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論析

全民族抗戰時期，黨在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知識分子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科學分析知識分子的屬性特點和地位作用，大量吸收、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知識分子，並在實際斗爭中探索出一條引導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一知識分子政策，對於團結廣大知識分子投身抗戰事業並奪取最終勝利，對於發展壯大黨的組織、培養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對於探索並逐步形成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關於知識分子工作的實踐探索與重要貢獻，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戰的宏闊背景下系統記錄了黨的知識分子的理論與政策的重大轉變。本文擬對《中國共產黨編年史》1937年至1945年期間涉及的相關問題，作進一步梳理和分析。

一、黨的知識分子工作面臨的新情況

七七事變后，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努力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高舉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大旗，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逐步調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排斥和不信任知識分子的政策的同時，黨的知識分子工作也面臨著新情況和新形勢。

（一）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廣大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把抗戰圖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延安成了他們向往的“聖地”。1938年到過延安的趙儷生曾回憶說：“當時全國都呼喊抗日，但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隻有這裡的聲音是最真誠的，最高亢的，最打動人心的。”這頗能代表當時大部分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的心聲。1938年的延安留給何其芳的印象是：“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抗大”）從1937年1月起，“即開始吸收民族革命斗爭中涌現出來的革命的知識青年來校學習”，僅1937年至1938年抗大吸收的知識分子學員多達5741人。1938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曾自豪地說：“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產黨，天下英雄豪杰雲集延安”。

（二）國民黨頑固派、漢奸、日本侵略者同中國共產黨“爭奪知識分子”

隨著黨的力量的迅速壯大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及根據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項建設工作的展開，黨對知識分子和有文化的干部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威脅利誘兼施”，“收買知識分子隊伍中少數敗類去當漢奸”，而且以奴化教育“培植為日寇服務的知識分子”。“漢奸汪精衛梁鴻志王克敏之流”，更是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展開了“對知識分子的爭奪”。國民黨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暫時調整了限制和打擊進步知識分子的政策，以期最大限度地籠絡各方面人才為維護其政權服務。為阻止知識分子投奔共產黨，僅從西安到延安的幾百裡途中，國民黨就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等特務據點或軍警關卡。成功到達延安的知識分子需要“沖破三道封鎖線——家庭、頑固派、敵寇”，“有的曾經被頑固分子節節攔路搶劫，翻山越嶺，化裝繞道尋找各種關系”，有的甚至遭到國民黨頑固派憲兵警察的“押禁”。毛澤東曾感慨地說：“從西安到延安的這一條路上，遍設關防，進步的知識青年要通過是困難的。”陳雲更是明確指出：“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

（三）黨內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仍存在誤區

盡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下，黨認識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採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認為“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使得知識分子“現在又轉入了革命”，宣布要優待並保障他們的權利，標志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轉變。但是，黨內和軍隊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沒有很好地克服在團結吸收、教育使用知識分子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些恐懼、排斥甚至歧視知識分子的現象仍然存在。究其原因，第129師曾分析指出，首先是黨員干部認識上存在誤區，認為知識分子“是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沒有看到他們“願意為工農服務”的一面，從而把知識分子看作“客人”。其次是一些農民干部存在狹隘性和守舊性，他們因嫉妒而聯合起來排擠知識分子。當然知識分子本身也存在弱點，如“缺乏工作和戰斗經驗”“不夠實際，對工農干部也有些看不起”等。

二、科學分析知識分子的屬性特點和地位作用

全民族抗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建立在對知識分子屬性特點、地位作用等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黨把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與“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並為其服務而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相區別，准確把握其本質特點，在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知識分子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作用等重要問題上作出正確判斷。

（一）明確將大多數知識分子劃入“人民大眾”的范疇

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依據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判斷其階級屬性，認為“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富農，中農出身的知識分子是中農”。在全民族抗戰的新形勢下，黨提出依據“家庭出身”“生活條件”“政治立場”，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既然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革命同盟者的小資產階級，那麼同樣屬於“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即“人民大眾”。這為此后黨正確地把知識分子看作“無產階級”或“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奠定了理論基礎。誠然，把家庭出身、生活條件、政治立場作為判斷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標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到1948年5月，為避免唯成分論的偏向，毛澤東將“知識分子所從事的職業”補充進來，並強調“將著重點不放在社會出身方面，而放在社會職業方面”。將“社會職業”即“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作為判斷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重要補充和突出強調，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運用，顯示其在這一問題上認識的深化。

（二）指出知識分子具有革命性和動搖性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他們遭受壓迫和失學失業威脅，“有很大的革命性”，“追求‘民主’‘自由’的願望更加迫切”。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至於他們“思想上、行動上的弱點”，主要體現在“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方面，如“不尊重紀律，個人主義，喜出風頭，不願意深入下層，重私人感情”，“缺乏實際革命斗爭的經驗，不重視實際工作的經驗，與清談傾向”等。

（三）肯定知識分子“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

由於知識分子具有“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往往“首先覺悟”。這使得他們無論在接受傳播革命思想，還是在領導組織革命力量等方面，都能發揮先鋒作用。知識分子獨特的社會關系、身份地位、學術背景和工作經歷等，使其往往成為黨廣泛聯系各階級、各階層的橋梁。在抗日戰爭時期，知識分子的橋梁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動員、說服和影響“國民黨的各級干部及社會上的上層與中層分子”，以及“幫助各種贊成抗戰和民主的人們，形成有組織的力量”。

（四）強調知識分子不僅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且是未來“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

黨把知識分子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不僅把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進步的資產階級並列，看作完成中國民主革命所依靠的“社會勢力”，而且把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並列，看作未來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

三、對知識分子的“容”“化”“用”

黨在領導抗戰的實踐中探索並形成了一整套爭取吸收、教育改造和優待使用提拔知識分子的政策。1942年9月17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將軍隊中知識分子政策總結為“容”“化”“用”三個方面。“容”，“就是爭取知識分子加入我們軍隊，能夠容納他們，使他們成為我們的優秀干部”﹔“化”，“就是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用”，“就是正確的分配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這裡雖然討論的是軍隊中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但也能反映全民族抗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概貌，並對全黨的知識分子工作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一）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隊伍，大膽發展知識分子入黨

1939年6月2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干部問題的訓令》，提出“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的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這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在全黨和全軍范圍內較早的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專門文件，顯示出黨對知識分子的渴望，但也反映了所持有的審慎態度。12月1日，中央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不再局限於“純潔的革命的”，而“只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為貫徹這一決定，中央軍委要求各部隊及各政治機關“開干部會議”專門討論，“就地盡一切努力吸收知識分子及半知識分子”。八路軍野戰政治部致電各部隊首長及政治機關，要求“派人訪問地方上學者或學生，召集會議廣為收羅”。

黨還積極組織“一切不反共”的知識分子參加統一戰線工作，包括在各抗日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的消滅文盲、開展教育、創辦報刊、發展文藝等工作。毛澤東甚至提出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合作“辦學、辦報、做事”。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認真研究了國統區知識分子集中的生活教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平民教育促進會、鄉村建設派等學術團體和學者的特點及訴求，提出“應該以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方法，同上述各種派別集團以至個人建立統一戰線”，“應該歡迎他們並幫助他們前赴各根據地”。據統計，到1943年底，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至於前往其他各抗日根據地和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知識分子，則更多了。

在發展知識分子入黨問題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一度強調“黨的無產階級化”，規定“知識分子入黨，必須從斗爭中選擇，必定要有較長期的候補”。瓦窯堡會議不再把“階級出身”和“社會成分”作為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准”，不再強調黨的純無產階級成分，明確提出在中國這樣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農民黨員和知識分子黨員佔大多數，“絲毫也不減低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位”。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把“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作為發展重點之一，同時將“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的“新黨員候補期”重新規定為三個月。對知識分子入黨候補期三個月的規定，與大革命時期關於勞動者無候補期、“非勞動者（智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候補期三個月的規定一致。

毛澤東十分關心吸收抗大知識分子學員中的積極分子入黨。1938年夏，他對抗大相關同志說：“這批革命青年千裡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裡，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你們要好好教育培養他們，盡快發展他們入黨。”“現在交給你們一個任務，每一期到畢業時發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黨，能辦到嗎？”事實上，以抗大第二、三、四期為例，學員畢業時，知識分子黨員佔比分別為70.1%、67.7%和71%。

（二）教育並引導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是知識分子較為普遍的弱點，黨把知識分子“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作為判斷其是否革命的“最后分界”和“唯一的標准”。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知識分子轉變立場、與工農結合需要經歷“兩個過程”，即“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同時，他強調這將是“痛苦的艱難的曲折的過程”，甚至需要“五十年”。

黨首先通過創辦各類軍政學校、黨校、隨營學校、教導營、訓練班等，對知識分子進行革命理論和政治政策教育。從1937年1月至1939年底，抗大自第二期至第五期共計培養知識青年16144人。抗大先后創辦了12所分校、5所陸軍中學和1所附設中學，教育培養了10多萬名軍政干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員是知識分子。在教學內容上，抗大每一期都會根據形勢和學員特點有所調整，但“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理論課程則是不變的”。中央還要求抗大各分校“必須教列寧主義”，“民眾運動，共產黨問題，八路軍問題，亦應當作專門課程教”。對於知識分子學習各門政治課程的順序，中央書記處曾規定：須先學習“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黨建），中國問題”，然后再學習“聯共黨史、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

參加生產勞動是知識分子受教育的重要方式。1937年10月，為解決校舍困難問題，抗大全體教職學員經過半個月的突擊勞動，在鳳凰山上挖了175個新式窯洞。毛澤東稱贊他們說：“你不要小看挖窯洞，這是挖開知識分子同工農隔開的一堵牆啊！”在大生產運動中，知識分子與工農干部群眾並肩勞動，得到很大鍛煉。李富春曾在為《新中華報》寫的專論中指出：“現在從事勞動的勞動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從未拿鋤的文弱書生﹔或者是剛剛離開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與學校而來延安的男女青年學生﹔或者是從來隻知‘筆耕’的文藝人才。他們都決心的興奮的改變了他們的習慣、生活與意義”，“用鋤頭、用血汗，開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勞動與學習、與工作、與戰斗，從自己的實踐中聯系起來”。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誡知識分子“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斗爭”。會后，一大批作家響應號召前往農村、工廠和連隊。蕭軍曾回憶：“文藝座談會以后，延安以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同工農兵結合”，“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大家都搶著下農村，上前線，進工廠，很快寫出許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此外，黨還號召知識分子“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號召參加部隊的知識分子“到連隊中去”，“從實際工作中學習”。

（三）大膽使用、提拔、優待知識分子

在使用和提拔知識分子問題上，黨內和軍隊中一直存在著“所用非所學，未利用其所長”等現象。提拔干部“總是在老干部中打圈子”，對提拔知識分子干部“即使不抱公然反對態度，至少也有消極的”。1940年12月，第129師第8旅文化干事陳樹輝在戰斗中犧牲。他在抗戰后做過河南滑縣縣長兼黃河支隊長，在當地群眾中很有威望，是“我黨很好的同情者”。劉少奇得知此事后無比惋惜地說：“過去當過縣長、當過游擊支隊司令到我八路軍工作了三年，結果在一二九師俱樂部當文化教員”，“這樣好的知識分子反倒在這個地方抹煞了”。鄧小平等立即指示第129師各旅、軍區與政治部，要求對知識分子干部進行全面摸底，“按其歷史及特殊技能分配以適當的工作，勿使其埋沒或作代價不夠的犧牲”﹔知識分子軍事政治干部“不應久在一級，壓住他的能力及其積極性”﹔注意提拔連隊文化干部，“不應長期停留在文化干事崗位上”。

1942年9月，考慮到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已經受到了一定的鍛煉和考驗，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明確提出，對於其中有能力的，“應當分配以負責的工作，如連長、指導員、營長、教導員、團長、團政委、參謀長、政治主任等等”。知識分子的工作領域也應根據“各人的長處與愛好”，擴大到“組織、宣傳、鋤奸、機要、經濟”等各個部門，不能“局限在宣傳教育文化娛樂工作”。對於各類“專門家”的使用和提拔，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明確要以“專門學識”“知識能力”而非“政治認識”“新舊資格”為標准。截至1940年11月，在黨政方面的中級干部中85%是知識分子。鄧小平后來說：“抗日戰爭時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后來政治干部除了老紅軍以外，就靠這批人，從這批‘三八式’裡邊選出的。”

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也普遍受到了各種優待。抗大知識分子教員“津貼費每月十元”，而“紅軍出身的各級領導干部”“最多不過四、五元”。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出指示，規定“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1941年1月，劉少奇向中央匯報中原局對文化人的優待政策：“上海文化人孫啟向等留我處工作者，我們每月每人給薪水最高者達二百元”。4月2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軍隊中吸收和對待專門家政策的指示》，要求從“物質上給以特別優待”。1942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專門制定《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將文化技術干部分為醫藥衛生、技術（包括機械、化學、農業、土木、水利、無線電等）、文藝三個方面，在每一方面則又按照學歷學識、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等，將干部分為甲乙丙三類，並規定相應待遇。其中甲類文化技術干部享有的生活待遇共8項，包括“每月15元至30元”的津貼、“以吃小廚房為原則”的伙食、“一人獨住”的窯洞等。

四、結語

（一）全民族抗戰時期，黨前所未有地認識到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並把妥善做好知識分子工作上升到決定革命勝利的重要政策策略層面。黨把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黨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內容，提出“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將“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作為反對投降、爭取勝利的13個策略之一，提出“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強調爭取知識分子“是一個必要的重大的政策”。黨的七大更是指出，廣大革命知識分子不僅在過去的人民解放斗爭中作用很大，而且今后“將起更大的作用”。此外，黨還把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寫進各根據地的施政綱領。《中共晉察冀邊委目前施政綱領》規定：“優待科學家及專門學者”，“保護知識青年”，“分配一切抗日知識分子以適當工作”，“改良小學教員的生活”。毛澤東鄭重地將“尊重知識分子”“歡迎科學藝術人才”寫進《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二）對知識分子的“容”“化”“用”，初步表述了黨在此后相當長時間內存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奠定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雛形。這一時期，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判斷、地位作用的肯定、優點缺點的分析、思想改造的探索，以及團結、教育、改造、使用知識分子的諸多實踐，為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正確開展知識分子工作打下了基礎，積累了經驗。值得一提的是，黨從一開始就注意到在對知識分子“容”和“用”的同時要“化”，即教育他們改造思想，與工農相結合，並且愈往后愈強調這一點。這是因為，隨著知識分子大量地進入革命隊伍和斗爭形勢的日益嚴峻，他們的弱點和局限性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來，出現了“不融洽不調和甚至隔閡的現象”。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開門見山地指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1942年9月17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明確提出“對知識分子的工作重心，應當是掌握與教育現有的知識分子”。

（三）黨在這一時期對知識分子教育改造的同時，鼓勵號召廣大工農干部加緊學習，提高科學文化理論水平，探索形成了培養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的基本方法。1939年12月1日，中央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較早完整提出使工農干部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工農群眾化。1940年2月10日，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中再次提出“工農干部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知識分子工農化”也曾被表述為“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化”“知識分子實際化，大眾化”和“知識分子革命化”等。黨希望通過培養有科學文化知識的工農干部、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分子干部兩種方式，提升干部隊伍素質，以適應革命和建設的需要。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政策探索和實踐，對此后相當時期內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著深刻的影響，也為在新時代從戰略高度來認識和思考知識分子工作，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作者：朱薇（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