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友人與北平抗戰

古都北京有著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即使是1928年首都南遷、成為北平之后，依然吸引著大量歐美知識分子在這裡工作和生活。他們為中華文明著迷，也同情飽受苦難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們以筆為槍，為中國的正義事業發聲，更難能可貴的是北平淪陷后，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掩護進步學生、為抗日根據地運送醫藥物資，為古都北京留下了患難與共的動人故事，為世界和平事業譜寫了正義必勝的壯麗詩篇。

兩位外國記者為中國抗戰鼓與呼

有兩位外國記者，努力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他們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和把新聞人生獻給中國的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斯諾1928年從美國來到中國，在華13年，北平是他工作、生活最久的地方。1933年初，斯諾攜妻子海倫來到北平，任燕京大學新聞系教師。1935年夏，斯諾被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聘為投稿記者，便辭去燕大教職，從海澱搬到了北平城裡。12月初，斯諾得知蔣介石同意宋哲元成立對日妥協的冀東政務委員會，立即告訴燕大學子，與他們商量游行請願方案，並主動邀請外國記者一起報道。

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斯諾夫婦和外國記者一起拍照、採訪，記錄下珍貴的歷史場景。當晚，斯諾趕寫長篇通訊《中國又一次五四運動》，向《太陽報》發送專電，成為獨家新聞。此后，斯諾又連續寫出《中國的貞德被捕了》等報道，在英美報刊頭版以醒目標題刊出。在斯諾建議下，12月12日，燕大學子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介紹學生運動情況。通過中英文各大報紙的積極報道，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國內外，愛國游行席卷全國。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佔領北平，大肆搜捕抗日愛國人士，斯諾挺身而出，庇護被列入黑名單的人。他說：“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種地下工作總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為方便進步人士開展工作，斯諾甚至允許他們在家裡安裝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

斯諾曾幫助一些抗日人士離開北平，其中就有鄧穎超。1937年5月，鄧穎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北平的西山療養院治療肺結核。北平淪陷后，為了安全離開，她輾轉找到斯諾。斯諾毫不猶豫地答應，買了兩張去天津的火車票。為應付沿途日軍盤查，他讓鄧穎超化裝成女佣，順利通過層層檢查。到達天津英租界后，斯諾將鄧穎超托付給一位好友，請他將鄧穎超帶過封鎖線。

斯諾托付的好友，便是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愛潑斯坦兩歲時跟隨父母移居中國，1920年定居天津。1933年，愛潑斯坦來到北平，成為斯諾主辦的《民主》刊物的編委和撰稿人，兩人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斯諾從陝北回北平后，愛潑斯坦最早看到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初稿及照片，對他此后的新聞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鄧穎超來天津之前，愛潑斯坦已幫助30多名平津大學生逃出日佔區。愛潑斯坦並不知道鄧穎超的身份，仍然慨然應允，買了船票，將鄧穎超送到了煙台。鄧穎超下船后，輾轉回到延安。作為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后來到上海、南京等地採訪，還曾赴前線採訪台兒庄戰役。1944年夏，愛潑斯坦隨中外記者西北採訪團訪問延安，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認為“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抗戰后期，他曾在英、美兩國，積極為中國抗戰發聲，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

四位燕京大學老師竭力幫助中國抗戰

燕京大學是美國教會學校，許多英美學者在這裡任教。他們中有不少人冒險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如進步學生的良師益友夏仁德，用實際行動支援抗戰的賴朴吾，為中國共產黨培養第一批無線電人才的林邁可和班威廉。

夏仁德，原名冉道夫·塞勒，1923年從美國來到燕大執教。一二·九運動爆發時，夏仁德積極參與，還與雷潔瓊等老師乘坐學校大卡車到西直門，給學生們送去食物。此后，燕大學生會的骨干黃華、陳翰伯等人，一時找不到秘密活動地點，夏仁德就把自家小院后門的鑰匙給他們，讓他們晚上來客廳開會。中共西郊區委書記蔣南翔把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兩個支部的活動放到了夏仁德的客廳進行。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林楓在這裡給燕大和清華的幾位黨員連著上了兩晚的黨課。華北各界抗日救國會在城內找不到開會的地方，也幾次到這裡集會。

北平淪陷后，一些燕大學子想離開北平，投身抗戰事業。在征得校長司徒雷登同意后，夏仁德資助這些學生走兩條路線，一是繞道上海，進入大后方成都，參加工業合作社運動﹔二是穿過西山，直達平西抗日根據地，再到晉察冀或者延安。從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們送走了3批學生。1941年年底，夏仁德被日本憲兵逮捕，關進山東濰縣日軍集中營。直到1943年9月，美日交換戰俘，他才回到美國。1945年夏仁德輾轉到成都的燕大任教，抗戰勝利后隨燕大復校回北平。

賴朴吾，原名拉爾夫·拉普伍德，1932年自英國來華，1936年執教於燕大數學系。受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邀請，1939年7月，賴朴吾在八路軍護送下，跨越層層封鎖線，到成都領導工業合作社運動。他不辭勞苦，用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和精確的統計數據，客觀公正地向世界反映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為爭取國際社會捐贈起到了積極作用。

美日宣戰后，燕大有些教師被捕，有些繼續任教於遷到成都的燕大，英籍教師林邁可和班威廉則與根據地軍民戰斗在一起。1941年12月8日早晨，在日軍闖進燕大校園前10分鐘，林邁可帶著妻子李效黎、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及其夫人，踏上了去往根據地的驚險旅途。幾經輾轉，12月31日，林邁可、班威廉等人到達平西。不久，林邁可、班威廉受邀到平西通訊部電台組工作，1942年5月，兩人被聘為晉察冀軍區通訊部技術顧問，不僅冒險到前線為部隊改裝升級上百部電台，還在日軍“掃蕩”的戰火中堅持為晉察冀軍區培養無線電專業人才。1943年8月，班威廉夫婦由於健康原因離開晉察冀去了延安。林邁可一直堅持教學到學員全部結業。1944年5月，林邁可到達延安，成為八路軍通訊部顧問，設計建造大功率發報機和高靈敏度定向天線，使新華社英文廣播於當年9月1日順利開播，讓世界第一次聽到了延安的聲音。

兩位外國醫生無私救助中國人民

在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中，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知名度比較高。與北平抗戰有關的兩位外國醫生，也逐漸被更多人關注，他們是法國醫生貝熙葉和奧地利共產黨員傅萊。

貝熙葉，1913年來到中國，曾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館醫官、法國醫院大夫，積極推動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籌建北京中法大學。七七事變后，貝熙葉目睹日軍暴行，對中國人民非常同情。他代表法國駐北平領事館醫官，致函中國紅十字會，表示願意為紅十字會服務，還在自家位於西山的貝家花園設立紅十字救助站，收治往來的傷病員。

1939年初，為了突破日軍對醫藥物資的層層封鎖，八路軍冀中軍區平津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黃浩登門拜訪貝熙葉，希望貝熙葉幫忙往“山那邊”運點藥品。貝熙葉心領神會，爽快答應。此后，貝熙葉常常開著他的雪鐵龍轎車出城，到達貝家花園后，藥品通過地下交通員接力棒式的轉運，被送到平西、晉察冀，乃至延安，挽救了許多抗戰將士的生命。當白求恩拿到這些稀缺藥品時，不禁贊嘆：“真了不起！”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嚴格管控汽油等軍用物資，貝熙葉隻得騎自行車運送。從城裡到貝家花園，有三四十公裡路程，60多歲的貝熙葉，就這樣馱著藥品，一次次艱難地騎行在崎嶇的山路上。這條由貝熙葉開辟、用自行車為根據地運送藥品的秘密通道，被譽為自行車“駝峰航線”。

貝家花園是妙峰山秘密交通線的一個聯絡點，不僅運送了許多急需物資，還掩護了一批批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愛國青年以及地下工作者。林邁可、班威廉、傅萊等，就是從妙峰山這條線進入的根據地。

傅萊，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37年，加入奧地利共產黨。納粹德國吞並奧地利后，為了逃脫“蓋世太保”的追殺，1938年12月，傅萊前往無需簽証的上海。他曾到天津尋找中國共產黨，1939年底才與黃浩在北平建立聯系，開始為根據地源源不斷地運送醫藥物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保護國際友人安全撤退，在北平地下黨安排下，傅萊經妙峰山於1942年1月抵達平西。不久，傅萊到晉察冀邊區的白求恩衛生學校教書，為晉察冀培養醫護人員。1944年，傅萊到達延安，在中國醫科大學開展教學和醫療工作。他中西結合醫治瘧疾，成功試制粗制青霉素，為根據地醫學作出突出貢獻，極大緩解了八路軍戰士的用藥困難。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些國際友人的雪中送炭之誼。如今，未名湖畔的斯諾墓，西山腳下的林邁可小道、貝家花園，已經成為文化旅游的熱門打卡地，不僅見証著國際友人支援中國人民抗戰的傳奇經歷，也成為他們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的象征。他們同情和幫助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做出的種種正義行動，永遠留在中國人民心間，閃耀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之中。

（作者單位：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志辦公室）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