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認定過程及對相關問題的辨析

今年是陳雲同志誕辰120周年，也是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百年潮》雜志為此約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考慮，如果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寫我所知道的陳雲同志與遵義會議的關系，尤其是我經歷的傳達遵義會議手稿的認定過程，應當是最合適不過的。這件事我過去在不同場合雖然也說過寫過，但有很多細節沒有講到。所以，利用這個機會，再講講我所知道和經歷的這件事的有關情況，以及我對學界質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些說法的辨析和回應，無論對於紀念陳雲同志還是紀念遵義會議，都是有必要的。

一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並不是這份歷史檔案的原有名稱，而是陳雲同志認定這是他當年為傳達遵義會議而寫的提綱后，由檔案發布者加上的。

1982年二三月份，時任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的馮文彬同志和該單位及中央檔案館的兩三位同志到我辦公室，拿來一份手寫檔案的復印件，說從內容上看，這是介紹遵義會議醞釀過程、主要內容，尤其中央人事變動情況的。對這些內容記載如此詳細、具體、明確的歷史文件，過去從未發現過。但它在原標題“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前面有個（乙）字，說明缺少第一部分，另外，也沒有標明作者和形成時間。為了搞清這份檔案的來歷，他們已請當年參加過遵義會議的聶榮臻、楊尚昆、伍修權和鄧小平、鄧穎超等同志都辨認過了，都說不知道是誰寫的，也沒見過這個文件，因此，想請陳雲同志再看一看，幫助回憶一下。

那時，陳雲同志已近80歲，身體也不是太好，為保持體力，和我約定每天從大量文件中隻選五份送他。由於重要的文件太多，常常是頭一天選出七八十來份，五份之外的壓到第二天﹔可第二天又選出一些，只能從中再選出五份，余下的再往后放。有關遵義會議的這份檔案是歷史文件，並非急事，一直在我手裡壓著，直到他去外地休息，待公務活動忙得差不多了，才送給他。

記得那是5月9日，上午我向陳雲同志匯報工作時，說有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檔案，不知是誰寫的，什麼時間寫的，想請他辨認一下，他隨即讓我把檔案送他看看。午飯后，我拿給他，他剛看了一會兒便說，這個很像是他的字，並要我拿給他夫人於若木同志也看看。過去沒有中文打字機，於若木同志常替陳雲同志抄寫手稿，對他的字體很熟悉。我送去請她看，她看了一會兒也說，很像是陳雲同志的字。經他們一說，我再看，也感到確實像他的字，有的字甚至和他現在寫的一樣。於是，陳雲同志讓我把檔案放在他那裡，說他再仔細看看。下午，陳雲同志接見完一位老同志后把我叫去說：“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在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因為過了瀘定橋，中央決定我去上海恢復白區組織，從那以后我就離開了長征隊伍。這份東西很可能就是當時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帶到延安。”

陳雲與作者在一起

我是1965年上大學的，專業是中共黨史，雖然從第二年起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沒上過一天專業課，但畢竟學的是黨史，所以，我聽了陳雲同志這一席話，自然十分興奮。為了准確起見，我把他的話寫成文字稿，第二天送他過目認可，然后立即給中央檔案館回電話。接電話的同志是保管部主任張景棠（很早之前已去世—筆者注），他聽后更是激動得不得了，不僅按照我的文字稿逐字做了記錄，而且為示鄭重，要求我在那份稿子上簽字寄給他們存檔。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

后來，中央檔案館的同志告訴我，陳雲同志的這份手稿是1956年中央辦公廳從蘇聯接收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時，一起接收過來的，沒有登記，因此提出這會不會是他當年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時寫的稿子。我向陳雲同志作了匯報，他明確說，他在蘇聯沒有寫過這樣的東西。為了証實自己的記憶，他讓中央檔案館把檔案原件拿給他看看。看后他對我說：“這些紙不是好紙，是從練習本上撕下來的，這種練習本，上海話叫‘帕子簿’，是英文音譯過來的，當年在遵義城能夠買到﹔字也是用鋼筆寫的，墨水在那裡也能買到。因此，可以肯定，這是在遵義會議后寫的，不是在莫斯科寫的。”出於慎重，他又讓我通過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了解一下，20世紀30年代的遵義城內是否能買到這樣的練習本和墨水。他們了解后答復，這些東西那時在遵義城確實都有得賣。於是，他更加斬釘截鐵地說，這份東西是遵義會議后為傳達會議寫的。

關於這份手稿是怎麼到蘇聯的問題，陳雲同志是這樣對我說的：瀘定橋會議之后，中央決定讓他返回上海恢復白區黨組織，他在離開長征隊伍之前，把隨身攜帶的兩個鐵皮箱子的文件留在了中央縱隊。因此，這份文件很可能就是放在那兩個箱子裡被負責機要的同志帶到了延安。至於怎麼到的蘇聯，他不清楚。我把這個情況向中央檔案館的同志講后，他們說，解放戰爭開始后，為防備蔣介石進攻延安，黨中央曾把一些重要的歷史檔案送到了蘇聯保管，這份文件有可能也在其中。全國解放后，楊尚昆同志（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筆者注）於1956年去蘇聯訪問，帶回了一批當年送到蘇聯的檔案，這份文件就是夾在其中被接收回來的。這樣一說，陳雲同志這份手稿由長征經延安到蘇聯，又從蘇聯回到國內的鏈條就完整了。

關於陳雲同志在長征途中奉命返回上海前，將一些隨身物品留下的事，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老大姐也曾說起過。那是20世紀90年代，我在中央文獻研究室主持《陳雲年譜》編寫，曾就陳雲同志在長征中的史實問題訪問過她。她說，遵義會議之后，聞天同志接替博古做中央總負責人，她則從鄧小平同志手裡接過了中央秘書處長（秘書處長也稱秘書長—筆者注）的工作，因此，陳雲同志離開長征隊伍時，有些東西是交給她處理的。比如，蚊帳給了聞天同志，毛衣等衣服給了他那時的愛人。由於陳雲同志執行的是秘密任務，對外只能說掉隊（掉隊在當時是犧牲的另一種說法—筆者注）了。劉英大姐雖然沒提到文件的事，但她的回憶也可以側面証實，陳雲同志當時的確是把他一些隨身物品留下了。這個訪談后來由我整理撰寫成以劉英署名的文章，題為《我所知道的陳雲》，經她審閱，發表在《黨的文獻》1996年第2期上。

陳雲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的手稿被認定后，《陳雲文選》編輯組從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1936年第1期上發現了一篇署名“施平”的文章，專門講述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過程，題為《英勇的西征》。由於陳雲同志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曾用“史平”筆名在我黨創辦的巴黎《救國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而“施平”與“史平”同音，編輯組因此判斷這篇文章也是陳雲同志寫的，要我請示一下能否收入《陳雲文選》。陳雲同志看后對我說，他沒有用過“施平”這個名字，也不記得在莫斯科寫過這樣的文章。另外，這篇文章寫到了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的會合，而他在此之前已經離開了長征隊伍，因此，可以肯定文章不是他寫的。至於是誰寫的，陳雲同志回憶，他曾假托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之口，寫過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發表在巴黎《救國時報》（后來核准，是發表在由旅法華僑和留學生合辦的巴黎《全民月刊》—筆者注）上，后來鄧發同志到莫斯科，接著那篇“見聞錄”的內容，也寫過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並登在那個刊物上。因此，《英勇的西征》會不會是鄧發寫的？不過，這篇文章寫了許多紅軍政治工作方面的內容，這是鄧發同志並不熟悉的，而后來到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同志卻比較熟悉。因此，可以查查這篇文章是不是王稼祥所寫。我於是查了一下，發現王稼祥同志是1937年夏天到的蘇聯，鄧發同志也是1937年初才到蘇聯，而《英勇的西征》發表於1936年春天，因此，這篇文章不可能出自他們之手。此后，我駐蘇使館又找到陳雲同志在1935年到莫斯科后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的記錄稿，經過比對，發現這篇文章大部分內容的確是根據陳雲同志那個報告寫成的。但作者究竟是誰，至今仍是個謎。

胡喬木致陳雲的信。上有陳雲的批示。

關於傳達遵義會議手稿的形成時間，陳雲同志從認定手稿出自他手的那一刻起，就判斷是在會議后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因為，手稿中明確寫了中央常委在威信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而他過了瀘定橋后，就開始做去上海的准備工作。因此，這份手稿隻可能是在那段時間寫的。

1983年夏，中央黨史研究室請示可否將傳達遵義會議的手稿發表，陳雲同志表示同意。然后，他們按陳雲同志的回憶，加了編者按，說明手稿形成於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並將標題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發表於《中共黨史資料》。1984年3月4日，新華社就此發了一個消息，說中央有關部門在對遵義會議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份陳雲當年傳達會議的手稿。手稿對會議的醞釀過程、主要內容，尤其是中央的組織變動情況等主要史實，都有明確的記載。同年，中央為迎接遵義會議50周年，決定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央檔案館的名義，編輯《遵義會議文獻》一書，並收入了陳雲同志的這個傳達提綱。胡喬木同志在審閱這本書時感到，對這份文獻形成時間的說明前后相距約有三個月，顯得過於籠統，故讓我問問陳雲同志能否講得再具體一些。陳雲同志答復，具體時間實在記不清了，因為瀘定橋會議決定派他回上海，因此只能肯定傳達時間不會超過瀘定橋會議。於是，喬木同志根據那份手稿的內容和紅軍長征中重大事件的發生時間，判斷手稿形成於中央到威信之后，但在到鴨溪、苟壩之前，即2月中旬至3月上旬之間。因為，其中說到了在威信召開的扎西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卻沒有說到苟壩會議上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的事。然后，他給陳雲同志寫了封信，請他對自己的考証予以批示。信是11月25日寫的，陳雲同志11月27日即批示，表示同意喬木同志的考証。至此，關於陳雲同志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的形成時間、地點、用途，以及發現和認定的過程，基本上都搞清楚了。

二

陳雲同志對遵義會議傳達提綱認定和這份重要文獻發表后，對它的形成時間、地點、用途一直有各種質疑之聲。最初有人堅持認為，這個提綱是在莫斯科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而寫的，直到過了幾年，在共產國際檔案中發現了陳雲同志報告時的俄文記錄稿，和傳達提綱的內容相差很大，這種聲音才變得小了下來。然而，一些同志通過對手稿內容的分析，仍然認為這是陳雲同志在莫斯科寫的，有人甚至認為是他從蘇聯和新疆返回延安后寫的。這些看法的依據，歸納起來無外乎以下幾點：其一，手稿隻有（乙）部分，沒有（甲）部分，而且它的第一頁標明是筆記本的第21頁，而陳雲同志在向共產國際報告的記錄稿中對遵義會議介紹得很簡單，說明（甲）部分正是報告的第一部分手稿，而（乙）是報告的第二部分手稿。其二，對於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這份手稿的用詞是：“一般是正確的”﹔而張聞天同志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上的用詞是：“無疑是正確的”。這說明，兩份文件不可能形成於同一時間。其三，這份手稿在書寫遵義會議關於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之后，附了用括弧括起來的一段話，批評這個決定沒有具體了解與估計敵情，乃至過低估計了四川敵人的兵力。既然是傳達會議，不可能同時對會議的決定發表不同意見。其四，這份手稿中明確說，會議決定在支部討論會議決議時要指出華夫同志（即李德—筆者注）的名字，在團以上干部會上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然而，手稿中卻點了周恩來、凱豐同志的名字。其五，在長征參與者留下的日記中，有聽張聞天同志傳達會議決議的記載，卻沒有聽陳雲同志傳達會議的記載，因此，傳達提綱不會是在長征路上寫的。

20世紀30年代的陳雲

我不是遵義會議的研究者，對長征的歷史資料更缺乏研究。但我首先堅信陳雲同志對這份手稿的認定﹔其次，對質疑陳雲同志手稿形成時間、地點、用途的種種理由，僅憑我了解的情況，感到都是不能成立的。下面，我對這些問題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辨析。

第一，關於傳達提綱開頭為什麼寫（乙）的問題。

我認為，僅從手稿中隻有（乙）部分而缺少（甲）部分，就斷言（甲）部分是陳雲同志向共產國際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未免過於輕率了。陳雲同志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上寫明會議最后作出的四項組織決定中的第二項是：“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筆者注）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說完會議最后的四項組織決定后，提綱又寫道：“決議發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張陳—均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布決議。”可見，向各軍團干部會傳達遵義會議要在決議發出后才進行是會議的決定，傳達由毛主席、張聞天和陳雲同志負責是常委交給他們的一項任務。換句話說，陳雲同志之所以撰寫這個手稿，就是為完成傳達任務用的。而且，現在已知張聞天起草的決議是在威信的扎西會議上通過的，陳雲同志寫的傳達提綱也形成於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另外，據史料記載，張聞天和陳雲還一起去過三軍團。就是說，遵義會議的決議和傳達提綱形成於同一時間，向軍團干部會作傳達也是在同一時間。因此，完全有可能因為張聞天傳達的決議在前，被作為傳達的第一部分，陳雲傳達的會議內容在后，被作為傳達的第二部分，為此，他在傳達稿開頭寫了個（乙）字。至於說傳達稿的8頁紙是從筆記本第21頁撕下來的，前面20頁的內容和去向有各種可能性，並不能說明就是向共產國際報告時的（甲）部分。

第二，關於傳達提綱為什麼明明說決議傳達到支部方能點華夫同志（即李德—筆者注）的名、在團以上干部會中方能點博古同志的名，卻在傳達提綱中點了周恩來和凱豐同志的名。

我認為，這首先說明陳雲同志寫這份傳達提綱的對象並非基層，而是手稿上說的各軍團干部會，也就是向軍內的高級干部傳達。而點出周恩來、凱豐同志的名字，是向高級干部傳達會議內容回避不了的。因為，遵義會議主要內容就是指出反五次“圍剿”以來在軍事指揮、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會議作出關於組織人事方面的第四個決定又是取消“三人團”，為此，傳達會議不能不說取消“三人團”的理由，不能回避“三人團”的錯誤。但只要看了這份手稿的人同時也會看到，手稿在指出“三人團”錯誤時，對周恩來、李德、博古三人是有所區別的。比如，其中寫道：“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指李德—筆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還寫道：“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王指王稼祥同志—筆者注）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另外，之所以點出“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這也是面對高級干部所不能回避的。因為，既然要傳達會議內容，就不能不說到與會者對會議結論的態度。

第三，關於長征參與者的日記和會議檔案中為什麼都沒有關於陳雲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的記載。

我認為，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長征處於戰爭環境，部隊幾乎天天行軍打仗，在這種情況下要把軍團一級干部湊到一起開非軍事問題的會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從遵義會議的情況也可以看出。當時遵義處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但即便如此，彭德懷在會議中途也因為出現緊急情況而離會趕回部隊。另外，根據傳達提綱，毛主席、張聞天、陳雲的傳達對象是各軍團干部會，因此，在現存為數極少的幾個中央紅軍長征參加者的日記中沒有關於陳雲同志傳達的文字記載並不奇怪。從傳達提綱看，毛主席也有傳達任務，但同樣沒有關於他傳達的記載。

第四，關於傳達提綱中的一些話不像傳達而像匯報口氣的問題。從現有材料看，有這種疑問的人一共提出了三個依據。

一是，對於當時黨中央政治路線的評價，決議上說“無疑是正確的”，而傳達提綱說“一般是正確的”。二者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的評價不同，說明不是形成於同一時間。其實，只要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就會清楚，這種用詞上的差別並非有什麼分歧的表現。陳雲同志對我說過，毛主席當時之所以主張要肯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主要是為了團結周恩來、張聞天和他，以便集中解決軍事上的錯誤。可見，人們當時並非沒有懷疑政治路線的問題。例如，陳雲同志在傳達提綱記述會議檢查反五次“圍剿”與西征在軍事指揮、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時就寫道：“國內戰爭中軍事指揮是黨的總的政治路線的一個主要的部分。”而且僅僅過了半年多，他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分析中共中央過去的主要錯誤，除第五點是純軍事錯誤，其他四點如統一戰線、長征出發前准備、干部政策、經濟政策的錯誤，都是政治上的錯誤。另外，決議和傳達提綱在用詞上的差別，與起草者所處位置、文件的性質不同等等也有一定關系。

二是，傳達提綱中有一句：“在一切會議中對於政治局擴大會決議是積極的擁護的。”質疑者的理由是，既然是傳達提綱，怎麼可能同時說傳達后的反應。我認為，這裡的“一切會議”，可以指基層的支部會，也可以指營以下干部會，並不能說明這就是匯報的口氣。恰恰相反，只要把這個話作為向高級干部傳達時講的，就會感到非常正常了。因為，用口頭方式傳達遵義會議，早在會議結束后就開始了。陳雲同志的傳達是在一個月之后，而且是面向高級干部傳達。所以，僅憑這一點就認定它不是傳達提綱而是匯報提綱，是不能成立的。

三是，傳達提綱在講到擴大會將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創造根據地的決定改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之后，加了一個括弧，說：“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隻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后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質疑者認為，在遵義會議剛開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尤其是在傳達會議時，不可能講這樣的話，這只能是在到了莫斯科或回到國內后才會講的話。其實，只要把問題放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對當時講這個話就不難理解了。

首先，陳雲同志在傳達提綱上之所以加這個括弧，是因為在此寫到了會議作出的第一個政治決定，即“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而且，陳雲同志還具體寫了作出這個決定的理由：“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現在知道，這個決定是當時根據劉伯承、聶榮臻同志的建議作出的。但緊接著在1月28日的土城戰斗中發現，對川軍的戰斗力估計不足，導致了戰斗失利。當晚，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幾個領導人開會決定，放棄在這裡北渡長江的計劃。陳雲同志曾對我說過，毛主席當時就講，對四川敵人兵力估計不足。后來，中央於2月上旬到威信召開扎西會議，根據對敵情的了解，正式決定放棄原定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計劃，改為向川滇黔邊發展，創造新的根據地。而陳雲同志的傳達提綱正是形成於到威信之后，就是說，在中央已經正式作出放棄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之后。在這種情況下，傳達提綱中加上那個括弧，不僅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非常及時的。

其次，陳雲同志手稿括弧中的這段話，從語氣上看正是當時對黨內高級干部講的，而不可能是兩年多后回到延安才講的，更不可能在共產國際匯報時講的。這只要把他在向共產國際報告時的記錄稿拿出來對照一下，就會看得很清楚。那個記錄中也有關於長征中這一段經歷的記述，其中是這麼說的：“起初我們不了解敵情，當我們接近四川邊界時，發現敵人的兵力超過我們幾倍。於是我們佔領了黃家（應為扎西的音譯—見《陳雲文集》第一卷第35頁的注），在這裡集結部隊並改變了行軍路線。”兩相比較，哪個是對內傳達的口氣，哪個是對外報告的口氣，便會十分清楚了。

三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陳雲同志“參加了艱苦卓絕的紅軍長征。在遵義會議上，他堅定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支持會議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陳雲同志撰寫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便是這一評價的最為鮮活的例証之一。這份手稿作為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對會議的醞釀過程、主要內容、中央組織人事變動，以及與會者的態度，敘述得都十分准確。由於這個會議是在黨和紅軍最危急的關頭，對“左”傾路線的批判和糾正，對毛主席領導地位的事實上的確立，因此，傳達准確本身就是對批評和糾正“左”傾路線、確立毛主席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支持。

例如，傳達提綱在記述會議檢查反五次“圍剿”與西征中的錯誤時指出：反五次“圍剿”沒被粉碎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的”。又如，傳達提綱在介紹最后作出的組織人事的四項決定時，第一項就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接著，第二、三、四項分別說到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定的負責人。然后，又寫道：遵義會議之后，“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介紹與會者的反應時寫道：“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不難看出，所有這些措辭的准確性，都充分體現了陳雲同志在遵義會議上的鮮明立場。

另外，陳雲同志對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毛主席領導地位的支持，在他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從報告記錄稿中看，陳雲同志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指出過去的領導在建立統一戰線、長征出發前准備、干部政策、經濟政策，以及長征初期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說：“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新的領導班子指揮有方。”“我們黨能夠而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這個報告是紅軍長征后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從我們黨的領導人口中得到的有關紅軍戰略轉移和遵義會議改變領導的第一個也是最准確最翔實的信息，使他們從中了解到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擔任領導后給紅軍和中國革命帶來的可喜變化，從而對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於改變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問題上的老看法，為此后支持毛澤東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在陳雲同志報告后的一個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受命回國，找到了已抵達陝北的中央紅軍，並在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動中，明確而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這不能不說與陳雲同志的報告有著直接關聯。1936年1月1日，毛澤東在致朱德電文中也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據雲，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這一電文也從一個側面，驗証了陳雲同志報告對於共產國際產生的積極影響。

陳雲赴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及回國路線示意圖

陳雲同志在奉命出川到上海后，發現白區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得十分嚴重，無法開展工作，便在可靠的住處暫時隱蔽，並利用那段時間，以被紅軍俘虜的軍醫口吻，撰寫了前面提到的那篇《隨軍西行見聞錄》（以下簡稱《見聞錄》）。后來，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要求下，他乘蘇聯貨船秘密來到莫斯科，並把文稿帶到那裡繼續寫作，定稿后署名“廉臣”，拿給巴黎《全民月刊》，在1936年3月創刊號上連載﹔接著，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很快傳回國內。此時，美國記者斯諾尚未到陝北採訪我們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那本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直到1937年10月才在國外出了英文版，以《西行漫記》為題的中文版更是1938年2月才在國內出版發行。而《見聞錄》於1937年4月又被收入上海丁丑編譯社秘密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其中包括斯諾、韓蔚爾、史沫特萊等人採訪紅軍的文章），后來又用《從東南到西北》《長征兩面寫》等書名再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傳播。據一些革命前輩回憶，他們當年走上革命道路，與看過《見聞錄》有很大關系。

《見聞錄》全文3萬多字，以客觀的態度、生動的筆觸、細膩的描述、講故事的方式，歌頌了紅軍的正義、頑強和智慧，諷刺了國民黨的貪婪、殘暴和無能，宣傳了紅軍的不可戰勝和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戳穿了蔣介石所謂紅軍已被打敗、隻剩極少數人在“逃竄”的謊言，尤其是贊揚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袖。比如，《見聞錄》寫道：“赤軍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林彪）、彭（彭德懷）及共黨中央局等赤區要人，亦曾屢為診病。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凶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后，大出意外。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予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赤軍此種狡猾機動之作戰方法（指四渡赤水—筆者注），常以出奇制勝，此均為朱德、毛澤東之特長。故在赤軍中，毛澤東有諸葛亮之稱。”“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為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為不可多得之天才。”“赤軍領袖如朱毛、周恩來、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

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在刊印收有《見聞錄》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前言中寫道：“中國紅軍從江西到陝北之二萬五千裡的行軍，是一件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事件，他們歷經艱險，嘗透了種種困難的滋味，可是結果終於建立了新的根據地。”“如今在市面上已有兩三種關於二萬五千裡行軍的記錄，可是我們覺得不夠逼真，太零碎，本書是巴黎出版的一種比較寫實的記載。我們認為在描寫的態度和文字的通俗，連貫，有趣味方面，是極適合於大眾閱讀的。”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將《見聞錄》和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斯諾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一起編輯出版，並在“卷頭小言”中評價說：該文“如小說，如演義，親切而有味”﹔該文與斯諾的記錄是“兩篇現代史上難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種游記’”。從以上摘錄不難看出，這些當年的評論，十分客觀地反映了《見聞錄》的突出特點和廣泛影響。

陳雲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亦稱書記處書記—筆者注），是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四個政治局常委之一，但由於他並不處於決策的核心，加之長征中擔任五軍團中央代表，而五軍團擔負后衛任務，距離中央所在的軍委縱隊有幾天路程，所以，中央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他都未能參加，對黨內的爭論最初並不十分了解。正如他在后來自傳中回憶長征時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所說：“我在五軍團時總覺得在困難中以團結為是﹔到黎平會議知道毛、張、王與獨立房子（指李德，因為他在瑞金的住地是一片田地中獨立的小院，故此得名—筆者注）的爭論內容﹔團溪（距離遵義城約80裡的一個鎮—筆者注）時洛甫找我談過一次，告訴我五次‘圍剿’時錯誤中的損失。所以，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了當時軍事指揮之錯誤，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1977年，他在接受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訪問時又說：“長征路上，毛主席給王稼祥、張聞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說服了，再說服張聞天。是張聞天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張聞天同志同年在接受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訪問時也說：遵義會議上，陳雲“是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新中國成立前，在國內流傳的三種《隨軍西行見聞錄》單行本

陳雲同志雖然不處在決策核心，但他畢竟是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四個政治局常委之一，因此，他的態度在組織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在遵義會議傳達提綱被認定后，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致信陳雲同志，提出許多與遵義會議有關的問題，其中包括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有沒有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關於這個問題，陳雲同志對我說，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並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但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的名稱不那麼固定、嚴格，有時叫常委，有時叫書記。說到這裡，他用反証法對我說，如果沒有這個處理日常事務的核心組織，進入遵義后，周總理為什麼要把張聞天同志和我叫到他的房間（在遵義會議開會的那個樓上—筆者注），向我們征求會議要不要叫政治局擴大會、要不要改變領導的意見。當時，張聞天明確說，要開成政治局擴大會，並且很堅決地要求改變領導。我同意他的意見，周總理隨即表示：那好，開政治局擴大會，改變領導。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893—1949）》的記述，紅軍經過黎平、通道后，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毛主席贊成，並讓他先同張聞天通氣，張聞天表示同意，並說毛澤東打仗有辦法，還是要他出來。由此可見，在當時政治局四位常委中，博古是肯定反對開政治局擴大會、反對改變領導的，張聞天是贊成的，因此，當周恩來向他們征求意見時，陳雲同志的表態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常委在會議后之所以決定由毛主席、張聞天、陳雲三人到軍團干部會中傳達決議，我想，這與陳雲同志當時的態度也是密切相關的。

陳雲題詞：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

1956年，黨的八大之前醞釀黨中央副主席人選時，陳雲同志對自己被提名為副主席深感不安，表示自己當副主席“不適當”。為此，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專門講了一段話，對陳雲同志作出高度評價。毛主席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毛主席的評價，十分中肯地概括了陳雲同志的黨性和作風。現在，陳雲同志已經離開我們整整30年，但他70多年革命生涯為我們黨的偉大事業，包括為遵義會議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人們將會永遠銘記。

（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陳雲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理事長）

（來源：《百年潮》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