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忘記自己並不是一個中國人

史沫特萊被譽為“熟知中國事實真相的、為數不多的外國作家之一”。整個20世紀30年代即她在中國的歲月，她不斷為德國、英國和美國的報刊撰寫文章，並著書出版，報道中國革命和中國的抗日戰爭。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晚年回憶錄中對史沫特萊與斯諾的著述作了這樣的對比評價：“她的第二本書《中國紅軍在前進》試圖給西方公眾描繪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國的革命事業，正如斯諾的《西行漫記》后來對廣大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但是顯而易見，史沫特萊與其說是一位新聞記者，倒不如說是一位宣傳家，而斯諾在我看來，恰好跟她相反。”作為漢學研究專家，費正清十分肯定史沫特萊有關中國的著述，“她的幾本論述中國革命的書仍然頗有價值”。史沫特萊筆下的中國革命、中國的抗日戰爭及革命時期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

史沫特萊實實在在地參與了中國革命，投身於中國的抗日斗爭，她說“總忘記了我自己並不是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史沫特萊在書寫中國革命、中國的抗戰時，即便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其態度亦不可能超然，因為她不僅在觀察，也在幫忙，甚至參與。誠如她在華北隨八路軍轉戰期間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說：“日本人有卡車、飛機和別的高效能的運輸工具，而我們隻有毛驢、馬匹，幾頭騾子和人員……我向你們談到的所有這一切，毫無抱怨訴苦之意。相反，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願過這種每天淡飯一碗的艱苦生活，而不稀罕那個‘文明’所能給予我的一切。”這不僅表達了她自己樂在其中的心情，也以親身經歷告知世人，中國軍隊的困難及中日軍力的差距。

以日記體、書信體出版的《中國在反擊》一書記錄了史沫特萊一路的觀感與認識：成功的民眾動員是抗戰勝利之本，“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亦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中國是在為世界民主、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社會進步和人民解放而戰”

感動於中國軍民艱難抗戰的同時，史沫特萊深深同情中國傷兵的痛苦，公開批評英美等國的自利行為：“中國軍人可以由於美國和英國向日本供應的作戰物資而受傷，卻沒有資格得到這兩個國家的藥物供應，除非是中國政府在純商業性的基礎上加以購買。”她和在遠東的一些真正的美英民主主義者一樣，批評美英奉行的綏靖政策，認為“聽任日本人在中國身上消耗到精疲力盡而讓我們置身於戰火之外”實乃帝國主義的罪惡政策。

她的呼吁招致了一些謾罵，她“有時被看成是下賤女人，有時是空想家，有時又是赤黨”。史沫特萊認為美國公眾已被荒唐錯誤、掩蓋真相的報道所蒙蔽，“抗戰三年多來，國民黨軍隊被許多友邦人士看不起，說得一文不值。他們常說：中國不能打，國民黨軍隊一觸即潰﹔將軍腐敗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黃口小兒﹔傷兵可恨無人過問。有些指責屬實，有的指責不對。不管正確與否，幾乎一切指責均由於對中國欠缺明確的認識。”她大聲地用力地為中國吶喊：“中國是在為世界民主、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社會進步和人民解放而戰。”

同許多持反法西斯立場、真正了解中國的西方記者、官員一樣，史沫特萊十分肯定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反對國民黨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行為，並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與譴責。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企圖倒打一耙、栽贓新四軍，史沫特萊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報道的荒謬，並反諷國民黨：“官方報紙發布的第一批消息荒誕而又愚蠢……指控葉挺將軍和全體新四軍‘陰謀’佔領京滬杭之間的大塊三角地帶，然后再佔領句容和丹陽，以此進攻中國正規軍的根據地。寫這種消息的記者也許是因為知道，沒有人會費心去分析或查閱地圖……京滬杭三角地帶正被日本人所佔領，而且成了他們向華中發動進攻的主要根據地。而句容和丹陽兩城都在南京以南，都是日本人屯駐重兵的據點。如果新四軍確實‘陰謀’奪取這些地方，那麼也就是‘陰謀’殲滅那些已經打敗過中國所有正規軍的日本軍隊。”

“把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國人民爭自由民主而戰的情況告訴美國的同胞”

在走訪華中游擊區的過程中，史沫特萊也看到國民黨內的矛盾與分化，揭露了國民黨黑暗的一面，謳歌了一些堅持抗戰不畏犧牲的國民黨將領，報道了國民政府中對待共產黨人的不同行為，如安徽省主席“按月給新四軍在安徽中部的幾個支隊撥付兩萬元津貼，湖南幫和CC分子都竭力勸阻而無效，省主席的理由是，新四軍的游擊戰士不管有什麼樣的政治信仰也都是他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

1941年5月，鑒於中國反動勢力的猖獗，亦因身體原因，史沫特萊決定返回美國，“把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國人民爭自由民主而戰的情況告訴美國的同胞”，她自認自己“已成為中國廣大斗爭的一部分”。與同樣訪問過國共兩方軍隊的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相比，史沫特萊自認因“深陷”中國而不如他“客觀冷靜”，“他不抱成見，不代表誰，隔岸觀火，走馬觀花，而我總忘記了我自己並不是一個中國人。在我看來，中國的強弱盛衰問題似是全世界的問題所在”。

史沫特萊的耿直一如既往。在《中國的戰歌》最后一節，她把在中國度過的歲月稱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章”。她希望重返中國，遺憾未能如願，在取道歐洲來華的過程中，不幸病逝於倫敦。在給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懇請將其骨灰送往中國安葬，並囑咐友人“我的著作所得，無論來自哪國，都請送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照他的意願使用，以有助於建設一個自由、強大的中國”。她的遺願再次體現了她對中國的深厚情感。

【節選自江蘇人民出版社《無問西東：抗戰時期的外國友人》2025年5月】

（作者為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