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許國，自立自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背后的故事

研制原子彈，是新中國自立自強追趕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自力更生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偉大壯舉。在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廣大研制工作者堅定為國奉獻的決心與信心，獨立自主探索，堅韌不拔奮進，大力協同攻關，最終成功研制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回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歷程，深刻感悟驚天動地偉業中蘊含的精神偉力，對於新時代新征程朝著建成科技強國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奮力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

“我願以身許國”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重大戰略決策。新中國核決策的作出，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發揚歷史自覺和主動精神，未雨綢繆下好創建原子能事業“先手棋”的基礎之上。從具體實踐來看，最先展開的是核研究機構的組建與人才的延攬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事業發展。1949年11月1日，作為國家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和綜合研究中心的中國科學院成立。11月5日，中國科學院接管了舊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並以此為基礎開始籌建新中國第一所核科學研究機構——近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學研究機構的組建，為我國最早一批核科研工作者實現科學救國、為國鑄核的理想創造了條件。他們曾在20世紀30年代奔赴西歐和北美求學，在接受了世界著名核科學家、物理學家的直接指導和嚴格訓練后，義無反顧地帶著當時世界前沿的核研究理論、實驗方法和器材甚至是極其珍貴的實驗樣品回到了祖國。著名核物理學家趙忠堯就是其中的一位。趙忠堯曾先后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英國劍橋大學深造。1931年，趙忠堯學成回國，執教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946年，趙忠堯被派往美國學習核爆炸的核心技術並購買核物理研究設備。1950年8月，利用中美之間短暫的通航機會，完成學習和訂購任務的趙忠堯和學生們一起踏上了歸國之路，卻在途經日本橫濱時，被美國駐軍強行扣押。此消息一經傳出，便遭到了國內外科學家們的強烈抗議。9月24日，時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李四光致電聯合國大會主席安迪讓、世界科學工作協會書記克勞瑟，同時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指出我國留美的教授和同學必會“堅決從速回國，和我們全中國的科學工作者一起，為解放了的祖國和人民而服務，為保衛世界持久和平而奮斗”。最終，美軍不得不放行趙忠堯，經歷40多天囚禁生活的趙忠堯終於回到了祖國。

歸國之路有何等不易，愛國之情就何等熾烈。曾有人問起“兩彈一星”元勛、著名核物理學家彭桓武，當年他已在英國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為何會選擇在1947年國內安全環境尚不穩定、科研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回到祖國？彭桓武只是反問了一句：回國需要理由嗎？的確，回國不需要理由。建設新中國，是每個中國人的自覺擔當，這正如錢三強在1949年12月3日給約裡奧-居裡夫婦的一封信中所說：“我知道人民的勝利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了能取得徹底的勝利，人人都有責任貢獻出一份力量。”在缺資金、缺設備、缺人才的情況下創建原子能事業，更不是一個人自己干的小事，而是需要大家“好好一起干”的大事。“好好一起干”，本是錢三強與彭桓武在法國留學時的約定，但這何嘗不是所有愛國科學家、留學生心照不宣的共同約定？所以當錢三強為籌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積極奔走時，正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彭桓武、在浙江大學工作的王淦昌等人欣然允諾。王淦昌一收到錢三強的邀請信，便毫不猶豫地從杭州奔往上海，並自費購買硬板座火車票趕到北京，真誠地向錢三強表示要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王淦昌一生始終無怨無悔地致力於我國核事業發展。多年后，談起當年接受任務時的情形，王淦昌依然十分堅定：“黨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幾十年來的追求、期望，都落實到我將要接過的這一副沉沉的擔子上。我有很多話要說，但當時我隻說了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

1950年5月19日，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隨后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員匯集在這裡。他們深知，在條件不對稱的情況下從事核科學研究必然困難重重，但想到能夠親手托舉起新中國核事業，他們將真摯濃烈的愛國情化作堅定堅決的報國行，他們願隱姓埋名，他們願披荊斬棘，他們願一生奉獻。似乎他們的人生，都是為了中國的核事業而來。雖然他們走過的一生，就隻為做好這一件事，但卻是新中國血脈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壯力量。以身許國最高光，無需浮名伴此生。閃耀卻隱秘，隱秘亦偉大，他們是碧霄中最亮的星。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

1950年7月23日，毛澤東在給陳賡的一封電報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干部及物資）為輔的觀點”，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之一。總結歷史經驗，新中國原子能事業在發展初期亦遵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一方面，堅持自力更生，把原子能事業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另一方面，善於自力更生，在獨立自主立場上積極爭取蘇聯核援助。實踐表明，這一有主有輔的科技發展方針，為新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快速起步富集了力量、爭取了時間。更得益於這一主輔分明的方針，新中國原子能事業發展才能夠掌握充分主動，不僅正確處理了一些至關重要的關系，如建設規模與國力可能、干與學、學習與創新的關系等，還能在蘇聯撤走全部對華核援助時，迅速轉向完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發展軌道。

在困境中自立，在逆境中自強。事實上，就在蘇共中央於1959年6月20日致信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推遲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數據后，中共中央就定下決心，“他不給，我們就自己動手，從頭摸起，准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核武器研究所（亦稱：九所）立即部署應變工作，由朱光亞等科學家帶領一批新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自行展開核武器理論和科學試驗工作。一次，時任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到九所調研，看到大家干勁十足，他說：“人家預言我們搞不成，我們要爭口氣。你們都是搞流體力學和空氣動力學的，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口氣變成動力，把我們的事業搞成功。”1960年7月蘇聯徹底毀約停援后，二機部向各單位發出“為在我國原子能事業中徹底實行自力更生方針而斗爭”的電報指示。同時，為加強九所科研力量，從中國科學院和全國各地區、各部門選調了包括郭永懷、程開甲、陳能寬、龍文光等在內的106名（實際報到105人）高中級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骨干。據從東北132廠調至九所的技術員左汝良回憶，那時候我們滿腦子裝的就是核事業，“尤其是蘇聯撤走專家以后，我們是白天黑夜地干，沒有八小時工作概念，只要有任務就去做”。

在展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同時，九所還要做爆轟試驗。如果爆轟試驗過關了，那麼原子彈總體設計就可以結合理論部的理論設計、實驗部的爆轟試驗結果，最后完成整個核裝置設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第一個爆轟試驗場，是被譽為“中國原子彈研制搖籃”的17號工地。在這個鮮為人知的爆轟試驗場，有一批無名英雄。他們常年工作在氣體毒性很大、沒有通風和正規防護設備的炸藥澆鑄工房中，由於每天都要拿著木棍攪拌炸藥，因此被戲稱為“棒子工”。原九所二室（專門負責炸藥部件研制）技術員李德晃在一次採訪中講道：“就是這個工作條件，大家一點怨言都沒有。所以，沒有一種精神根本不行。”雖然從事著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雖然鮮有留下真實姓名，但曾在17號工地工作過的人們無一不分外感慨於“棒子工”為原子彈研制作出的重要貢獻。因勞苦而功高，無名亦是有名。無名“棒子工”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與犧牲的實際行動，成就了實則有名的“棒子工”之名。

此后，隨著技術攻關的深入展開，17號工地難以滿足進行大型爆轟試驗的需求，黨中央便開始考慮將原子彈研制工作重心向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亦稱：221基地）轉移事宜。221基地，始建於1958年底。除須克服工程建設本身規模宏大、技術復雜的困難外，基地建設還要與青海高原高寒缺氧、多發沙塵的自然環境作斗爭，后又遭遇了蘇聯毀約停援，並疊加國家經濟困難。這時，中國人一貫有的豪情傲骨和錚錚鐵骨便彰顯出來。堅決貫徹黨中央“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下馬”指示精神，基地籌建處黨委提出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過好生活關，堅持下來就是勝利”。於是，基地自辦農、林、牧、漁專業隊，開墾荒地，種土豆、蠶豆、油菜和青稞，第一年就獲得了好收成。此外，還購置了機帆船到青海湖捕魚，到周邊打獵。到1963年初，基地已基本具備實現原子彈研制戰略轉移的條件，九所、17號工地的科研和技術人員以及其他相關工作人員開始陸續遷往大西北。1964年6月6日，我國首次原子彈全尺寸爆轟模擬試驗在221基地取得圓滿成功，這標志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實體理論與設計工作的勝利完成。親臨試驗現場的張愛萍當即作詩表示祝賀：“祁連雪峰聳入雲，草原兒女多奇能。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西北大草原清冷艱苦的工作環境與激情奮戰的從業者們形成了鮮明對照，但卻是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篇章的又一生動詮釋。

“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經過兩年多完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艱辛努力后，到1962年下半年，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結構和工藝設計以及實現爆炸的關鍵技術都已取得較大突破，鈾-235生產線也基本進入生產准備階段。基於此，1962年9月11日，二機部向中央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試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兩年規劃”振奮人心之余，也對下一階段原子彈研制的領導和組織協調工作提出了較高要求。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會。在聽取了國防工業發展的相關匯報后，劉少奇指出：“導彈和原子彈都需要中央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抓，做組織工作、協調工作，下命令的工作。”“這種尖端，各國都是這樣抓起來的。我們社會主義要抓得更好。”根據會議指示，10月30日，時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羅瑞卿向中共中央上報關於建議成立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報告。11月3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11月17日，中央專門委員會宣布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成立，打開了全國大力協同進行原子彈攻關會戰的熱烈局面。

從成立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央專門委員會共召開了9次大會和若干次小會，解決了原子彈研制中100多個重大問題。比如，針對二機部科研和領導力量不足的問題，1962年11月29日召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定：限令各有關部門、部隊和高等院校、科研單位於12月底前，為二機部選調各方面優秀人才500名，調配儀器設備1100多台。1963年3月，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四、五次會議就原子彈研制相關問題進行研究，作出8項決定，包括從煤炭部抽調礦山干部和一個100人的全套礦務局有經驗的班子支援鈾礦山建設。6月14日，應二機部加快生產建設之需，從一機部、三機部、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水電部、郵電部、鐵道建工部，以及山西、吉林、山東、甘肅、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向二機部抽調了技術工人700名。1964年2月28日，勞動部又下發了《關於為二機部抽調三千三百名技術工人和技工學校畢業學生的通知》。當年解放軍退伍軍人中有19000人也調入了二機部。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工作人員的抽調，都嚴格按照《關於調入二機部人員的政治條件、審批手續和保密要求》進行。

正是因為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才能夠創造尖端科技不對稱發展的奇跡。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全國先后有26個部（院）、2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與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攻關會戰。對於這場規模空前的大會戰，九所工作人員無不驕傲地說：當時只要是我們九所需要，哪個單位都會支援。比如，1962年4月，國防科委在西安召開了由九所提出任務的一個重要會議，即“142”會議。會上，九所、五機部三所、中科院蘭州化物所、上海有機所、大連化物所等有關單位討論了新型炸藥的研究與生產問題，明確了協助九所盡快研制出高能、高爆速、高爆熱、低感度的炸藥材料的具體分工。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著名材料化工專家董海山參加了這次會議。據他回憶，會后大家就像戰場上的突擊隊接到戰斗命令一樣，生龍活虎地沖鋒了。最終，經過團結協作、共同戰斗，隻用了一年時間就合成出了7種炸藥，並在其中一些炸藥的反應機理合成工藝上進行了自主創新。

1964年10月4日，正式試驗用的原子彈安全運達核武器試驗基地。由於核試驗部隊駐地的南邊是一片開著馬蘭花的草灘，時任核試驗靶場主任張蘊鈺提議把部隊辦公生活區取名為馬蘭，象征著全體指戰員要像馬蘭草那樣以頑強的生命力在大漠扎根，也預示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會像馬蘭花那樣在浩瀚大漠奪目綻放。在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核武器試驗基地成功爆炸。12月21日、22日，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廣大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和解放軍官兵，大力協同，發揮了沖天的革命干勁和高度的創造精神，克服了幾千個技術難關，進行了上千次科學試驗，隻用了短短五、六年的時間，就試制成功原子彈。”事實再次表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成功，是集體攻關、團結協作、奮勇登攀的結果，是集體主義和科學精神的生動體現，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成功實踐。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來源：《黨建》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