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大先生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教師隊伍建設，特別是師德師風建設，在多個場合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教師既要精通專業知識、做好“經師”，又要涵養德行、成為“人師”，努力做精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經師”和“人師”的統一者，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大先生。這一重要論述對於廣大教師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指導意義。

一

中國人民大學從延安走來，自身攜帶著“立學為民、治學報國”的紅色基因和優良傳統，在8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涌現出一大批“經師”與“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對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成長成才起著教育和引領作用。對此，我是受益者，是有親身體會的。

1984年9月，我從山東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后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1987年留校並在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從那時到現在，都快四十年了，我也快到退休的時候了。回顧我作為學生和青年教師成長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和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許多老師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有兩位大先生對我的成長和發展有更直接更深刻的影響。

一位是我的博士指導老師，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許征帆先生。他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家，科學社會主義學科學術大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第一個博士生導師。當時許先生同時指導兩個專業的博士生，一是科學社會主義，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是第二個專業的學生，應該是我國高校這個專業的第一個博士生。許先生在我讀博期間以及后來，都指導和影響著我的成長。

另一位大先生是我的岳父，哲學院的陳先達先生。他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哲學教育家，曾獲全國最美教師、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榮譽。他的精心指導也對我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許征帆先生和陳先達先生盡管風格特點不同，但作為精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經師”和“人師”相統一的大先生，他們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點。

第一，他們都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他們是從舊社會走出來的，經歷新舊社會的對比，又接受黨多年教育培養，以及實踐鍛煉，對黨、對社會主義無限忠誠。許征帆先生是歸國華僑，從小在海外打拼，后來回到祖國貢獻力量。他家牆上一直挂著著名書法家舒同給他寫的“海外赤子”四個大字。兩位大先生都愛黨愛國，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不論遇到什麼風浪，包括自己受到很大委屈，都毫不動搖。他們總是教導學生，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許先生贊成以“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主題，認為這很有現實意義，但又一再告誡我要突顯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科學性，以及與宗教信仰的根本區別，並把論文題目確定為《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科學基礎》。兩位大先生都是桃李滿天下，很多學生都成為不同行業的骨干。

第二，他們都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注重馬列經典著作的學習和研究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傳統，從老師到學生，都注重在原著上下功夫。許征帆先生有一次給我們幾個學生上課，搬來自己常用的四卷本馬恩選集，讓我們看他研讀時寫的批注。上面有用不同顏色劃的重點，有各種符號，特別是有許多眉批。我第一次見識到這樣的場面，大為驚訝。許先生去世后，學校圖書館為他的批注做了電子掃描和保存。陳先達先生也是在經典著作的研究上見長，經典著作爛熟於心，被人們稱為“行走的馬列詞典”。有人特別欣賞他的文筆，說是“詩的語言，鐵的邏輯”，問他為什麼文筆這麼好。他回答說是從馬恩原著中學來的。在他讀過的經典著作上，比如馬恩全集第3卷和第42卷，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各種批注和符號，我最近也交給出版社去掃描。

第三，他們都熱愛教學，喜愛學生。兩位大先生都是學養深厚、學術卓然的大家，但他們都十分熱愛教學工作，一直活躍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到晚年無法上講台，也還是在家裡或散步的路上跟學生討論問題。許先生一上講台就精神抖擻，用他那略帶閩南味的普通話娓娓道來。他可以不用講稿和提綱，連講幾個小時，沒有一句廢話，沒有一句接不上，而且十分生動活潑。陳先生是江西鄱陽人，家裡是漁民，有著漁民的大嗓門，講課特別有激情，有話筒也不用，到晚年做報告的時候依然如此。有一次，他在家裡給我講著什麼，越說聲音越大，把我岳母也驚動了，從裡屋出來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他並不是那種以激情見長的學者，而是激情與理性相結合的哲學沉思者。他並不是總在特別動感情的時候才擴大音量，而是在講到自己特別有思想心得的創新之處才特別激動，越講嗓門越大。我想真正的思想者應該就是這樣吧。他們都對學生特別親切，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不僅關心指導他們的學業，也關心幫助他們的生活。

第四，他們都注重文體文風。兩位大先生都是文章高手，一手錦繡文章。他們都有很清醒的文體意識和自覺的文風意識，擅長用人們能夠看得懂和喜聞樂見的方式寫作，在質朴而優美的文風中傳揚馬克思主義真理。許先生是新聞記者出身，從小愛好文學，16歲時給報紙投稿。他們不僅寫嚴謹的學術論著，也重視寫報紙理論文章。陳先生晚年熱衷於哲學隨筆的寫作，65歲以后寫的十多本哲學隨筆，受到廣大讀者喜愛。比如《漫步遐思》《靜園夜語》《散步，路上：我與學生聊哲學》等。他喜歡寫短句子，並告誡我們要多用句號，認為這樣簡潔有力。有意思的是，許先生正好相反，喜歡寫長句子，但是長得獨具風格，優美而韻味十足，無可挑剔。《教學與研究》的老編輯任大奎老師有一次跟我說，你老師的句子太長，我想給他刪減一點，結果是一個字也刪不掉，真是沒辦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對每一個字都作了認真安排。這就使我感到困惑，也想問清楚這件事。有一次，我和許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對面的商場閑逛，談到這個問題，我說出了心中的疑惑。他指著商場裡的商品對我說：“你看這一排商品，它們的牌子上可以用兩種形式來標注，一是‘服裝’‘鞋帽’之類最簡明的字句，二是用較復雜的表述如‘出口轉內銷的服裝鞋帽’之類。二者都可以，但我認為后者更有吸引力。”這一生動比喻和有趣的解釋使我豁然開朗，認識到“文無定法，貴在得法”的道理。

三

我很幸運，在人生道路的關鍵階段遇到這樣兩位大先生。他們帶我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學的道路。雖然他們近幾年不幸相繼離世，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和崇高形象始終鐫刻在我的腦海，永遠不會褪色，並激勵我不斷努力。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38年了，在為學為師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學識學術方面，與兩位大先生相去甚遠，但他們始終是我學習和模仿的偶像。在他們的影響下，我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並把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方向。我深切體會到，在馬克思主義科學信仰這裡，信仰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我也認真學習和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努力把“學原著”與“悟原理”結合起來，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我力求像他們那樣對待學生，注重教書育人和科研育人的結合。當我的學生畢業成為青年教師的時候，我也總是讓他們先站穩講台，再搞好科研﹔提醒他們不能一到新的崗位，就隻顧自己寫文章發文章，而對教學採取敷衍態度。在專業寫作方面，我由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點上，因而也更注意讀者的感受和認知。我做過多種文體的寫作嘗試，除了專業論著和教材編寫外，我曾用理論隨筆體寫過《追問信仰》，用書信體寫過《信仰書簡：與當代大學生談理想信念》，用對話體寫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七日談》等，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我深知，自己的努力與黨的要求和學生的期待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在以后的日子裡，我會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以大先生為榜樣，努力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可親可靠的引路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