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三次對談”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尤其是革命即將取得勝利前夕，毛澤東關於中國共產黨在勝利后如何不再重蹈歷史王朝覆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思考，有三次談話非常重要。這三次對談即“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

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毛澤東一生對革命問題的思考博大深邃，談話次數更是數不勝數。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這“三次對談”卻流傳甚廣？從某種程度上說，“三次對談”所提出的關於黨的建設的重要觀點，其內容都與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緊密關聯，都涉及中共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思考，關乎黨的生死存亡和長治久安。

毛澤東和郭沫若的“甲申對”

在毛澤東和郭沫若圍繞《甲申三百年祭》書信往來的“甲申對”中，毛澤東雖未明確提及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字眼，但關於“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的思考和實踐，卻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鞏固黨的長治久安和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思考的萌芽。

第一、“甲申對”的由來？

1944年是甲申年，郭沫若於3月10日創作了《甲申三百年祭》。他通過總結分析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從勝利走向失敗的歷史教訓，警示人民“切勿重蹈李自成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這篇文章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它與國民黨宣傳的“李自成萬年流寇，崇禎帝曠代明主”的觀點根本對立，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扭轉了以往史籍對農民起義的誣蔑，指出農民革命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明王朝的滅亡是執政者自身腐敗、失去民心所造成的。毛澤東讀到此文，如獲至寶，把該文列入整風的重要學習材料，要求全黨高級干部必須認真學習。此后，毛澤東與郭沫若圍繞《甲申三百年祭》的書信往來筆談，姑且稱之為“甲申對”。

郭沫若寫這篇文章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人民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形勢已趨明朗。1944年初，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第一份機關報《新華日報》，決定借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農民起義勝利三百周年之際，在文化戰線對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反擊，旨在抨擊蔣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論調。

蔣介石在書中將中國近代落后歸因於清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指責明末農民起義導致清軍入關，借古諷今，攻擊在陝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控制的報刊也紛紛宣揚這種論調。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新華副刊》向郭沫若約稿，促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創作。

第二、共產黨和國民黨對《甲申三百年祭》態度迥然

3月19日至22日，《新華副刊》連續4天刊載《甲申三百年祭》，刊載之后國共兩黨對這一問題態度截然不同。國民黨對郭沫若展開前所未有的公開批評和打擊，在國統區引起不小的風波。十余年后，郭沫若回憶：《甲申三百年祭》……受到國民黨反動派以陶希聖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在重慶的“圍剿”。3月24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開始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展開猛烈抨擊，指責該文將抗戰時期的中國比作明末的中國，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

與之相對，中國共產黨則採取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褒揚方式。盡管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為了給共產黨提供一面歷史鏡子﹔盡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然而，毛澤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敏銳洞察力，意識到這篇文章在40年代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在歷史轉折關頭對全黨所產生的教育意義。因此，他及時將該文列入整風運動的重要學習材料，要求全黨高級干部切實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中的現實意義。

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報告中，對印發《甲申三百年祭》的意義進行了詳細闡述。他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的這番講話獨具新解，首次指出《甲申三百年祭》所總結的歷史經驗，即“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與軍委總政治部向全黨發出聯合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意義，要求“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妄乎所以”。

黨中央、毛澤東把《甲申三百年祭》列為整風文件的同時，又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發單行本，供全黨干部和廣大群眾閱讀。

1944 年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澤東11月21日寫的回信，信中說：“大示讀悉，……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與郭沫若圍繞《甲申三百年祭》的信函往來，構成了“甲申對”的主要內容。

第三、“甲申對”與跳出歷史周期率

1944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這一決定意義重大，為黨內思想統一、革命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正如郭沫若所言：“《甲申三百年祭》本來是我學習歷史寫作的一篇史論文章，由於毛主席的點撥把史論化為革命武器，成為整風文件……”毛澤東向全黨推薦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要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不因功績而自滿、不因安穩而鬆懈”的精神狀態。

其實，早在建黨和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從用兵方略的角度汲取李自成起義失敗的教訓。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通過對李自成“失敗主要原因”的深入分析，得出了一個結論：僅憑“暴動”是無法贏得革命勝利的。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特別強調：“必須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另外，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論》中更是熱情贊頌農民革命。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又嚴正指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

1944年，全民族對日抗戰勝利在望，很多人開始忘乎所以。毛澤東察覺到並下定決心消除這種情緒。5月20日，毛澤東明確提出要翻印《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告誡同志們“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以李自成的教訓再次提醒全黨：“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進京趕考的路上，毛澤東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新中國成立不久，“三反”“五反”運動再次喚起了毛澤東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關注。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將之出版，並由郭沫若題寫書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仍然未忘《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版了《甲申三百年祭》。

以上表明，在毛澤東長達數十年的領導生涯中，他深受《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起義失敗教訓的影響。毛澤東經常以李自成作為反面典型，以此警示自己並告誡同志們。細細讀來，《甲申三百年祭》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根本在於它以史為鑒的政治內涵”。“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是中國共產黨從《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到的最為深刻的警示。

毛澤東和黃炎培的“窯洞對”

“窯洞對”的高屋建瓴之處在於，提出了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局限和循環，並試圖在國家治理中找到一條新的民主之路。毛澤東和黃炎培圍繞“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題的談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為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展開深入研究的開端。

第一、“窯洞對”的由來

抗戰接近尾聲，國民黨政府堅持奉行獨裁統治，國共兩黨政見不合，局勢十分緊張。1945年6月1日，黃炎培和傅斯年共同起草電報，並於次日由褚輔成、黃炎培等7名民主愛國人士聯名發出，向延安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表達了對當前局勢的擔憂。他們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就國內團結問題繼續磋商，以推動抗戰勝利的盡早實現。

6月18日，黨的七大勝利閉幕不到一周，毛澤東和周恩來復電，熱烈歡迎黃炎培等國民參議會參政員前往延安，共同商議國家大事。

7月1日，訪問團除王雲五因病未能成行外，黃炎培等6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專程造訪延安。中共領導人與黃炎培一行，在5天考察期間舉行了3次會談。延安氣象清新，延安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發自內心的擁護愛戴等，給訪問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4日，毛澤東特邀黃炎培到楊家嶺窯洞做客，介紹了中共延安整風的情況，並誠懇地征求他對延安的意見和建議。黃炎培沒有正面回答，卻從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大勢上，提出自己的疑慮：“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稍作思考后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5年在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前40天，毛澤東和黃炎培關於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經典對話，因為發生在延安楊家嶺窯洞裡，后來被稱之為“窯洞對”。

第二、“窯洞對”是毛澤東和黃炎培對歷史周期率問題經過長期思考碰撞的結果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這次談話，中共方面並沒有公開。它的公開，是因為黃炎培對毛澤東的回答感觸特別深，回到重慶后寫下《延安歸來》一書。

一方面“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黃炎培問話中最為核心的一句。黃炎培對於如何打破“民族興亡周期率”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6月，關於“揭示民族興亡周期率而抉破之”的主題演講。黃炎培認為，一個國家要變得強大，一方面靠全國人民的勤儉和努力生產﹔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犧牲。8月2日，他深入思考並記錄了如何“抉破此民族興亡周期率之不二法門”，最終將答案總結為“自強不息”。

另一方面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思考許久，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總結。毛澤東在“窯洞對”中說的話，並非隨口而談，實際上我們黨早就有這方面的實踐。實行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這一理念起源於1934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之時。讓人民監督政府，就是毛澤東的發明。在蘇區，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事務有知情權、參與權、 督促權。除了“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社”這三個群眾監督組織外，中央蘇區有公民權的任何人，都有權對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檢舉和控告。

普選，也並非西方專利。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就在邊區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選舉，並公開向全國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的主張。我們黨的史冊上記載著這樣一個重大事件：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人員分配，共產黨員佔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目的是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和人民各階層實行民主共商。

加之，黨的七大所展現的極具民主和團結友愛的氛圍，也深深感動了毛澤東。那時大會發言有20多位，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主動作自我批評，達8位之多。最后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多次講話做工作，要選幾位犯了錯誤的同志，包括王明。許多代表對選他們特別是王明想不通，毛澤東讓各代表團去做工作。在選舉唱票時，聽到王明的得票超過半數，他才離開會場。七大這樣廣泛地團結更多的同志，獲得巨大成功。正是這種氛圍，讓毛澤東對黨內民主進程充滿信心。因此，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的“窯洞之問”時，才信心十足地表示，我們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第三、“窯洞對”與跳出歷史周期率

歷史周期率，一般是指古今中外無數個政權反復表現出來的由興到衰、由存到亡的歷史生命周期現象的總結概括，其本質是“朝代更替、循環往復”的政治興亡周期現象。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原文出自《左傳 ∙ 庄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湯遇事自省、引咎自責，國家因此迅速興盛﹔桀和紂推卸責任、歸罪於人，國家因此迅速滅亡。

黃炎培在探討歷史周期率的產生原因時，認為創業者起初勵精圖治，但環境改變后，逐漸追求享樂，精神上變得懈怠﹔先輩們辛苦打拼，后代卻滿足於現狀，惰性發作，最終演變成難以扭轉的風氣﹔改朝換代后，新統治者盲目擴張，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減弱，難以實施有效管理。這三方面問題最終導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使得歷史上興衰更替和榮辱循環不斷上演。

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的疑慮時提出的觀點，實際上蘊含了人民、民主、監督三個核心要素：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通過群眾路線實現人民治國﹔民主治國體現人民意志，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關鍵﹔人民監督政府，防止權力濫用。這樣的方式，不僅將權力真正歸還人民，還能夠真實反映人民群眾的訴求，有效避免了因社會分配不公而引發社會矛盾。

此后，歷史周期率問題進一步引發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深邃的思考，並採取各種措施努力進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探索與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嘗試探索和回答，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啟了一條破解歷史周期率難題的“民主新路”。毛澤東狠抓黨的建設，開展整風、整黨運動，堅決揭露和打擊黨員干部的腐敗行為，以最大程度保証了黨的純潔性﹔探索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法，黨內監督、民主監督和民主黨派監督等多種形式的監督方式，最大程度保証黨的先進性﹔反復強調新建立的國家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要最大程度保障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些都直接體現了毛澤東對於“民主新路”的探索實踐。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趕考對”

“趕考對”不僅體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破解歷史周期率、考出好成績的深刻憂思和遠見卓識，更是鞭策中國共產黨人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強大精神武器。這是毛澤東對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思考的進一步深化與升華。

第一、“趕考對”的由來

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景日趨明朗，建立新中國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正是基於這樣的時代背景，我們黨以什麼樣的執政心態和執政風貌來迎接全國執政的考驗，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1949年3月，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毛澤東異常清醒冷靜地提示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的提出，猶如給即將面臨的重大考驗——“進京趕考”注入了一針“清醒劑”。

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向北平出發。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周期率的警醒意蘊，針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有效治理的時代課題，臨行前，他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笑答，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這段經典對話，史稱“趕考對”。這段看似輕鬆幽默的對話，卻生動形象地體現了我們黨即將面對的執政使命的艱巨性和執政實踐的挑戰性。

第二、毛澤東把進京喻為“趕考”是對傳統“趕考”術語的升華

“趕考”一詞原本是中國科舉制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通俗用語，指的是古代學子前往參加科舉考試。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前夕，將“進京執政”形象地比喻為“趕考”，貌似無意和偶然，實際上蘊含著對新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深刻思考，從而為“趕考”一詞賦予了獨特的政治意蘊。它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即將面臨的新挑戰和新考驗，更彰顯了黨對自身使命的清醒認識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心。

毛澤東將“趕考”命題上升到執政理念的高度，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一方面，他從中國歷史上的興衰成敗中汲取教訓，特別是從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勝利后迅速敗亡的教訓中，告誡全黨同志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另一方面，毛澤東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即將由局部執政轉變為全國執政，面臨著新的歷史任務和挑戰，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驕傲自滿和脫離群眾。因此，“進京趕考”不僅是對即將建立新中國時的警示，也是對黨長期執政過程中不斷自我革命、接受人民監督的持續要求。

毛澤東的“進京趕考”超越了傳統意義上考場、考生、考官和考卷的范疇，被賦予了更深刻的政治意蘊和時代意義。

廣袤的中國大地被看作“考場”﹔全體共產黨人被視為“考生”，其中包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所有共產黨人，都是“趕考”的考生，都必須在“趕考”中深入思考和認真回答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問題和任務。中國人民不僅是“考官”，更是對共產黨“趕考”成績是否出色、是否合格的最有發言權的評判者。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如何鞏固政權、建設新中國，以及順利實現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則是“考卷”的主要內容。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繼續發揚民主和堅持“兩個務必”，使黨員干部始終保持自省意識，不被勝利沖昏頭腦，從而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毛澤東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用“趕考”作為比喻，形象生動地表達了要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決心。

第三、“趕考對”與跳出歷史周期率

“趕考對”可以看作是對“甲申對”的一種時空回應。那麼，毛澤東提出“進京趕考”的底氣何在？經過深入分析，我們發現其主要源自在西柏坡時期，面對即將到來的全國革命勝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成功破解“趕考”的命題，帶領全國人民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執政黨轉變，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實踐和准備。

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隨后的土地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解放區農民參軍參戰和支前的積極性，為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創造了有利條件。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進行了四次重大的學習部署，顯著提升了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逐步樹立了黨員干部的“趕考”意識，為“進京趕考”做好了思想准備。

在經濟保障方面，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先后成立了華北財經辦事處、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和華北財經委員會。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西柏坡正式成立，並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為“進京趕考”提供了堅實的財政支持。在組織保障方面，中共中央通過成立華北人民政府，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華北大學、中央外事學校等各級院校，以及成立華北軍事政治大學、中央軍委航空局等一系列創新舉措，為“進京趕考”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在制度保障方面，中共中央建立起請示報告制度，健全了黨委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等重要制度，提出了“六條規定”，頒布了“八條注意事項”，為“進京趕考”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然而，在一些即將走上領導崗位的黨員干部，要領導和動員全國人民積極投身於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之時，卻有“一部分黨員、干部中產生了‘革命到頂’思想，認為革命總算熬出個頭來了，今后該過幾天太平日子，享受一下了。”毛澤東巧妙地運用“趕考”作比喻，再次向大家強調了必須高度警惕和防止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在全國執政后，毛澤東更是以“進京趕考”的態度和“決不當李自成”的決心，將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注入新中國的政權體系當中，並以開展整黨整風運動、“三反”運動等形式純潔黨員干部隊伍。

所以說，在“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中，毛澤東對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認識，隨著中國革命進程向前推進不斷深化，是對同一問題在持續探索過程中不斷發展的產物。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既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機遇，又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能不能以史為鑒，跳出歷史周期率，這始終是我們黨需要持續關注的重大理論與時代考題。

來源：《黨史博採》202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