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編寫理論與實踐研究

2024年9月，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經黨中央批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下簡稱《編年史》）正式出版發行。《編年史》從1921年至1949年每年1卷，共計29卷、900多萬字，“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體量最龐大的一部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

《編年史》的出版，為深化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編寫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即以此為例，總結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編寫的方法和經驗。重點闡述三個問題：一是如何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把牢政治方向，彰顯《編年史》的政治屬性、時代特色和學術定位﹔二是如何在少有先例可循的條件下，做好結構設置，搭建編寫框架﹔三是如何在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情況下，規范格式、完善細節，保持各年卷風格一致、體例一致。

一、堅持正確黨史觀，書寫更系統更細致的權威黨史正史

《編年史》以“黨史正史”的標准和要求進行政治把關，明確編寫目標，努力做到集政治性、權威性、資料性、思想性、學術性、生動性於一體。

（一）把牢政治方向，彰顯時代特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歷史，將其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史和文獻工作的重要論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為《編年史》的編寫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編年史》的編寫工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正確黨史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相統一，嚴格遵循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黨的歷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

《編年史》力求實事求是看待黨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既不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努力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例如，《編年史》1921年卷在敘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背景時，一方面客觀呈現共產國際的幫助，另一方面更客觀呈現中國先進分子在多種歷史可能性中選擇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必然，這期間有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必然，有在形形色色思想中堅定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由此証明中國共產黨成立是水到渠成，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使然，有力回擊了“輸出革命”等歷史虛無主義觀點。

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編寫黨史基本著作，必須彰顯時代特色，緊扣時代脈搏。《編年史》聚焦當前黨中央和社會各界關心關注的現實問題和熱點問題，從歷史的縱深中汲取經驗和智慧，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例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黨的紀律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24年，全黨深入開展黨紀學習教育。《編年史》圍繞“黨的紀律建設”這一主題，增補155個條目、10多萬字內容，包括理論探索、黨內法規、組織保障、典型案例等方面。在理論探索方面，如1922年9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發文駁斥無政府主義反對受任何紀律約束的觀點，強調“有紀律，有共產黨﹔無紀律，無共產黨”。1948年6月1日，中宣部為重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撰寫前言，提出“要保持已得的勝利並繼續勝利，和達到全國規模的勝利，集中的革命紀律，便具有頭等的決定的意義”。在黨內法規方面，如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黨成立后的第一部黨章，明確闡釋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強調“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懲治貪污腐敗的文件。在組織保障方面，如1927年黨的五大選舉產生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1933年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省縣監察委員會，職責是查處黨員違反黨章黨紀、不遵守黨的決議以及貪污腐化等問題。在典型案例方面，如1939年4月19日，因劉力功多次拒不執行黨組織決定，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劉力功黨籍。圍繞這一事件，陳雲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開展討論，並親自撰寫《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深刻剖析這個典型事例，論述了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鍛煉，特別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這場討論在延安引起很大震動。這樣，《編年史》全方位、多維度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主要工作和歷史經驗。

又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探索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逐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了全景式呈現黨領導金融工作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和巨大成就，《編年史》通過500多個條目描繪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金融工作領域的艱辛探索。比如，1922年7月，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成立，這是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股份制經濟實體。1938年3月20日，晉察冀邊區銀行在山西五台正式成立，后設分行和各專區辦事處﹔同年，山東抗日根據地成立北海銀行。1949年6月1日，天津市証券交易所開市。該所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工業，引導游資投向正當的生產，反對投機操縱和買空賣空。

（二）明晰學術定位，滿足多樣需求

編寫《編年史》，首先必須明晰它的學術定位和學術特色。一方面，《編年史》是黨的紅色家譜，其內容需要體現全黨的意志和智慧，取得黨內共識，求得“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編年史》與既有黨史基本著作相比，在權威、准確的基礎上，著重強調更豐富的細節、更翔實的資料、更生動的語言，以滿足讀者的多樣性需求。

為了取得黨內共識，《編年史》編寫過程中先后三輪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隊系統有關部門及相關單位廣泛征求意見。在反饋意見中，許多部委和單位提出了專業性很強的意見建議。一是建議規范與本部門業務內容相關的史實或專業表述等。例如，1930年，由於物料暫缺，紙幣暫無法印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決定將吉安臨時輔助紙幣券作為蘇區通用鈔票。由於“補（補）”和“輔（輔）”繁體字的字形相近，許多歷史文獻集、研究專著均將“吉安臨時輔助紙幣券”錯誤表述為“吉安臨時補助紙幣券”。中國人民銀行審讀《編年史》書稿時，依據其所掌握的文物原件，訂正了這個錯誤。二是建議增加與本部門業務相關的條目，或充實已有條目內容。例如，1943年卷增加6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台灣，回到祖國來！》社論”條目﹔1930年卷增加“中央交通局在香港成立了華南交通總站”等內容﹔1939年卷增加“光未然創作詩歌《黃河吟》”以及《黃河大合唱》的歷史地位等內容。

在既有黨史基本著作中，《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一般採用通史的寫法，內容和體量均有限，還不能夠滿足學術界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多樣性需求。如果把我們黨的歷史比作一棵參天大樹，《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著作所描寫的內容構成了這棵大樹挺拔的主干和總體的輪廓，而沒有完整呈現大樹的枝繁葉茂和各個組成部分。因此，《編年史》需要打造成為一部更具系統性、資料性、生動性，能夠反映更多歷史細節的基本著作。

以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敘述為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用了4000字左右的篇幅，《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用了4500字左右的篇幅。從整體上看，這兩部著作的敘述是粗線條、“大寫意”式的。而《編年史》1921年卷，涉及黨的一大的內容多達4個條目14000余字，不僅涵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意義、偉大建黨精神等全部內容，而且在此基礎上幾乎“復原”了大會召開的全過程，逐日記載每天的議程、每位代表的發言內容。對於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等重要文獻，也幾乎全文引用。此外，《編年史》在“一大召開”條目前，詳細記載了大會代表們從各地趕赴上海的過程﹔在“一大召開”條目后，又專門簡單介紹了每位代表的生平。這種生動細致、“工筆畫”式的描繪方式，是既有的黨史基本著作所不具備的。

又如，1929年1月9日，漢口工人舉行反日同盟罷工，這是黨的六大后工人運動恢復和發展的重要表現。限於篇幅，《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沒有記載這次罷工，《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隻寫了一句話，共計73字。而《編年史》1929年卷，用近千字的篇幅，詳細敘述了罷工的起因、經過、結果以及黨對罷工的具體指導方針等，全景式呈現罷工的全貌，同時為黨的六大后“群眾斗爭逐步得到復興”這一論點提供了更充分的史實依據。

由此可見，《編年史》與既有黨史基本著作有機搭配、彼此補充、互為印証，豐富和拓展了黨史基本著作的構成。

二、突出編年體體裁特點，精心設置結構和搭建框架

結構設置與框架搭建，是編寫《編年史》的基礎工作。這項工作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編寫體例的制定，二是主題主線的明確，三是具體條目的設置。

（一）編寫體例方面，以編年體為主、輔之以紀事本末體，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

所謂以編年體為主，就是按年設卷、每月成章、逐日記敘，以時間先后為序，用鮮明的時間線和重要的關節點，串聯和貫通黨史的發展脈絡，精心設計條目的核心內容和出現時間，做到黨史發展演進的時間坐標一目了然，邏輯線條清晰明確。

所謂輔之以紀事本末體，就是通過追溯背景、拓展延伸等方式，比較完整地呈現重要黨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例如，1940年4月關於“四四兒童節”的條目。第一段首句概括條目核心內容：“2日至6日 為紀念四四兒童節，延安舉行紀念會、展覽會、游藝會等一系列活動，毛澤東為兒童節題詞。”接著向前追溯，從1931年國民黨政府頒布兒童節紀念辦法講起，交代事件背景。第二段為條目主體內容，將1940年兒童節相關紀念活動合並表述以避免細碎。第三段向后延展，一直講到1950年新中國的第一個六一兒童節，確保事件敘述的完整性。

再以1945年卷“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條目為例。該條目將黨的七大內容合並為一個近萬字的大條目（這也是《編年史》29卷中字數最多的一個條目），並按照邏輯順序，大致分為12個部分，依次介紹會議總體情況、開幕式、會議報告、會議發言、結論、大會選舉、黨章、閉幕式等，將敘述內容和時間后延至七屆一中全會召開，論述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指導思想及其意義，並拓展到《解放日報》發表的《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社論，最后評析七大的重要意義。

《編年史》採用類似方式的條目比比皆是。例如，1925年五卅運動，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1928年湘南起義，1931年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6年晉西會議，1937年黨的蘇區代表會議、黨的白區代表會議，1938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及其活動，1941年皖南事變，1943年習仲勛郝家橋村調研，1944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1945年重慶談判，1948年三大戰役，等等。

（二）主題主線方面，全面反映黨的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

《編年史》准確把握了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總的要求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著重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對外關系、自身建設等方面的重要活動。一是參考黨的三個歷史決議等重要文獻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黨史正史，梳理每一年卷的主題，圍繞主題篩選史料。二是處理好收錄反映黨的歷史上“左”傾或右傾錯誤的內容與精當點評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忠於歷史原貌，既不回避錯誤，也不刻意渲染和突出錯誤﹔另一方面，要參照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和權威黨史著作的評價，進行精當點評。三是注意辨別和使用涉及邊疆、民族、外交、宗教等敏感問題的材料。

反映黨的不懈奮斗史，就是要突出黨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例如，《編年史》全景式呈現了黨領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過程。

反映黨的不怕犧牲史，就是要突出黨領導廣大黨員、干部在革命斗爭中百折不撓、視死如歸，在生死考驗面前對革命信念毫不動搖的歷史。例如，《編年史》1934年卷寫到紅34師師長陳樹湘在湘江戰役中不幸被俘，他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腸子，壯烈犧牲，實現了“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反映黨的理論探索史，就是要突出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理論探索的歷史。例如，《編年史》收錄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至第四卷中的所有文章，且大多以單獨條目的形式呈現，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反映黨的為民造福史，就是要突出反映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密切聯系群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求解放的歷史。例如，《編年史》記述了大量黨領導社會建設、造福於民的史實，包括開展土地革命、廢除封建剝削，重視社會保障、改善群眾生活，發展衛生事業、保護人民健康，改革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推動婦女解放、促進男女平等，改造社會陋習、開展移風易俗，等等。

反映黨的自身建設史，就是要突出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勇於開展自我革命、提出並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歷史。例如，《編年史》1931年卷、1933年卷、1948年卷詳細介紹了黨對於請示報告的有關規定，呈現了請示報告制度的歷史脈絡。

（三）條目設置方面，遵照“重要”“典型”“鮮活”“平衡”原則

所謂“重要”，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梳理出每一年卷的主要脈絡，確定該年卷最重要的幾個條目，對重點條目“濃墨重彩”。例如，1925年卷的重點條目是黨的四大、五卅運動、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各地工農運動等。1934年卷的重點條目是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紅七軍團北上先遣抗日、紅六軍團西征、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湘江血戰、南方紅軍游擊戰爭等。這些條目是該年卷的主干，一定要寫足寫好。二是每個條目都要提煉重點，准確概括出事件、會議、文件最核心或最具代表性的內容，不求面面俱到。例如，1929 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蘇維埃政權決議案》《CY問題決議案》《婦女問題決議案》等多個決議，但是這些決議內容不能在條目中無差別地平均羅列。大會最重要的一項成果是提出分田時以“抽多補少”為原則，“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這些政策是在總結閩西土地斗爭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同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相比較有新的發展。這方面的內容一定要重點突出。

所謂“典型”，就是要選取具有標志性和代表性意義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或規模不大的戰役，卻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條目設置時要予以重視。例如，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協舉辦的諷刺畫展覽在軍人俱樂部公展，毛澤東等參觀展覽並提出建議。該條目並非波瀾壯闊的宏大敘事，但最終落腳點是毛澤東從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缺點的視角談漫畫創作，以小見大，頗具代表性。當時，漫畫家華君武問毛澤東，有一次橋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裡的西瓜沖到河裡，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是，他們撈上來后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呢？毛澤東回答說，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上，那就要慎重，因為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對人民的缺點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觀，要熱諷。魯迅的雜文集叫《熱風》，態度就很好。這段談話充分展現出毛澤東尊重藝術和對人民謙遜恭敬的態度。

再以東北抗聯為例，東北抗聯的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十四年抗戰的重要體現。《編年史》注意反映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1931年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建立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1933年中共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提出黨在東北的戰斗任務、策略方針與中心工作，1936年東北人民革命軍和各抗日游擊隊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以及1938年“八女投江”和1940年楊靖宇英勇犧牲等。同時，《編年史》充分收錄一些規模雖然不是很大，但具有標志性意義和重要影響的戰斗戰役，如五道崗伏擊戰、長崗伏擊戰等。

所謂“鮮活”，就是增加一些語言生動、細節感人、可讀性強，令人耳目一新，容易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條目。例如，1935年5月24日關於《義勇軍進行曲》的條目。該條目從《風雲兒女》電影上映開始，講述了該片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播放的故事，及其迅即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並最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風雨歷程。條目中提到這首歌不僅很快唱遍全中國，而且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據田漢回憶，陶行知先生由歐洲回國過埃及時，在金字塔下聽得有人唱這歌，引為奇異，曾數次在演說中提及。梁思成先生在美國講學時，在街上聽得有人在腳踏車上吹口哨，吹的正是這支歌，以為是中國人，回頭一看卻是一個十來歲的美國孩子。蕭三兄參加莫斯科普西金150年誕生紀念也曾聽到美國黑人歌王羅伯遜用中國話唱這個歌。選取的內容細節生動，感染力強，讀之令人振奮。類似條目還有很多，如1929年共產黨員雷晉笙領導獄中斗爭，用數字寫出形似樂譜實為密碼的通訊本，用唱歌譜的辦法在獄中傳遞情報﹔1948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組織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喬裝打扮，應對國民黨盤查的一些生動細節﹔等等。

所謂“平衡”，就是要照顧到“四面八方”，統籌好各個方面。例如，就紅軍長征而言，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25軍的活動，都要照顧到﹔就八路軍而言，第129師、第120師、第115師的活動，都要照顧到﹔等等。要做到“平衡”，需要提前規劃，列出若干重要條目及時間節點，確保重要事件不重復、無遺漏。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3塊革命根據地（蘇區）為例，《編年史》對此的處理方式如下：將這13塊革命根據地建設情況，大體上按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鼎盛時期、丟失撤離時期的時間順序，依據各革命根據地史料的充實程度，分若干個條目出現，使讀者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13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變化情況，而不是分散、埋沒在各年卷某月某日的平鋪直敘之中。因此，需要從某年某月某日找到一個適合集中的闡述點，往前追溯、往后延伸。另外，需要強調的是，13塊革命根據地建設情況相對集中出條目，並不妨礙各年卷就各革命根據地的具體情況再單獨列條目細述。

例如，陝甘革命根據地按照重要節點分為多個條目，主要內容分別為：1932年4月上旬，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成立，陝甘邊第一個紅色政權由此誕生﹔1933年4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在耀縣照金鎮兔兒梁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周冬至任主席，習仲勛任副主席﹔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陝甘邊黨政軍負責人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召開，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標志著黨在這一地區領導的革命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35年5月至7月，陝北紅軍在劉志丹等指揮下，粉碎敵人軍事“圍剿”，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陝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等等。

再以抗日戰爭時期19塊根據地為例，《編年史》的處理方式是：參照朱德1945年在《論解放區戰場》中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至百團大戰，是“創造與開辟時期”﹔第二階段從百團大戰至 1942 年冬，是“最困難的階段”﹔第三階段從1942 年冬至抗戰勝利，根據地“鞏固和加強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各根據地創建當年單立條目，此后至抗戰勝利期間，每年或每幾年立一個條目，分別反映該根據地在三個階段的重大事件和發展狀況等。

此外，《編年史》還對日軍侵華罪行、各中共中央局等內容進行了統籌考慮和反映。

三、確保格式規范統一，力爭見人見事和好讀好看

《編年史》體量龐大，編寫人員眾多。在設置條目、搭建框架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細節。一要確保格式規范，全書29卷體例統一﹔二要立足權威出處，參考文獻統一使用最新版本﹔三要力爭見人見事，好讀好看。

（一）制定詳細的編寫規范和體例，使各年卷都有章可循

一是各年卷首條要交代本年度的歷史背景。胡喬木曾經指出：“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一段或幾段開頭，要有很精彩的話把事情提綱挈領地提出來”。各年卷的首條目，一定要有分量，要有足夠的政治和歷史意義，並能把該年的歷史背景交代清楚。

以《編年史》1926年卷首個條目為例，其主要內容為1月1日《中國農民》在廣州創刊。條目第一段概括了本年所處的歷史背景，從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寫起，到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突出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及社會各階層對實現國家獨立和統一的願望。接著寫到1925 年冬至1926 年初，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積極籌劃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北伐必須和群眾革命運動特別是農民的土地革命相聯系，強調當時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黨人參與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民》刊物的創辦就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在這個基點上，再展開本條目的主干內容。

二是每一條目開頭要有一個精當的引段句，其內容應包含人物、地點、事件、文獻標題、歷史意義等要素，以簡短、概括性強為宜。

以《編年史》1928年卷4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條目為例。該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赴莫斯科籌備黨的六大和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員分工。因此，條目首句就以精煉的表述清晰明了地概括了這一主要內容，即“中共中央決定瞿秋白、周恩來等赴莫斯科籌備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李維漢、任弼時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再進一步交代會議的具體內容。

三是引文要准確、通順，以直接引用為主。引文要忠實於原文，不能割裂文章原意。對文獻的引用不要太長、太碎，要提煉要點、適當壓縮。

以《編年史》1942年卷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條目為例。在引段句后，條目主體內容盡量直接引用報告原文。如毛澤東闡釋黨史研究的必要性、分析黨史分期、總結黨史研究的方法等內容，都是引用原話。隻有關於黨史分期中“第二個階段”的內容，因原文太長不便引用，則用作者自己的話轉述。

四是日期、人名、地名、會議、文電、部隊番號以及全稱、簡稱的表述要統一，數字、標點符號的使用要規范。

例如，對於人名，以習慣性稱呼予以統一。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統一使用“博古”“王明”，如行文確實需要出現秦邦憲、陳紹禹，可在第一次出現時使用“秦邦憲（博古）”“陳紹禹（王明）”的方式注明﹔張聞天、洛甫，統一使用“張聞天”，如行文確實需要出現洛甫，可在第一次出現時使用“洛甫（張聞天）”。對於地名，具體又分為兩種情況：其一，古今地名完全不同，如酃縣，第一次出現時表述為“酃縣（今炎陵縣）”，后面再出現時，直接表述為“酃縣”﹔其二，古地名在今天發生簡化，如雩都、尋鄔，第一次出現時表述為“雩都（今於都）”“尋鄔（今尋烏）”，后面再出現時，直接表述為“於都”“尋烏”。

（二）立足權威出處，以黨中央批准出版的最新版本的黨史正史著作為基本參考，充分利用各類文獻資料集

一方面，參考書目和文獻來源要權威、准確。主要有以下11類：（1）原始檔案資料，第一手原始檔案資料是最佳選擇，力爭使用最新挖掘披露的黨史權威檔案資料﹔（2）重要歷史報刊資料，如《新青年》《中央政治通訊》《紅色中華》《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3）黨史文獻集，如《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等﹔（4）黨史基本著作，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5）黨和國家領導人選集、文集，如《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朱德選集》《任弼時選集》《鄧小平文選》《陳雲文選》等﹔（6）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題文集，如《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周恩來書信選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朱德軍事文選》等﹔（7）黨和國家領導人年譜、傳記，如《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劉少奇年譜》《任弼時傳》《鄧小平傳（1904—1974）》《陳雲傳》等﹔（8）其他領導人及重要黨史人物年譜、日記、回憶錄，如《李大釗年譜》《蔡和森年譜》《習仲勛年譜》《楊尚昆日記》《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等﹔（9）軍史基本著作，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暨山東軍區戰史》《第一野戰軍戰史》等﹔（10）地方黨史資料，如各省市區（縣）黨史正本、大事記、資料匯編、地方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等﹔（11）其他參考書目，如《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等。書中幾乎所有引用資料都作了注釋，便於讀者進一步研究時查找其他需要的內容。例如，1945年卷有注釋700條，1948年卷有注釋638條。對於從事黨史、軍史研究和宣傳工作的人員來說，《編年史》是一部很好的工具書和精選資料庫。

另一方面，秉承“孤証不立”原則，每個條目都要有三個以上權威出處，參考文獻均使用最新版本﹔重大事件有兩種以上說法的，均作了考証，對不同說法用注釋加以說明。以《編年史》1935年2月“扎西會議”條目為例，該書對條目中“9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加了注釋。其中，“9日”的注釋既指明該時間的權威出處，又說明了關於此時間的不同說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注釋指明權威出處及關於該會議性質的不同說法。

（三）避免文山會海，做到見人見事

一是堅持“兩個三分之一”原則，即各年卷見人見事條目數不低於總條目數三分之一，各年卷見人見事條目字數不低於總字數三分之一。

二是針對文山會海問題，採取“並的並，刪的刪，改的改，加的加”。所謂“並的並”，是指將主題相近或內容相關的會議、文件、決議、講話、通知、指示等合並，減少文山會海總條目數。比如，賀電一律不單獨立條目，而是放在相關事件之后。所謂“刪的刪”，是指一些不必要的、沒有實質性內容的文山會海條目，可以直接刪去，或對條目內容作進一步精簡。所謂“改的改”，是指從文山會海中找事件，盡量以事件立目。比如，電報中提到某個戰斗戰役、慘案、運動等，盡量以戰斗戰役、慘案、運動立目。所謂“加的加”，是指可以從《中共黨史人物傳》、相關人物回憶錄等著作中補充一些鮮活的見人見事的內容。比如，增加一些生動的戰斗戰役細節。

三是重點反映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思想生平和精神風范。例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曾與黨內外人士針對不同問題，進行了6次對談，即“荷樹對”“洞前對”“棗園對”“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黨史六對”故事生動，富有啟發性，《編年史》將每一次對談都作了較詳細的闡述。

四是重點反映習近平總書記提到過的英模人物、革命事跡、革命精神，以及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組織評選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關於英模人物和革命事跡。《編年史》搜集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著作中提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烈士、英模人物67人（群體），並整理出他們主要革命事跡發生時間或犧牲、辭世時間，將這些人物、事跡單獨出條，或補充進相關條目。例如，2016年1月5日，習近平在視察原13集團軍時提到“半截皮帶”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1936年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穿越草地時，《編年史》1936年卷將其補充進7月2日至11日“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開始北上”條目。

關於革命精神。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偉大精神，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共有17種，其中，被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詮釋明確內涵的有6種。這6種精神，都寫進《編年史》各年卷：偉大建黨精神在1921年卷“中國共產黨成立”條目中出現，井岡山精神在1928年卷“朱毛會師”條目中出現，蘇區精神在1931年卷“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條目中出現，長征精神在1936年卷“長征勝利”條目中出現，延安精神在1942年卷單列為最后一個條目，抗戰精神在1945年卷“抗戰勝利”條目中出現。

關於“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編年史》根據其主要事跡發生時間或犧牲、辭世時間，在相關年卷以人物小傳的形式將英模人物單獨出條，或補充進相關條目。例如，1935年1月29日，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被俘，后英勇犧牲。《編年史》在此條目中加入方志敏的人物小傳，包括其出生年、籍貫、主要經歷及事跡等，並在條目最后注明“2009年，方志敏被評為‘100 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又如，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毛澤民被殺害，《編年史》即在當日為兩位先烈專門寫了兩段生平簡介。這是其他類型黨史著作很少用過的寫法。

作為一部內容豐富、體量龐大的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編年史》在政治把關、目標明確，結構設置、框架搭建，格式規范、細節完善等方面，作出積極努力，積累了大量經驗，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較為完備的編寫理論和工作方法。這些理論、方法與經驗，對今后編年體及其他類型黨史基本著作的編寫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同時，由於編寫組成員眾多，編著者水平有限，書中難免存在錯訛之處，也誠摯地懇請學界專家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待將來再版時予以修訂。

作者：李穎（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劉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