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同志的調查研究方法給予我們的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學習陳雲同志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把調查研究作為決策的重要前提，強調：‘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雲同志參與了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雲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決策之前，陳雲同志總要做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

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並說自己有許多問題還不懂得。講到這裡，他說：“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並補充說：“他（指陳雲）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事實証明，陳雲同志的確是善於調查研究的楷模。他總結的關於調查研究的科學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永遠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要認真學習運用，結合實際發揚光大。

一、不帶框框是搞好調查研究的前提

調查研究的目的是弄清事實，並以事實為依據作出決定、制定政策。如果帶著框框、先入為主，勢必妨礙在調查中堅持實事求是，使自己閉目塞聽，對實際情況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官僚主義方面，主要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自我膨脹”，“有的對待上級部署囫圇吞棗、斷章取義，執行上級決定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或者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以前怎麼做就怎麼做，別人怎麼做就怎麼做，完全不顧本地本部門實際情況”。這樣的人搞調查研究，就不可能不帶框框，因此也不可能得到真實情況。

堅持實事求是，是陳雲同志的鮮明特點。他指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延安時期，在同毛澤東同志反復探討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話題之后，陳雲同志提煉出“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個帶有鮮明特點的“十五字訣”。在晚年一次談話中，陳雲同志對“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作了完整而詳細的解釋。他說：“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我們結合陳雲同志調查研究的實踐就會發現，他的調查研究之所以能不帶框框，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九個字。

陳雲同志說：“能夠聽到不同聲音，決不是壞事。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並不矛盾。”可見，他的“不唯上”的意思，是指對上級乃至中央的指示必須堅決執行，與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必須保持一致，但絕不能脫離實際、照搬照套，而要從本部門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才能把上級乃至中央的指示精神執行好。三年困難時期，由於自然災害和“大躍進”中“左”的錯誤，致使糧食大幅度減產，人民群眾普遍營養不良，不少人患上浮腫病。當時，中央決定由陳雲同志重新主持財經工作，他通過調研，感到安徽的“包產到戶”和田家英同志提出的“分田到戶”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作“包產到戶”也好，叫作“分田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中的號召：“全靠我們自己。”陳雲同志就此事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交換了意見，然后提出准備向毛澤東同志當面匯報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志勸他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意見。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系到黨的聲譽，關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怎能延誤時機。”后來，他還是見了毛澤東同志，當面陳述自己的意見。

可見，調查研究要做到掌握真實情況，前提必須是不帶框框。而要不帶框框，必須做到“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要想使調查研究得到實效，只能如此，別無他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並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對向組織講真話、報實情的黨員、干部，各級黨組織都要支持和保護”。不難看出，只要嚴格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做，就能遵循“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原則，使調查研究回歸本真。

二、深入細致是搞好調查研究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調查研究千萬不能搞形式主義，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點水’式調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虛心求教少的‘欽差’式調研，不能搞調研自主性差、喪失主動權的‘被調研’”。對於這種在調查研究上搞形式主義的做法，陳雲同志是特別反對的。他在晚年的一次會議上曾說：“調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個部一個一個地都拿本子在書記處會上念一道，大家東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會議的講一講就通過了。調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個星期跑二十二個縣，那樣無非是坐汽車走一圈就是了。這種工作方法太簡單。”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陳雲同志曾經四下農村搞調查研究。其中的第四次，是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到江浙滬三地調研，他曾15天吃住在青浦縣小蒸公社農民家裡，專題調研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政策調整問題。那時，中央已決定將“大躍進”期間實行的集體養豬改為“公私並舉、私養為主”，但對母豬是公養還是私養，尚無明確規定，下面都在觀望。所以，陳雲同志這次下農村調研的一個重點，就是要弄清楚母豬究竟公養好還是私養好。

那次調研，陳雲同志除了去農戶家中觀察養豬、種自留地、吃住情況，去田間和養豬場查看土地、農作物生長和集體養豬情況外，還聽取了公社黨委的兩次匯報，召開有農民參加的10次座談會，列出10個問題讓大家討論。調查中他發現，公家養豬的地方臟得一塌糊涂，小豬、大 豬、病豬、好豬都吃一樣的東西。農民家裡養的豬，干干淨淨，還捉泥鰍喂豬吃。在實地觀察中，他還發現農民常把瘦弱的苗豬放在母豬的第三個奶頭吃奶，一問才知道，那個奶頭奶水最多。僅此一事即可看出，陳雲同志的調查之細之深。最后，他得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的結論，並向中央寫出調研報告。

陳雲同志做工作總是一竿子插到底，絕不浮在表面，不搞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他了解問題非常注意細節，尤其關注數字。在1961年青浦調查的報告中，為了說明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陳雲同志引用了大量數據，用數字說話。他說，種雙季稻全年共收800斤上下，種單季稻一般收580斤上下。表面看，種雙季稻比種單季稻增產，但全面算賬，並不合算。首先，雙季稻的晚稻需佔用單季稻田寄秧苗，導致單季稻減產約150斤。其次，每畝雙季稻需用稻種合計55斤，而單季稻隻需用15斤，少用40斤。再次，種雙季稻后不能再種夏熟作物，而種單季稻還可種蠶豆或小麥，每畝可收80至100斤，扣除種子可收60至80斤。以上三項合計，種雙季稻雖然比種單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虧損250至270斤。另外，雙季稻用肥多，用工多。如果把這些肥料和勞力用到種單季稻，可增產60斤。兩相比較，種雙季稻顯然得不償失。毛澤東同志看過調研報告后說：“做調查研究，就應該向陳雲同志學習，用數據說話，讓人心服口服。”

三、聽取意見是搞好調查研究的重點

在陳雲同志提煉的“十五字訣”中，后六個字是“交換、比較、反復”。所謂交換，指的是交換不同意見。他說，人們看問題往往容易產生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全面的實際，如果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多傾聽不同意見，有利於掌握全面的實際，從而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據此，陳雲同志提出在調查研究中主要要聽取和了解不同意見，並進一步指出：“調查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他言辭懇切地對干部們說：“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於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所以，我們一定要虛心，多聽不同的意見。還應該看到，事物是很復雜的，要想得到比較全面的正確的了解，那就必須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經過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來。”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農村調查中，陳雲同志一再談到要聽真話的問題。他指出，下面不說真話，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領導就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這是十分危險的。“一個領導機關聽不到反面意見，很危險。提倡講老實話，但是要有講老實話的條件。”陳雲同志每下農村蹲點調研，之所以喜歡到他的家鄉或從事過農民運動的地方，就是為了能聽到真話。因為那裡的老鄉了解他、信任他，肯把心裡話對他講。比如，三年困難時期，青浦的農民對干部不參加勞動、說大話、缺少自我批評不滿，說干部“嘴唇兩張皮，翻來覆去都有理”,“干部吹牛皮，社員餓肚皮”，“干部出風頭，社員吃苦頭”。對於這些意見，陳雲同志不僅耐心聽，而且主動承擔責任。他在干部座談會上講，我們的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是我們中央的幾個同志工作沒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1959年陳雲同志做工業調查，召開煤炭工業座談會。考慮到“反右傾”以來，一些人不敢講真話，他在座談會開始時，先鼓勵大家解除顧慮。他說，這是調查研究的會，不是在喇叭（指麥克風）前面講話，要“無所顧忌地隨便地講，要左思右想地考慮問題，不要怕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他特別叮囑，在座談會上“報告情況不是評功擺好，而主要是講存在的問題”。在他的鼓勵下，座談會開得既生動又實在，大家暢所欲言，就一系列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找出當時煤炭工業各種問題的症結所在，使煤炭行業調整有了明確方向和良好開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到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調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2023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引用了陳雲同志“十五字訣”的前面九個字，要求在調研中“聽真話、察實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這些說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陳雲同志關於在調查研究中要注重聽取不同意見的主張，是高度認同的。

四、端正目的是搞好調查研究的根本

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抓住老百姓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切實把調研成果轉化為解決問題、改進工作的實際舉措，防止調查多研究少、情況多分析少，提出的對策建議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決實際問題”。

陳雲同志搞調研，無論是親自下基層蹲點還是到多地考察，或者派人下去、請人上來，都是為了核實文件中反映的情況，以及了解文件中沒有反映的情況。因此，他隨行的人很少，也從不通知報社，不帶記者。為了不打擾當地干部，他也很少讓他們陪同。全國解放前夕，陳雲同志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主任。上任伊始，面臨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穩定新解放區尤其是上海的物價，以保証解放軍繼續南下作戰和安定城市人民生活。為此，他帶領中財委少數干部，乘一節火車前往上海調研。當時，鑒於上海水陸交通不便，又常常遭受敵機轟炸，煤、糧、棉等原料運不進，工廠的產品運不出，一度醞釀將工廠和學校遷往外地。陳雲同志經過調研發現，工廠搬出去，原料問題解決了，卻會出現廠房、電力、機械維修等無法解決的新問題。所以，決定讓上海工業的主要部分留下來，想辦法克服困難。事后証明，這個決策對於上海在國民經濟恢復乃至后來各個時期發揮經濟中心作用，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這樣一次重要的調研活動，竟沒能留下一張照片。

陳雲同志深知調查研究是為了弄清情況、拿出辦法。因此，他認為調研本身可以有不同方法。他曾說過，“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后一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所謂真，就是他們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講心裡話。因為他們信得過你，知道你不會整他們。我就有這樣一些朋友。所謂快，就是當問題處於萌芽狀態時，就能夠及時發現。所謂廣，就是全國各省市各行各業，都有許多高中級干部（包括離休、退休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后一種調查研究比前一種調查研究更重要一些。兩種調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1953年，陳雲同志為解決糧食購銷矛盾，在通過調研拿出的8種方案中，選出“統購統銷”作為國家糧食工作的大政策。后來，通過農村調查，他了解到有的地方存在將“產量估高了”、征了“過頭糧”、調劑用糧無法買賣、留口糧缺乏標准等問題。於是，他一方面指出對統購統銷政策必須堅持，有缺點、有漏洞可以補充改造，不能動搖﹔另一方面，要求對統購統銷進行“補課”，建議在統購統銷基礎上，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辦法，結果人心大定，使統購統銷成為很長時間內我國解決糧食購銷矛盾的基本政策。

正因為陳雲同志明確搞調研的目的是為了解決關系人民利益的問題，因此，無論遇到什麼問題，他總要把民生擺在經濟建設的首要位置，時時處處關心和維護群眾的利益。1956年，陳雲同志兼任商業部長，提出做好商業工作一定要加強政治觀點和群眾觀點。他說：“商業工作，包括賣雞、賣蛋，都有其政治意義。商業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六萬萬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廣大的城鄉人民對我們是否滿意。”1957年，他在13個省、市蔬菜會議上指出，“保証蔬菜供應，穩定蔬菜價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購買力愈低的人，對這個問題就愈關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應問題，其意義絕不在建設工廠之下，應該放在與建設工廠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隻注意工業建設，不注意解決職工的生活問題，工人就可能鬧事，回過頭來還得解決”。1961年，他通過在家鄉青浦調查，提出我國的集體耕地佔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再增加一點自留地比重不會動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說：“在當前農民口糧不足的情況下，農民最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是‘吃飯還是吃粥’。多分一點自留地，可以使農民多得一點口糧，對鞏固工農聯盟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好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三年困難時期，全國糧食緊張，人民營養不良。陳雲同志通過咨詢專家了解到，人浮腫主要原因是缺少蛋白質，而大豆的蛋白質含量高，在缺少肉蛋的情況下，可以用大豆補充。於是，他提出每年拿出30億斤大豆，給6000萬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發3斤。他還建議動用一些鋼材制造機帆船出海捕魚，再壓縮一部分生豬出口，以便使大中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增加半斤魚半斤肉。他說：“目前，這樣的問題，是國家大事。如果六千多萬人身體搞得不好，我們不切實想辦法解決，群眾是會有意見的。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他還指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高調查研究質量，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准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准確把握基層所需、群眾所盼，使決策更加符合實際，更加符合人民群眾願望。”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全球性問題加劇，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我們必須進一步用好調查研究這個傳家寶，以深化調查研究推動解決發展難題，把真實情況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觀規律認識得更透一些，為做好各項工作、擔當作為打下扎實基礎，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作者：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來源：《紅旗文稿》202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