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歷史迷霧 辯証三方關系

聯共（布）、共產國際既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又曾因其錯誤指導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損失。

聯共（布）是蘇聯共產黨的名稱，其名稱有一個變化的過程，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1918年3月，黨的名稱改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25年12月，俄共（布）改稱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52年10月，聯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

這裡的共產國際指的是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是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

《撥霧：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中共黨史出版社）正是作者王新生在較早接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的基礎上而撰寫完成的。作者在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期間，所在的第一研究部正在全力翻譯、編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能夠第一時間看到研究成果。作者在該書后記中提到：“沒有這套叢書，我就沒有也不可能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研究領域取得這些學術成就！”

作者自1997年發表第一篇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論文，一點點積累，結集成冊出版。該書有以下特點。

多維度關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該書既有關於共產國際機構的分析，如《共產國際駐華機構——遠東局》，又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共黨史上重要人物關系的文章，如《中央蘇區時期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系》《南昌起義前夕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析論》《關於盛世才秘密加入聯共和中國共產黨問題》。當然，共產國際、聯共（布）對中國革命道路以及對中國政治、軍事等重大事件的指導與影響更是作者關注的重點，如《共產國際與中國式建黨道路》《共產國際與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決策》。另外，作者著眼細節，從細微選題處關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如《中央紅軍長征前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等。

以史料為依據，抽絲剝繭，採用史料實証的方法闡述觀點。如關於共產國際對朱毛紅軍的認識過程，作者在《共產國際與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一文中，通過對不同時間檔案材料的分析，闡明了共產國際對朱毛紅軍認識的發展過程。當時，聯共（布）、共產國際了解中國革命情況，主要是通過其駐華機構和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的報告，由於報告層層傳遞，費時較久，所以得到的信息有時是滯后的，與中國革命發展的情況是不一致的。如從1927年7月至12月，聯共（布）、共產國際有大量的文件涉及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而提到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部隊則很晚。從歷史事實來看，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作者抽絲剝繭，一點點用史實還原事實，以實証的方式說明其中的緣由，並闡釋清楚了共產國際不同階段對朱毛紅軍的不同認識。

體現黨史研究黨性和科學精神相統一的原則，力求學術性、思想性、生動性於一體，給讀者以啟迪。作者不是停留在鋪陳檔案資料和簡單反映史實的程度，而是從檔案資料和史實出發，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相統一，對史料加以精當闡述與分析，給讀者呈現正確黨史觀。如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式建黨道路》一文中，由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片面追求“工人化”，黨的六大后，農村的革命斗爭受到很大限制。那麼，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誤區在哪裡呢？作者從“把完成現階段革命的任務和黨的建設相割開”“將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成員和‘左、右傾錯誤畫上等號”“對中國工農本身的優缺點認識不足”三個方面進行深入闡述，得出如下結論：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共產黨進行自身建設時，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忽視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特點﹔共產國際簡單地將這些錯誤歸之於知識分子領導者的原因﹔在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起來，革命性更強，但大多數來自破產農民，又有自身的不足之處。

共產國際解散后，中國共產黨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逐漸走上了完全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5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