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貢獻
陳雲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陳雲的一生,是偉大、光榮的一生,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中,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他為我們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一、重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翻開黨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每當我們黨處理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我們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向前邁進,否則,就會出現挫折甚至倒退。
“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思想危機和社會危機。這種思想混亂在粉碎“四人幫”后,並沒有立即得到糾正,反而還有所延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兩個凡是”錯誤觀點的提出。這個錯誤觀點,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實踐上為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置了障礙。
在這一重要關頭,陳雲等黨內一批老同志毅然站了出來,對如何揭批“四人幫”及糾正黨內錯誤的思想路線,向中央提出重要意見。
(一)從思想上與“四人幫”劃清界限,擁護鄧小平復出
1976年 10月 18日,“四人幫”被粉碎后的第 12天,陳雲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向李先念報送了對當時各項工作的書面意見。他鮮明提出,從中央到地方,最緊迫的是要從思想上與“四人幫”劃清界限,恢復黨的好作風。意見特別提出,要查一查 1976年 4月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四人幫”對這件事有沒有詭計。
1977年 3月 10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13日,陳雲在會議西南組專門作了書面發言,鄭重提出粉碎“四人幫”后全黨面臨的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天安門事件,發言重申了他之前的看法,指出“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第二件是完全擁護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陳雲提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他的發言,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
7月 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鄧小平終於再次復出。陳雲帶頭從思想上與“四人幫”劃清界限,積極擁護鄧小平重返中央領導崗位,這為接下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現黨的偉大歷史轉折,打下了堅強有力的領導基礎。
(二)反對“兩個凡是”錯誤觀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77年 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這說明黨的指導思想還沒有完成撥亂反正,要糾正“左”的錯誤指導思想,就必須消除“兩個凡是”造成的嚴重影響。
9月 28日,在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陳雲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的文章。鮮明提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文章告訴人們,“兩個凡是”貌似維護毛澤東思想,實質上恰恰違背了毛澤東思想。
1978年 5月 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刊《理論動態》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次日,文章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紙紛紛轉載,在黨內繼而在全國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以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大力支持這場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為全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提出做到實事求是的方法
1978年 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提出做到實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交換、比較、反復。后來,陳雲又將這個方法論從六個字發展為十五個字,即: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而且對這十五個字,他專門作出闡釋,即:“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証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証法。”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二、推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還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全會決定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選舉陳雲擔任第一書記。
粉碎“四人幫”之后,工作千頭萬緒。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所涉及的范圍之廣,解決起來難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復查和平反這些冤假錯案,把長期蒙受冤屈的領導干部解放出來,使他們重新走上崗位,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陳雲主持中央紀委工作后積極推動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重申冤假錯案應該平反
1978年 11月至 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按照議程,會議先用兩三天時間,討論結束大規模揭批“四人幫”運動,以便從第二年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1月 12日,陳雲在東北組發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同時提出,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這是保証黨的工作重心順利轉移的關鍵。他建議中央應該考慮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一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作出相關決定。
隨即,陳雲列出五個應該平反的冤假錯案:一是,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陳雲指出:“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二是,由於 1937年 7月 7日中央組織部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而被錯誤定為叛徒的一些同志。陳雲指出,這個決定是中央批准的,對於並無背叛行為的同志應該恢復黨籍。三是,陶鑄、王鶴壽等同志“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戰爆發后由我們黨向國民黨要出來的一批黨員”,他們在出獄前還堅持在獄中進行絕食斗爭,中央組織部應該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四是,彭德懷擔負過黨和軍隊的重要工作,“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五是,關於天安門事件。陳雲指出,“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陳雲的這些意見,體現了我們黨有錯必糾的態度,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工作會議與會人員的充分肯定。
(二)全面復查平反冤假錯案
陳雲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之后,即要求中央紀委抽調精干力量,會同中央組織部全面開展冤假錯案的復查平反工作。
劉少奇案,是陳雲親自主持平反的冤假錯案,無疑也是影響最大的。他深知這個冤案,不僅僅是劉少奇一個人的事情,更是黨和國家的事情。他指出:“要否認那些罪名,也讓它公布於世,經得住歷史的檢驗,讓世人來檢驗。”1979年 2月 23日,陳雲在交通部原部長孫大光寫給胡耀邦並中共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的信上批示:“中央辦公廳應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
按照陳雲的批示精神,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成立了劉少奇案件復查組。復查組對劉少奇所謂的各種“罪行”,進行了周密的調查,反復核對各種材料,向中共中央作出詳盡確切的復查情況報告,用可靠的事實逐條否定了那些不實之罪。1980年 2月 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經過認真討論,一致通過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的名譽﹔因劉少奇問題受株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陳雲直接提議復查和平反的冤假錯案 ,還有瞿秋白、潘漢年等在全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陳雲實事求是地推動平反冤假錯案,有助於分清是非和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實現和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三、倡導和支持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在經濟工作方面,陳雲思考和處理的主要問題是經濟調整。經濟調整歷經三年,我國國民經濟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創造了比較寬鬆的經濟環境。有了這樣的條件,陳雲在經濟工作方面的重點,就轉到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來。對此,陳雲進行了積極探索,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
(一)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
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的大國裡,搞建設、謀發展,怎樣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在陳雲看來,中央與地方構成了一個上下結合的國家統一體,中央是這個統一體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分散要服從集中的要求,因地制宜要促進集中統一,地方要維護中央權威。
1983年,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經濟工作中開始出現一些錯誤傾向並有所蔓延,一些地方亂上項目、亂用基本建設投資的情況直接影響了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進行。6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陳雲提出了集中財力物力保重點建設的意見。“什麼是重點?現在看,農業、能源、交通是重點,一批骨干企業的建設和改造是重點,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環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識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點。這些是從整個國家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考慮的。重點只能由中央根據全局的長遠的利益,經過綜合平衡來確定。重點確定之后,就要動員全黨全民集中財力物力保重點。”此后,他向中央負責同志建議,中央的財政收入要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 70%,才能做些大事。
改革開放之初,不少地方都想開口子搞經濟特區,外貿競相降價,盲目地重復建設,導致中央財政出現較多赤字。針對這些情況,陳雲指出:現在是“四十四路諸侯,千百萬藩王”,太分散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在經濟活動中,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 ”
(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是認識和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主要有市場配置與計劃配置兩種。但是,實際操作中更多是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綜合運用。如何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成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一個重大問題。
早在 1956年中共八大上,陳雲就已經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它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它的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它的補充。他的這個“大計劃、小自由”的觀點,寫進了中共八大決議。但后來由於“左”的思想的發展,這個設想沒有能夠實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雲又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計劃經濟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場調節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指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佔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在“相應”兩個字下面,他還加上兩個著重點,以示強調。
陳雲關於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他一方面強調要改進計劃工作,實現按比例發展,另一方面也強調要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也就是要按價值規律調節。這個觀點在中央決策層對經濟工作的認識過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經濟體制改革應該遵循什麼原則和方向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被 1982年 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採納,寫進政治報告,作為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原則。1992年 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將其評價為“新的認識,對推動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黨全國人民為之精神振奮,迫切要求改革阻礙經濟發展的舊體制,盡快把經濟搞上去。探索改革的道路需要正確的思想工作方法。陳雲特別強調,改革勢在必行,但必須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更重要的是要從試點著手,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並不是陳雲在改革開放之后才提出來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提出處理工商聯組織問題應採取的方法時,就指出:“辦法也應該穩妥,這叫摸著石頭過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採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 ”
1980年 12月,陳雲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就經濟體制改革發表講話,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摸著石頭過河”,聽起來是一件生活小事,非常簡單,但陳雲把它引入治國理政,引入改革開放,就是因為這句聽似簡單的話卻蘊含著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蘊含著豐富的哲學道理。后來鄧小平經常講“摸著石頭過河”,使這句形象生動的話變得更加廣為人知。
四、推進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考慮哪些因素,陳雲作了積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寶貴意見。
(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考慮人口大國這個“實事”
1979年 3月,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陳雲提出:我們搞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這個“實事”搞清楚。這個“實事”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接著,陳雲進一步指出,這個“實事”就是,我們國家是一個 9億多人口的大國,80%的人口是農民﹔人口多,耕地少,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
人口多、耕地少,農民又佔絕大多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決就業的難度都很大,明確這個現實情況,是我們制定中國現代化建設藍圖的出發點。陳雲要求,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志都要深刻認識這個“實事”,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盲目性的認識,必然碰壁。
(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立足人民“改善生活”這個重要目標
1979年 3月 21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 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遠景目標作了這樣的描述:“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大體上差別不大,但是還有差別。要甘肅趕上江南,不容易。”他指出,新中國成立 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農民在人口中是大頭,必須把農民的生活水平提上來。村社辦工業、鄉鎮辦工業,數量很多,其中的道理和原因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陳雲看來,關於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一定要認識到由於國家大、人口多,各地區和城鄉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各地區各階層的社會成員不可能同步實現富裕,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但多數人的生活也必須加快擺脫貧困而逐步富裕起來。先富的少數人與后富的多數人在先后富裕的時間不能相距太遠,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大。這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必須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原則,又體現了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過程中應該堅持的實事求是精神。
(三)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方針
在陳雲看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包含物質文明建設,又包含精神文明建設,兩者不能分離﹔現代化建設不可能先進行物質文明建設,再進行精神文明建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各項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生產力獲得大解放,經濟獲得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獲得大提高。陳雲敏銳察覺到物質文明高速發展下暗藏的隱患,即精神文明建設有許多方面同改革開放的形勢,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不相適應,在黨風和社會風氣方面存在的問題日益嚴重。他嚴肅提醒黨員干部,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在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時候,如果不同時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就可能偏離正確的方向。任何單位,任何領導干部,如果忘記或放鬆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物質文明建設也不可能搞好。嚴重的,甚至會脫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這是很危險的”。“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認真抓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一起抓。”
從哪些方面抓好精神文明建設,陳雲作出具體指示。他指出,建設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關鍵是搞好黨風,以好的黨風帶動、促進社會風氣好轉﹔要維護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把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措施﹔要辦好教育,充分利用學校這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等等。
陳雲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思想,被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所吸收,這是我們黨系統論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指導方針的綱領性文件。
(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高度重視治理污染、保護環境
陳雲高度重視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認為中國不能走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早在 1979年 3月,陳雲就提出:“防止污染,必須先搞,后搞要多花錢。”同年 6月,陳雲強調,經濟建設必須盡早注意工業污染問題。他指出:“現已辦了的工廠,哪些還未處理污染問題的,我們應該心中有數,逐步加以改變。今后辦廠必須把處理污染問題放在設計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於先,這是重大問題。”
1983年 12月 31日至 1984年 1月 7日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把環境保護正式確定為基本國策。把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納入基本國策,陳雲非常贊同,還就如何抓這件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大的國策,要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來抓。這件事,一是要經常宣傳,大聲疾呼,引起人們重視﹔二是要花點錢,增加投資比例﹔三是要反復督促檢查,並層層落實責任。”
要考慮人口大國的“實事”、要立足人民“改善生活”、要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要高度重視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雖然說的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具體問題、具體關系、具體方針政策,但都體現了陳雲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制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藍圖的思想,體現了陳雲想問題、辦事情,無不一以貫之地踐行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的精髓和根本原則。
五、維護黨紀,整頓黨風
改革開放之初,“文化大革命”對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消極影響還未消散,再加上國門打開后西方資本主義腐朽觀念的侵蝕和商品經濟衍生出的負面效應,黨風問題也突出起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雲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長達九年。在這期間,他不僅開創了新時期黨的紀律檢查工作的嶄新局面,同時也對黨的作風建設作出許多有益的探索。
(一)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陳雲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1980年 11月,在中央紀委召開的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座談會上,他發表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
陳雲把執政黨的黨風問題看得如此重要,一方面,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前后的情況深刻分析之后作出的結論。他認為,中共在全國執政前和執政后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全國執政以前,中共一直處在戰爭環境中,作為一名黨員,隨時會有殺頭的危險,談不上什麼物質享受。在全國執政以后,中共掌握著領導權,黨員就有機會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即使一些謀取私利的人不是黨員,他們能夠謀取私利,也是靠手中掌權的黨員提供的保護。因此,陳雲指出:“對於利用職權謀私利的人,如果不給以嚴厲的打擊,對這股歪風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會敗壞黨的風氣,使黨喪失民心。所以,我說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另一方面,這是陳雲對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出現的不正之風深刻分析作出的結論。陳雲認為:“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他指出:有些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企事業單位為了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利用改革中的空子和薄弱環節,做了許多損害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的利益的事情,給改革增加和制造了大量困難。“從黨的建設的角度看,這是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發展下去,不就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嗎!”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個論斷一經提出,很快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並在全黨形成共識,產生了影響深遠的警示作用。1981年,中共中央紀委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高度評價這一論斷,指出:“這樣提出問題,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進一步明確了做好紀律檢查工作的指導思想,加重了各級紀委維護黨紀、搞好黨風的責任。”
正是由於黨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陳雲提出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鬆綁”。1982年 1月,陳雲在題為《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簡報上批示:“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陳雲的批示后都表示同意,鄧小平還在陳雲批語中專門加了“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八個字。
對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陳雲始終密切關注。化工部原副部長楊義邦在對外經濟活動中違反紀律,並有變相索賄受賄行為,給國家信譽和經濟利益造成重大損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對此,中央統戰部顧問劉瀾濤給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寫信,反映對楊義邦的處分太輕,對全國整頓黨風黨紀會起消極作用。收到信后,陳雲主導中央紀委重新作出處分決定,對楊義邦處以留黨察看二年和撤銷原任黨內一切職務的處分,對全國整頓黨風黨紀發揮了示范作用。
(二)抓黨風好轉,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真正身體力行、作出榜樣
新形勢下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和違法亂紀行為不斷滋長蔓延,使陳雲十分憂慮。為什麼那麼多的黨員,甚至多年的老黨員,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風刮來時,自己頂不住,一下子就卷進去了?經過深入研究和思考,他認為,端正黨風的關鍵是提高黨員素質,尤其是提高高中級黨員領導干部素質。他提出,抓黨風的好轉,是全黨的一件大事。“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要重視。要真正身體力行,作出榜樣。”“老黨員、老干部要重視,包括退居二線或者離休、退休的在內。在以身作則、關心黨風黨紀、發揮監督作用上,沒有退居二線和離休、退休的問題。只要是黨員,活著就永遠處在第一線。”他以對內搞活時,黨政軍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擁經商,其中相當一部分鑽改革的空子,做了好多丑事壞事,嚴重腐蝕黨風和社會風氣為例,要求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教育好子女,“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系,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
20世紀 80年代,在一些黨政領導干部中,乘坐進口轎車之風盛行,車的檔次也越來越高。聽到關於此問題的反映后,陳雲嚴肅地說:“買進口車是需要外匯的,國家外匯是有限的,買汽車花那麼多外匯,別的大事就干不成。老漢不坐外國車,坐著心裡也不安,不踏實呀。還是坐我們國產車心裡踏實。”后來,他又在中央紀委辦公廳一份簡報上批示,建議“做表率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別人(或單位)送的和個人調換的汽車(行政機關配備的不算),不論是誰,一律退回,坐原來配備的車。在這件事上,得罪點人,比不管而讓群眾在下面罵我們要好。”
(三)明確黨委有領導責任,紀委有監督責任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不明確責任,不履行責任,不追究責任,抓黨風就抓不好,嚴黨紀就嚴不起來。
陳雲認為,抓黨風嚴黨紀,首先就要加強和落實黨委的領導責任。各級紀委應在同級黨委統一領導之下,始終圍繞搞好黨風這一中心任務,作艱苦的努力。他提出,有些違反黨的方針政策的事,違法亂紀的事,如果僅是某一個人的錯誤行為,那是個人的問題,但是如果哪個單位、哪個地區的歪風邪氣大量存在,而又長期未得到糾正,那就顯然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同那個單位、那個地區的黨委領導有關。對於敗壞黨風、社會風氣的歪風邪氣,如果熟視無睹,聽之任之,除了追究敗壞的個人外,還要追究那個單位、那個地區的黨委的責任。他以海南島汽車案和晉江地區制造銷售假藥案為例,指出:“那個地區的黨委熟視無睹,甚至包庇、袒護,如果不追究那裡黨委的責任,就喪失了黨的立場。”
陳雲認為,在抓黨風嚴黨紀中,除了黨委的領導責任,還有紀委的監督執紀責任。1979年 1月,恢復成立的中共中央紀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陳雲就向全體人員明確了中央紀委的基本任務,就是“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他指出,無論是誰違反黨紀、政紀,中央紀委和地方各級紀委都要堅決按黨紀、政紀處理﹔違反法律的,要建議依法處理。各級紀委必須按此原則辦事,否則就是失職。
六、培養造就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
粉碎“四人幫”后,伴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撥亂反正的繁重工作、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艱巨重任,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更高要求。為了適應新形勢新任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把優化干部隊伍結構和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特別是解決好干部隊伍交接班問題列入重要議事日程。
(一)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
青黃不接、年齡老化,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各級干部隊伍面臨的突出問題。陳雲很早就在考慮這個問題。1978年 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議成立中央書記處,就是希望比較年輕一點的干部盡快走上中央的一線崗位。1979年3月,他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又提出,要找幾個四五十歲的干部到財經委員會當“后排議員”。“這些人參與討論問題,參與決定大政方針的事。培養這樣的人,我看很有必要。”在陳雲等老同志的呼吁下,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班子。
1981年 3月,陳雲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現在不提拔四十歲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種級別的崗位上參加工作,讓他們在工作中取得經驗,則接班問題就要成大問題。”可見,陳雲這時對提拔年輕干部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的心情是何等急迫。5月 8日,陳雲專門給中共中央寫信,指出:目前在全黨面前有兩種辦法選擇:一種是,繼續不警惕黨內干部青黃不接的情況,不採取果斷措施,任其繼續拖下去,這樣對黨的事業很不利。另一種是,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這是對我們最有利的辦法,應該努力去做。
對於黨內有沒有大量可以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的問題,陳雲明確指出:“我們黨內有大量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問題是我們沒有去提拔,去培養。 ”中青年干部具有明顯的年齡優勢,但缺乏實踐經驗則是普遍現象,這成為有些部門及同志不願意大量選拔使用中青年干部的說辭。陳雲提出要用發展的眼光對待中青年干部。他說:“經驗是從哪裡來的?還不是從實際工作中鍛煉出來的。把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實際工作的負責崗位上去,讓他們挑擔子,只要有三年五載,至多十年的鍛煉,他們是一定能夠鍛煉成才的。”他要求各級黨政機關自上而下地設立辦公室、研究室、秘書處等輔助工作機構,設立書記助理、部長助理、副秘書長等輔助職務,以鍛煉中青年干部,增長他們的工作經驗,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陳雲的這些建議很快付諸實踐並取得了很好效果。
中青年干部要提拔,但提拔多大規模才合適? 1981年 7月,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陳雲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成千是個形容詞,上萬是實質,實際上是一萬、兩萬、幾萬。陳雲講話后,鄧小平即席發表了講話。他說:干部交接班“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陳雲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這次會后不久,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對調整領導班子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幾項工作的通知》,通知就選拔、培養優秀中青年干部作出具體部署。
(二)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
提拔培養優秀中青年干部的標准至關重要,陳雲提出的標准就是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1980年 10月 28日、11月 16日,他兩次跟中共中央組織部打招呼:選拔中青年干部,一要成千上萬,二要嚴格掌握政治標准。
1982年 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陳雲在大會上就干部隊伍交接班問題作了發言。他除了重申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對“三種人”(“三種人”,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一個也不能提拔外,還補充說:“還有兩種人也不能提拔,這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路線的人,以及在經濟領域內和其他方面嚴重違法亂紀的人。”他強調:提拔中青年干部“要嚴格把好政治標准這一關。德才相比,我們要更注重於德,就是說,要確實提拔那些黨性強,作風正派,敢於堅持原則的人”。
中共十二大選舉產生的新的中央委員會,從組織上實現了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一大批德才兼備、比較年輕的干部進入中央委員會。
今年,是陳雲誕辰 120周年,也是陳雲逝世 30周年。現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正滿懷信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實現。陳雲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歷史貢獻永遠值得我們銘記,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陳群,原陳雲同志秘書,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梁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