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擔”引出的故事

“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著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家裡小朋友在一遍又一遍朗讀課文。這篇課文題為《朱德的扁擔》，故事早有耳聞，我拿來課本細讀了一遍，可謂言簡意賅，意在言外。

該文的作者，即有“軍之良才”之稱的朱良才將軍。相關史料顯示，朱良才，1900年出生於湖南汝城，原名朱紹時。1925年任村農民協會委員。192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后隨朱德、陳毅到井岡山，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連黨代表、軍部秘書，后參加古田會議和二萬五千裡長征。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朱良才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秘書長，營救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失散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華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原北京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令人欣喜的是，2024年10月的一天，我與朱良才將軍的長子朱新加偶遇，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還贈我一些書籍資料。我認真研讀了《朱良才將軍畫傳》和朱良才將軍的回憶錄《風雨盤然》。此后，我和朱新加大約每周能見上一次，多次與他交談，向他請教，深入了解朱良才將軍的奮斗歷程。朱新加不厭其煩地介紹相關情況，並手書若干回憶材料給我。我對朱良才將軍產生濃厚興趣，深感朱良才的一生堪稱傳奇。

驍將之善戰

朱良才將軍自投身革命始，身經千戰，數次負傷，重傷仍不下火線，屢立戰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朱良才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剿”戰斗，為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1933年8月，朱良才與陳毅、蕭克、羅瑞卿等33位同志一道榮獲二等紅星獎章。黨史、軍史上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等戰役，朱良才都在前線指揮。

毛澤東同志《西江月·井岡山》是黃洋界保衛戰的贊歌，也是一首激揚的革命史詩。“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的不朽詩句，大家耳熟能詳。1928年8月，紅軍主力外出作戰，隻有兩個連留守井岡山，力量薄弱，敵軍想乘機“抄家”，便引出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朱良才率領紅31團1營1連，勇敢機智地擊退了一個團敵人的瘋狂進攻，守住了紅四軍的主要軍事基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守衛黃洋界的是我們兩個連，總共不到150人……敵人攻了幾次都攻不上去，死了不少人。每次打退敵人的沖鋒后，我們就趁機把那些死人身上的子彈搶回來自己用。當時，每人子彈隻有一排。就這樣，敵人攻了兩天，沒有攻上。我們憑險守住了陣地。下午4時許，我們把28團留在茨坪修械廠修理的一門較好的迫擊炮也抬來了，安放在我指揮陣地附近。我們向敵人發了3發炮彈，第3發炮彈正落在敵人的指揮所駐地——腰子坑爆炸了，敵人以為我主力紅軍回來了，嚇得跑了。我們趁勢追擊，繳獲了不少輜重。”可以說，他指揮發出的這關鍵一炮，逆轉了戰場態勢，使部隊以弱勝強。楊成武將軍回憶朱良才將軍時說：“井岡山斗爭時期，他（朱良才）參加了許多著名的戰役戰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黃洋界保衛戰就是突出一例。”

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紅三軍7師、8師、9師共3個師承擔正面阻擊敵張輝瓚師的任務。這次戰斗，張輝瓚被活捉，9000敵人被全殲，繳獲槍支8000余支。朱良才當時擔任紅9師政委，他和師長徐彥剛一道率領全師官兵參加殲滅敵張輝瓚師的戰役。戰斗十分激烈，他在師指揮所裡指揮戰斗時，敵人向他開了黑槍。身邊的同志勸他趕緊離開，朱良才說：“這樣關鍵之時，我怎麼能下火線？”

千鈞一發之際，朱良才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和師長商議后他領軍主動出擊，帶領突擊隊直搗敵師部，繳槍2000余支，大炮1門，繳獲敵電台1部，並俘虜電台的全部工作人員，受到毛澤東、朱德同志表揚。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豪邁地寫道：“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毛澤東、朱德同志親自接見了被俘的電台官兵，做工作讓他們參加紅軍，戰后，建立了紅軍第一部電台，無線電台的快捷聯系，對推動革命事業發展、應對敵人的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

良將之博雅

朱良才由母親撫養成人，家境貧寒，深知讀書不易，從小勤奮好學。高小畢業時，他考了全校第3名，人稱“中了探花”，在親戚幫助下到衡陽入初中學習1年。因戰亂輟學回鄉后，他與人共同辦學堂，教書3年。不同於許多工農出身的紅軍戰士，朱良才是“從教員到共產黨員”。參加革命時，朱良才既熟讀“四書五經”，又閱讀了不少維新派的書，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有理想的青年，“預感到舊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來”。加入革命隊伍后，朱良才不斷學文化、學理論、學政策，意志更加堅定，能力也迅速提升。

1929年12月，朱良才作為代表參加了對中國革命產生深遠影響的古田會議，他以切身體會多次談到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和對他的教益。宋任窮同志回憶說：“我和良才同志相識於1930年5月，當時，我由紅四軍3縱隊政治部宣傳科調到9支隊25大隊任政治委員，良才同志是9支隊政治委員……良才同志參加湖南農民運動前是小學教員，很會講革命道理。當時給我們講得最多的，是他親自參加的古田會議的情形。當他講到古田會議之前紅四軍中存在的一些錯誤傾向時，憂慮之情凝於眉間﹔當講到古田會議取得的偉大勝利，紅軍在黨的旗幟下達到了思想和政治的統一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時，興奮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在古田會議精神指引下，朱良才十分重視政治工作對部隊建設的重要性，被贊譽為“政治工作者的楷模”。特別是他注意抓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大力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和英雄模范事跡，對鞏固部隊、保証作戰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一名有文化、有格局的革命軍人，自會顯露非同尋常的水平。1932年3月，紅軍攻取漳州后，朱良才率部在一個叫海口的地方防守。愛國僑領陳嘉庚有一個公司在當地，要被部隊沒收。朱良才充分考慮當地實際和斗爭形勢，沒有沒收陳嘉庚的財產。而陳嘉庚為表示感謝，給紅軍官兵每人做了兩套軍衣，紅一方面軍有了統一的軍服。這是陳嘉庚第一次正面接觸共產黨人和紅軍，紅軍紀律嚴明，講究政策，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晉察冀邊區的抗日烽火中，朱良才目睹了白求恩大夫舍生忘死救治傷病員的英雄壯舉。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犧牲后，作為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朱良才，在邊區軍民舉行的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朱良才飽含深情地說：“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白求恩大夫，我們的加拿大布爾什維克，在大戰斗的時代裡，竟不幸與我們永別了！這不僅是我們晉察冀軍區的損失，亦且是中國抗戰的損失﹔不僅是中國抗戰的損失，亦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損失。這在我們邊區是失掉了一位忠勇嚴謹的工作者，在中國則失掉了一位懇切真摯的同情的友人。今天，我們全邊區的軍隊和人民，尤其是傷員同志，來哀悼這位偉大的為人類的正義與和平而獻出了生命的加拿大的老戰友，當覺得如何沉痛！如何淒楚！……像這樣一個同志，像這樣的一個為我們的自由獻上一切，最后獻上自己靈魂的老戰友，像這樣的一個為了人間真理而犧牲自己一切，把自己的精力盡瘁於異國的福利而毫不顧惜的偉大的崇高的精神，他應該永遠地活在我們的心裡，作為我們后者的指路明燈。”

朱良才所致悼詞的全文在《抗敵》三日刊上發表。80多年過去了，當我看到這段致辭時仍然眼熱，這些深情的文字中體現出的超拔眼界、寬闊胸襟都令人折服。

1941年秋，在獲悉“狼牙山五壯士”的英勇事跡后，時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立刻敏銳地意識到，這正是弘揚宣傳革命英雄主義、推動軍民關系建設的極好機遇，一定要把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跡留存下來，將他們作為榜樣和典型，來鼓舞教育部隊和后人。朱良才將自己的想法向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作了匯報，並與聶榮臻共同簽署了向狼牙山五壯士學習的政治“訓令”。同時，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當地軍民於海拔1000多米高的狼牙山主峰，修建了一座狼牙山三烈士塔。

烈士塔的設計圖紙由朱良才親自審定，他還命人將一首五言律詩刻在塔座上：“北岳狼牙聳，邊疆血火紅。捐軀全大節，斷后競奇功。疇昔農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戰史壯高風。”日寇聞訊后，用山炮將該塔擊毀。新中國成立后，此塔被多次重修。

在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期間，朱良才親自推動辦刊辦報，組建劇團劇社，以各種形式廣泛宣傳抗日救國。他先后組織召開多次會議，加強對邊區戲劇、文學、出版、新聞、藝術工作的指導，及時總結經驗、提出問題，使之健康發展。

在回憶抗戰時期的新聞和文藝工作時，朱良才說：“八年抗戰，晉察冀軍區的新聞、文藝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不僅活躍豐富了部隊的生活，鼓舞了士氣，而且培養了大批的優秀文藝工作者。像作家李英儒、柳杞、邵子南和谷岩，劇作家胡可、杜烽，作曲家張非、唐訶、晨耕，著名電影工作者汪洋，電影演員胡朋、田華，著名攝影家沙飛、石少華等等，都是在邊區這塊血火交融的土地上成長的。沙可夫、秦兆陽、劉白羽等文藝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到晉察冀邊區深入生活和指導工作。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盡管戰爭空前激烈，物質條件極端匱乏，可是文藝工作的活躍開展，卻有力地推動了對敵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朱良才將軍還親自撰寫了一批回憶崢嶸歲月的文章，內容精實，文風質朴，其中《朱德的扁擔》《一根燈芯》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儒將之通達

縱觀朱良才將軍的革命生涯，可以說壯懷激烈、九死一生。他1930年秋任紅9師政治委員，1931年初任紅15軍政治委員，后改任博生師（即紅14師）政治委員，紅34師政治部主任，軍委總衛生部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紅31軍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教導團政委兼團長，紅30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部長等職。

朱良才說：“就是這樣，短短的兩年中，我從師政委到軍政委﹔又從軍政委到師長兼政委、師政治部主任、軍委總衛生部政委，甚至，還兼上了連隊的黨支部書記。幾上幾下，幾大幾小﹔又文又武，又前又后，我都是不計較職務的高低大小，不考慮工作性質、環境的變化，一切以為了黨的事業需要為條件，黨需要我在哪裡做工作，我就在哪裡做工作﹔黨需要我做什麼工作，我就做什麼工作，一切聽從黨的安排。”

1955年8月，朱良才任北京軍區政委。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然而傷痛纏著他，尤其是左前額傷痛的加劇，常使他不得不放下工作。為此，身體不堪重負的朱良才焦急不安，自己擔任正職，一病休就會影響全軍區的工作，思來想去，他感到還是要以工作為重，要主動退下來，讓年富力強的同志接替自己。

當時朱良才年僅58歲，得知他這一想法后，不少人勸他最好邊治病邊工作，不要主動退下來。朱良才說：“如果從個人角度出發，我自然在台上好，可從黨的利益出發，我還是退下來，這樣對黨的事業有利。”有的好心人還找朱良才的夫人——老紅軍戰士李開芬，希望她勸止朱將軍退位。朱將軍對夫人推心置腹地說，咱們都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革命幸存者，為了黨的事業有什麼不能退的。主動讓位這個頭，我帶定了。

朱將軍的搭檔——同樣為開國上將的楊勇司令員，也曾當面勸慰他說：“老朱啊，你放心休養吧。等身體好了，再回來嘛！工作上的事兒，我們替你做，沒必要讓位。”朱良才將軍情真意切地跟楊勇同志說了自己的考慮，之后他還是向組織提交了申請辭去職務的書面報告。

為了盡快退下來，朱良才專程去找中央蘇區革命時的老首長——當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鄭重提出辭職讓位請求。周總理讓朱良才好好考慮考慮。之后，朱良才又兩次面見周總理，提出請求。1958年底，他申請辭去職務的報告，被中央正式批准。就這樣，朱良才成為新中國第一位主動讓位的開國將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同志都曾當面表揚他思想開明、顧全大局。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對請他擔任中顧委的顧問的提議，朱良才也婉拒了。他誠懇地表示：“顧問的位子也是有限的。位子，還是讓給年紀輕一點的同志吧。我就不當啦！”就這樣，他連顧問的位置也讓了。

朱良才將軍逝世后，聶榮臻元帥在致李開芬同志的信中寫道：“良才同志早在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編入紅軍，但到1932年4月打漳州時，我們才相識。那時他是紅三軍9師的政委。以后他參加歷次反‘圍剿’，作戰勇敢，戰績顯著。抗戰時期，大約1938年，他調來晉察冀軍區，任第3軍分區政委，以后又任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解放戰爭時期，為大量培養干部，軍區組建軍政干部學校，良才同志兼任副校長、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后，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可以說從抗戰開始就和我並肩戰斗，成為我的一位好戰友、好幫手……”作為聶榮臻元帥的“好戰友、好幫手”，朱良才將軍不但經過了戰爭年代血與火的淬煉，而且通過了和平年代名與利的考驗。這樣一位功勛卓著、高風亮節的老將軍，徹底看開了功名利祿，他的崇高品德令人仰之彌高！在他熠熠閃光的言行后面，可以看到中華文化給他打上的智慧通達的底色。

由《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我能認識朱新加，神交朱良才老將軍，感悟背后驚心動魄的故事，是多麼開心而有意義的一件事！扁擔既是扁擔，又不全是扁擔﹔扁擔挑的是糧食，又不只是糧食，負載的是一種至死不屈的信念和堅貞﹔扁擔是中國革命艱難困苦、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寫照。

（作者：毛定之）

來源：《光明日報》（ 2025年08月0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