都表明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倒退危險現實存在著。毛澤東敏銳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 1940年 1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時局中存在投降方向和抗戰方向的對立、斗爭。 7月 7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調：“現在是中國空前投降危險與空前抗戰困難的時期……全國應該加緊團結起來，克服這種危險與困難。”面對危局，毛澤東強調要“堅持抗戰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妥協運動”，“堅持團結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分裂運動”，“堅持進步的立場，反對任何的倒退運動”，提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的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為此，我們黨在全國范圍掀起反投降斗爭，堅決聲討汪精衛集團的賣國投敵行為。八路軍在華北發動全民族抗戰以后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帶戰略性進攻的百團大戰，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特別是針對蔣介石集團既動搖妥協又不敢公開放棄抗日、既積極反共又不敢徹底破裂國共合作的兩面態度，毛澤東創造性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強調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爭取了時局的好轉。

堅決依靠民眾，進行人民戰爭。毛澤東認為，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兵民是勝利之本”，要支持長期戰爭並贏得最后勝利，必須堅持緊緊依靠民眾，進行人民戰爭。其一，要廣泛深入地動員民眾。戰爭中物質因素作用的發揮離不開人的精神覺醒，中國地大、物博、人多這些客觀條件最終要靠覺醒了的人去使用，因此毛澤東把抗戰政治動員看成“一件絕大的事”，把動員起來的老百姓比作是造成日寇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要求通過口頭、報刊等通俗化、大眾化手段，聯系戰爭進展、聯系民眾生活，進行廣泛深入、經常性的動員，使廣大民眾真正認識到抗擊日寇侵略於國於民的極端重要性，自覺投身抗日洪流。其二，要有力組織和武裝民眾。毛澤東認為，贏得優勢和主動的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要因應戰爭發展需要，創新組織方式，通過各種形式把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商人等組織在抗日團體之內，發揮他們熟悉當地情況的優勢，協助抗日武裝封鎖消息、掩護行動、提供支援等，從而造成敵軍錯覺誤判，增強我軍之戰力。特別是要適應戰爭要求武裝群眾，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軍）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在群眾性的游擊運動中培養主力兵團，在主力兵團的幫助下造就地方武裝。其三，要樹立“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態度，處理好“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在廣泛持久的抗日戰爭中，隻有全國民眾、抗戰武裝真正團結起來，才能形成贏得戰爭的磅礡力量。對於戰爭領導者來說，要獲得團結一致的局面，不僅需要外在的動員、組織等手段，還要樹立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態度。隻有從這一態度出發制定的政策及採取的方式方法，才能在實際工作中贏得士兵和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否則就不可能搞好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團結抗戰就會淪為空談。

掌握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有力駕馭戰爭。戰爭不僅是力的比拼，更是智的較量。毛澤東認為，“兩軍敵對的一切問題依靠戰爭去解決”，而戰爭勝負雖然與經濟條件、武器裝備、地形地貌等客觀因素緊密相關，但這些物之因素要與人之主觀能動性緊密結合，才能形成戰之力量，“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毛澤東形象比喻說，指揮員猶如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要想到達勝利的彼岸，就必須掌握游泳術，“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面對戰略相持階段新的敵情特點和戰爭要求，毛澤東發出研究軍事理論、戰略戰術、政治工作等在內的軍事問題的號召，明確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闡發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指出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意義和原則方法，強調作戰指導的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並對進攻與防御、外線與內線、持久與速決、消耗戰與殲滅戰，以及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等一系列重大關系進行了深刻闡發。這些反映抗日軍事斗爭多方面、多層次的創新性認識，內涵豐富、渾然一體，把我們黨對戰爭指導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了新高度，為抗日軍民以弱勝強、克敵制勝指明了方向。

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對“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進行了專門論述，強調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應在各方面起先鋒模范作用，並明確提出了共產黨員在八路軍與新四軍中、在與友黨友軍發生關系中、在政府工作中、在民眾運動中等的先鋒模范作用的具體要求。針對戰爭環境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毛澤東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進行科學擘畫：提出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採取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發展黨員總方針﹔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重大命題，強調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要不斷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提出在統一戰線中要堅持黨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必須時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同時要胸懷全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提出培養德才兼備的干部，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提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明確“四個服從”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維護黨的團結統一。1939年 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鄭重提出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表明黨對加強自身建設重要性的認識更加自覺和深刻。總之，戰略相持階段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加強，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証。

05結語

毛澤東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一系列重要論斷，統攬戰爭全局，研判戰爭進程，把握戰爭關節，以深遠的戰略眼光指引中國抗戰贏得最后勝利，其中蘊含的經驗智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前進道路上必須牢牢把握的“五個重大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堅持發揚斗爭精神”。直面風險挑戰、進行偉大斗爭，要全面辯証分析斗爭雙方特點，科學研判斗爭所處階段，准確把握斗爭趨勢走向，以此制定長期的全盤的斗爭方略﹔要充分認清斗爭的艱苦性復雜性，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強固斗爭意志，保持戰略定力，樹立必勝信念，做好斗爭准備﹔要瞄准強弱易位、優劣轉化，堅持積極進取，選取突破點、爭取主動權，鞏固團結局面，厚植自身力量，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作者：王喆，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