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極嚴格的紀律

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成立。隨即，馬克思起草了《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要求，對於協會的章程和決議，各級支部和全體成員必須嚴格執行。

但是，國際工人協會中的蒲魯東主義者對章程中的規定陽奉陰違，甚至公開反對決議裡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必須通過政治斗爭才能真正獲得解放，蒲魯東主義者則主張溫和改良，認為工人應該通過經濟手段來改善生活，反對革命運動。

《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原本明確規定，“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但蒲魯東主義者認為這句話太“激進”，他們在翻譯的法文譯本中，將其曲解為“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讓位於它的偉大目標”。這種改動相當於在工人運動內部“偷換概念”，試圖讓國際工人協會放棄革命路線。

對此，恩格斯在致“柏林人民論壇”報編輯部的信中進行了強烈的譴責，指出蒲魯東主義者的行為是“招搖撞騙”，是對黨的紀律和原則的嚴重破壞。總委員會也相繼出版了英文、法文和德文版的標准章程，保証了章程的嚴密性，捍衛了黨的紀律和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紀律的作用。在他們看來，國際工人階級的戰斗組織需要有“保証勝利所必不可少的紀律”。1886年10月，恩格斯在寫給拉法格的信中，特別強調了紀律對於工人運動的重要性。他認為，要獲得勝利必須嚴格遵守紀律，“這種紀律是一個有成效的和堅強的組織的首要條件，是資產階級最害怕的”。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具有嚴格的紀律是無產階級政黨存在並贏得勝利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証。1893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社會民主黨人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明確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成為一個統一、團結、強有力的黨，“從勝利走向勝利”，就是因為“有冷靜的頭腦、嚴格的紀律和蓬勃的朝氣”。

嚴明紀律是建設堅強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的首要條件。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靠組織紀律性形成思想一致”。1918年至1920年期間，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面臨著來自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嚴峻挑戰，但一些年輕的革命者沒有意識到革命的復雜性和長期性，急躁地追求革命的勝利，忽視了組織紀律。對此，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強調：“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列寧認為，如果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那麼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但認識到紀律的重要性，而且強調紀律面前人人平等。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義者同盟並將其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制定同盟的章程時，他們特別提出對盟員的紀律要求，強調盟員必須共同遵守七項條件，“如果不能遵守這些條件即行開除”。幾十年后，當列寧領導俄國革命時，同樣堅持了這一原則。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面臨著國內外敵人的瘋狂反扑，如果黨內紀律鬆散，革命很可能會失敗。對此，列寧強調，黨內成員無論職務高低，都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黨內不允許有不必服從紀律的“上等人”和必須服從紀律的“平凡人”之分。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嚴明紀律看作無產階級政黨的標志性特征，強調紀律對於黨、革命和政權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共產黨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自成立起就將鐵的紀律作為立黨興黨的生命線。黨的二大通過的黨章專門設立“紀律”一章，共計九條。自此以后，直至六大黨章以及十二大以后的黨章，都設有“紀律”專章。毛澤東強調：“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不斷把紀律教育融入時代課題，助力黨在不同歷史階段攻堅克難、克敵制勝。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這麼大一個政黨，靠什麼來管好自己的隊伍？靠什麼來戰勝風險挑戰？除了正確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外，必須靠嚴明規范和紀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黨的紀律建設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擺在全面從嚴治黨的突出位置，強化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帶動各項紀律全面從嚴、一嚴到底。新征程上，我們必須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錨定更高標准、恪守更嚴要求、落實更實舉措，將黨的紀律建設不斷推向深入。必須永葆“趕考”的清醒和堅定，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學紀知紀明紀守紀，把遵規守紀刻印在心，內化為言行准則，進一步增強紀律意識、加強自我約束、提高免疫能力，使鐵的紀律真正轉化為全體黨員干部的自覺遵循。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