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化自然到生態限度

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在哲學史上實現了雙重超越，既擺脫了舊唯物主義對自然的機械直觀，也批判了唯心主義將自然視為精神外化的謬誤。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這種以實踐為中介的辯証自然觀，將自然納入人類社會的歷史性建構過程，揭示了人化自然與自在自然的辯証運動規律。而當人類實踐突破自然系統的再生限度時，生態限度作為客觀必然對主體實踐的反向規制，則構成了自然觀辯証邏輯的重要內容。

馬克思主義將自然界定為“優先存在的客觀實在”與“人類實踐的歷史產物”的統一體。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自然既保持著獨立於人類意識的客觀物質性，又在具體歷史階段通過勞動被納入人類生存發展的對象性關系。這種本體論的雙重性決定了任何對自然的認識都必須置於主客體辯証關系的框架之中。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勞動作為“中介、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構成了主體與客體辯証運動的現實載體。人類使用工具進行勞動，使自然從“純粹的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的存在”﹔同時，自然規律通過勞動內化為人類認知結構，形成“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的雙向運動。這一過程既確保了人的主體性地位，也劃定了主體能動性的客觀邊界。馬克思認為，人類通過勞動將自身從自然界的直接依附中解放出來。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這種對象性活動不僅改造自然物的存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物質中銘刻人類的目的性，使自然界成為“人的無機的身體”。

近代工業化大生產將自然納入價值增殖體系，導致“自然的社會化”與“社會的自然化”雙重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佔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社會關系通過生產組織方式重塑自然系統的運行邏輯，使河流、森林、礦藏等自然要素成為資本循環的特定環節。科學技術作為“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既是突破自然限制的重要手段，也是異化自然的潛在威脅。當技術發展服務於資本增殖而非人的全面發展時，便會出現“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這種異化趨勢暴露出人化自然過程中的價值悖論。

生態危機迫使人類重新審視實踐活動的合理性尺度。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態系統具有自我修復能力，但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起作用。一旦超過生態限度，“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這種“報復”並非神秘力量的懲罰，而是物質能量守恆定律、生態承載力規律等客觀必然性的現實顯現。當人類活動突破生態系統的彈性限度時，自然規律將以氣候異常、資源枯竭等危機形式強制恢復系統平衡。這種客體對主體的反向規制，推動人類從征服自然轉向遵循自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馬克思主義自然觀最終指向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這種和解不是倒退到前工業時代的自然崇拜，而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因此，生態限度既是對盲目實踐的否定，也為創造性實踐提供新的可能性空間。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辯証邏輯，既超越了抽象自然崇拜，也克服了盲目技術樂觀，在人化自然與生態限度的張力關系中提供了理解當代生態危機的科學方法論：必須將環境問題置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視域，在變革社會關系中重建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平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從原始文明的“自然崇拜”到農業文明的“自然依附”再到工業文明的“自然征服”，最終走向生態文明的“自然共生”，構成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歷程。生態文明不是對工業文明的簡單拋棄，而是在更高維度實現人化自然與生態限度的動態平衡。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仍處於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時期，我們要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下，更加堅持生態優先，通過科技創新、制度保障、觀念引導等手段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

（作者單位：江西省委黨校）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