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冀中地道戰的戰術演進與策略運用

冀中平原主要是指以平漢、津浦、北寧鐵路及滄石公路為邊界的中間區域，地理上屬於華北平原的一部分。冀中平原臨近平津，包括石家庄、保定、廊坊、衡水、滄州等 50余市縣，是控制華北平原的戰略要地。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其機械化部隊在冀中平原上快速推進，依托其機動性配合優勢兵力展開大規模“掃蕩”，給冀中根據地帶來嚴峻考驗。在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持久戰理論指導下，冀中軍民依據平原地區的地理特征，能動地改造自然環境，逐漸發展出了新型的平原游擊戰術——地道戰。冀中地道戰，是持久戰思想指導下平原游擊戰術的一次創新，其戰術演進與策略運用，極大豐富了中共平原游擊戰的戰斗邏輯與實踐，對研究八路軍在華北敵后的生存策略有重要意義。本文擬以冀中地道戰的整體發展演變為線索，探究地道戰術的完善過程及其適用條件，以期深化對中共平原游擊戰及背后斗爭策略的認識。

一、地道工事的出現：應對日軍“囚籠政策”的必然產物

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人們早就意識到地下戰斗的重要性，但歷史上對地道的使用多為孤例或非常規的作戰手段。中共在抗戰時期將地道戰與人民戰爭相結合，使其成為平原游擊戰的重要形式，在戰術層面發展到新高度。

1937年 10月，時任人民自衛軍司令員呂正操率部北上冀中平原，次年部隊改編為八路軍第 3縱隊並成立冀中軍區，開辟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1939年 1月，賀龍率 120師主力穿越太行山開赴冀中，部隊整合后冀中根據地擁有部隊 10萬人，控制 42個縣，所轄人口約 700萬人。冀中根據地憑借在頻繁戰斗中摸索出的平原游擊戰術予敵以有力打擊，逐漸被日軍視為其“治安肅正”政策的新威脅。1940年 3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副長平田正判認為：“今后討伐肅正的重點必須指向共軍。”不過日軍初期單純的軍事行動收效甚微，面對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傳統“掃蕩”無法給中共軍隊造成實質性的威脅。

1941年，岡村寧次接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為了有效克制八路軍的游擊戰術，扭轉軍事上的不利局面，岡村寧次開始進一步推動“治安強化運動”，在軍事方面重點強化此前用力不足的碉堡戰術與“囚籠政策”。據統計，1940年 11月，日軍在冀中僅有 540個據點，到 1942年 2月末，冀中的碉堡數量增長至 1300個，而到 1942年末，已建成的據點和碉堡數量更是達到了 1753個，是 1940年的 3倍多。

經過大規模的建設和地形改造，在冀中平原之上，平均每 4.5個村庄就有一個碉堡或據點。這些碉堡據點互相連接，把整個冀中平原分割成細密的小塊，針對八路軍游擊戰術的“囚籠”正式形成。日軍“囚籠政策”的核心，就是在特定區域內投放大量的人力物力，通過建設溝牆等障礙削弱八路軍的機動性、封鎖其物資人員流動，同時以據點、道路網增加日軍的示警和機動能力，以使各點之間能夠及時預警、響應並隨時分割包圍目標。

“囚籠政策”極大地限制了八路軍的游擊戰術。呂正操將平原游擊戰的戰略戰術總結為“兜圈子繞影壁”“交通戰爭”等形式，其核心皆要求部隊具有“施傳如意”的機動性。但在日軍封鎖之下，中共正規軍和民兵的活動都難以正常開展，以往所採用的快速機動、破壞交通等平原游擊戰術，無法繼續有效發揮作用。1941年 12月，日軍進攻冀中十分區，在地方黨政民組織遭受嚴重損失之下，十分區原有陣地基本丟失，中共主力部隊全部退出。

為了徹底消滅冀中的八路軍主力，1942年 5月 1日至 6月 20日，日軍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五一大掃蕩”。據相關統計，此戰中日軍出動的准確兵力在 1.7萬人左右，冀中軍區主力軍則在 1.4萬人左右。盡管敵我雙方軍隊在數量上相差不大，但在“囚籠”圍困之下，八路軍活動受限，日軍機動能力則進一步提高，加之日軍在軍事裝備和戰力上的優勢，此次大規模“掃蕩”給冀中根據地造成巨大打擊，各軍分區和縣、區游擊隊僅能在很小幾塊地區留下少量部隊。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主任參謀島貫武治聲稱，這次“在政治戰略上可以說是改進的最完善的作戰……摧毀了冀中軍區”。

這一時期的冀中形勢極為緊張，原來的游擊戰術幾乎無以為繼。冀中定唐縣民兵回憶稱，日軍的封鎖網不僅密集且鐵路沿線看守也在加強。特別是 1942年初，據點碉堡建成之后，“廣大群眾再無活動之處，因敵人掃蕩隻有轉入地下，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1942年 6月，大“掃蕩”的損失使得毛澤東作出了華北斗爭極其殘酷，“要熬過今明兩年須費極大犧牲”的判斷。中共欲保存實力、等待時機，就必須尋找能夠打破敵“囚籠政策”的新戰術。

早在日軍“囚籠政策”鋪開之初，冀中領導人便察覺到了逐漸嚴峻的形勢並嘗試作出應對。在打破日軍封鎖的斗爭實踐中，冀中軍民開始因地制宜地挖掘地道，利用其隱蔽性特點以保存自己、防御敵人。早在 1941年，日軍在包圍清苑縣時就發現中共武裝在一些村庄內挖了地道，並依托其構筑起防御陣地。1941年秋，冀中軍區政治委員程子華到蠡縣等地視察，在向區黨委所作的匯報中肯定了地道的效力。1942年初，冀中區黨委在談及民兵訓練時指出，地道可以被“殘酷地區利用為民兵進攻與防御，及群眾進行逃避敵已突然包圍的道路”。“五一大掃蕩”期間，冀中軍區進一步意識到地道在保存有生力量上的作用，指示各地應“抓緊一切空隙將地道挖成，地區可發展地洞”，並以此“配合爆炸反對敵人抓捕”。在“五一大掃蕩”之后，很多干部依靠地道掩護躲避危險，因此時常有干部說：“假如沒有地洞，我也犧牲幾個過了。”這一時期，地道作為一種軍民自發創造的用於應對日軍“掃蕩”的地下工事，在保護、防御、隱藏方面的效果初步顯現，但它尚處於初期階段，功能和作用尚不完善。

二、地道戰的初期實際：在主客觀條件限制下功能尚未完善

依托“囚籠”圍困和大量投放兵力，日軍對冀中平原展開了細密的“剔抉”。剛剛誕生的地道戰術在面對大規模“掃蕩”時，不足之處逐漸暴露出來。

定縣的北疃村是依托地道展開對敵斗爭的模范村庄。日軍“掃蕩”開始后，中共定縣縣委書記趙鐵夫、縣游擊大隊政委趙樹光、大隊長范棟申親自在這一帶領導群眾挖地道、修工事，進行備戰工作。北疃村建有連接全村及村外的地道干線、支線，並且村庄配合地道設有掩體工事。守備部隊對於開展地道戰進行了精心准備。但即便如此，“五一大掃蕩”期間此處卻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北疃慘案”。日軍在包圍北疃村時施放毒氣，殘殺百姓 800余人。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晉察冀日報》紛紛發電譴責日軍暴行。檢視這場戰斗，或可對地道戰在發展初期面對日軍大規模“掃蕩”時的不足有更深入的認識。

“五一大掃蕩”開始之后，負責在定縣、沙河一帶“掃蕩”的日軍步兵第 163聯隊聯隊長上坂勝接到上級命令，指示其所部在作戰時試驗毒氣筒在地道中的使用效果。

1942年 5月，日軍在沙河一帶“掃蕩”日漸頻繁，附近十余個村的百姓紛紛逃往北疃村避難。27日，第 163聯隊第 1大隊接到情報，稱有共軍正在北疃村附近修筑地道。大隊長大江芳若於是率所部 319人從各駐點出發，採取離開道路、機動前進的方法，在拂曉以前包圍了北疃村並於天亮時發動進攻。正在附近“掃蕩”的日軍步兵第 110聯隊第 11中隊小田貞良部聽到此處激烈槍響，也在隨后加入戰斗。

駐守北疃村的軍民依靠村子周圍的土牆和屋頂的槍眼進行了頑強抵抗，有效遲滯了日軍進攻。但由於敵眾我寡，在逐漸不敵之后，游擊隊和民兵退入地道繼續戰斗。大江芳若回憶稱：攻入村中之后，一直堅持戰斗的“敵兵”突然不見蹤影，但己方仍會受到手榴彈和地雷的襲擊，經過探查之后才發現了地道入口。隨后大江芳若立即派人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內地道口，並切斷了通向西城村的地道。每找到一個地道口，日軍都如法炮制，施放毒氣。據幸存者稱，當時“老百姓在洞內被熏的大哭大叫，眼睛流淚、鼻子流血”。而由於地道狹窄，無法忍受的人只能從死人身上爬出地道，僥幸逃過毒氣的人也被日軍刺死或俘虜，以掃射、火燒等殘忍手段殺死。28日清晨，日軍再次對地道內部進行“掃蕩”，直到下午 4點方才集結返回定縣。大江芳若回憶稱：“村內地道及地下室內充滿了頑強抵抗的敵兵，因而將其全部殲滅費了很大力氣，繳獲頗多。”實際情況卻是，其所謂“敵兵”大部分都是各村避難的百姓。此外，返途時日軍還讓被抓的 60多個村民換上軍裝，將其喬裝成八路軍俘虜押送定縣監獄。1956年，新中國特別軍事法庭對該案進行調查，日軍在此戰中殺害居民 800余人，其中強奸婦女 35人、抓捕 62人、燒毀民房 36間，僅北疃一村就有23戶人家被殺絕戶。如此慘重的傷亡，給當時冀中地區的游擊戰爭和地道斗爭帶來了血的教訓。

從客觀條件上看，中日雙方的軍事實力差距過大，是此次慘案發生的主要原因。北疃戰斗中日軍出動兵力近 400人，而駐守北疃的中共武裝隻有兩個縣游擊中隊，三個區小隊和部分民兵，人數在 200左右。這點武裝力量，除了戰斗外還要掩護周邊不斷涌來的近千名普通民眾。而且，北疃戰斗中日軍自 27日凌晨開始進攻，直到 28日下午方才撤離，戰斗及佔領時間長達兩天。兵力和時間的充足使得日軍在面對地道抵抗時可以從容地包圍和封鎖，逐一尋找地道口並不惜耗時耗力地破壞地道。況且日軍在此戰中向地道中施放毒氣，更使地道中的人無法安然躲藏，損失慘重。

從地道戰術角度看，此時的地道側重於躲藏和轉移，戰斗功能缺失，也是造成軍民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由於功能不完善，軍民在地道中僅能被動躲藏，無法開展有效戰斗，當日軍使用毒氣和進行長時間圍困時，躲藏在地道裡的軍民只能被動挨打，幾無還手之力。對於這一點，中共方面在戰后也立即進行了分析。《晉察冀日報》認為造成北疃慘案的重要原因有三。除缺乏組織性外，另外兩點都集中在地道設施的不完善上：一是洞口等處缺乏武裝保護，二是地道沒有防毒設備。時任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在 1942年 11月撰寫的《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爭》中，進一步指出周邊村庄地道挖掘不夠普遍的問題。這一方面導致周邊村民擁擠一處，另一方面造成村庄被包圍之后既得不到援助也無法依托地道轉移的局面。北疃村在成為日軍重點進攻目標情況下，不僅無法得到周邊的援助，地道本身的躲避、轉移功能也極大受限。

地道戰發展初期存在的這些缺陷，主要是因為此時的地道挖掘還是根據地軍民偶發的小范圍的行為，功能不夠完善，又缺乏統一組織，互相不能連通，經驗也無法及時共享。然而，地道戰的發展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其在初期之所以未能快速發展主要是因為存在著許多限制條件。

從主觀上看，作為一條新的地下斗爭道路，地道戰的形式雖然已經被中共注意到，但其時重視程度不足，對地道的作用和功能認識尚不全面，甚至有干部認為地道是逃跑主義，主張將其回填和敵人硬碰硬。1942年 3月，冀中行署、軍區司令部、武委會曾聯合發布指示信，要求開展地道斗爭。雖然從指示內容看，其中對地道建設的經驗介紹非常具體且詳細，但地道戰並未在此后快速發展起來，程子華在總結北疃慘案的發生原因時還多次強調地道戰開展得不夠普遍。

從客觀上看，地道戰初期所處的斗爭環境以及地道挖掘本身耗費甚大等是限制其發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地道戰是在日軍施行“囚籠政策”進行大“掃蕩”期間產生的，當時的根據地軍民在嚴峻形勢和“囚籠”的空間隔絕下，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組織大范圍的挖掘行動，因而地道只是點狀和零散地分布在少數村庄。此外，地道挖掘是個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作支撐。盡管初期相關史料缺乏，但挖掘耗費巨大可以從后期史料推知。比如，1944年冀中“完成后之地道，可能已達二萬五千裡，其勞力之大從此可見。此外挖地道時還要很多的家具，如筐子、鋤、鎬，特別是點燈油，每村均在數萬元款的開支”。據計算，保定曲陽縣 1945年新挖地道 26280丈，人力、燈油、木柴等資源價值 2000萬元，每 1米地道就需要消耗 230元的物資。地道挖掘花費之巨，導致其在初期只能是小范圍的自發行動。在沒有政府統一領導、經濟支持的情況下，各地很難自行建成結構完善的地道。

總的來看，地道戰在形成初期由於主客觀方面的諸多限制，沒有擺脫自發性和孤立性的特點。面對敵人聲勢浩大的“五一大掃蕩”，初期的地道工事不僅在防御能力上捉襟見肘，而且主動對敵的戰斗能力也明顯不足。在地道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單一或少量的村庄實際上是無法開展有效戰斗的。“五一大掃蕩”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斗爭，戰爭形勢和敵我力量發生變化，地道戰作為中共堅持敵后斗爭的重要手段，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

三、地道戰的完善與提升：形勢變化與力量消長之下的戰術博弈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在戰略相持階段，“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地道戰是誕生於戰略相持階段的平原游擊戰術，它的發展與戰爭形勢以及敵我力量的變化密切相關。

從日軍方面看。一方面，“囚籠政策”的開展極度依賴日方的軍隊數量和質量，而自進入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優勢漸顯，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不斷失利，日本大本營和參謀本部不得不作出了戰略收縮的決定﹔另一方面，“囚籠政策”的開展和維持，致使其兵力和裝備不斷分散，而長期的分散部署，也使日軍“上級指導官不能充分監督指導，形成怠於討伐和放鬆警備的傾向”。隨著兵員數量捉襟見肘，日軍不得不放棄部分據點以便集中兵力。1944年秋，華北方面軍高級參謀寒川吉溢在回憶這一時間的“治安”狀況時直言：日軍在冀中佔領的 400個縣裡，基本未配備兵力、聽任中共活動的就有 139個縣。想要克制八路軍的游擊戰術，日軍需要投入大量兵力並分散部署以形成對冀中的嚴密控制，但隨著日軍頹勢的逐漸顯露，無論是部隊兵力還是人員素質都無法繼續滿足“囚籠政策”要求，這在客觀上為中共大力發展地道戰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中共方面看。1942年 10月，劉少奇奉命返回延安的途中在八路軍總部麻田縣暫時休整。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得知后便從冀中趕赴晉東南向劉少奇匯報工作，並請示了關於地道戰的問題。劉少奇了解情況后，肯定了地道戰在冀中的發展前景，並提出應該把地道戰提高到游擊戰爭的高度，即“由防御的形式逐步轉為既能防御又能進攻的形式”，通過神出鬼沒的地道戰“迫使進入根據地的敵人，陷於草木皆兵的被動地位”。劉少奇對地道戰的發展方向也作出指示，諸如將地道戰和群眾動員與政治斗爭相結合、地下斗爭和地上斗爭相結合、強化地道的隱蔽性等。劉少奇的指示，不僅堅定了冀中黨組織對發展地道戰的信心，而且進一步從戰略和戰術的高度指明了地道戰的發展方向，對於地道戰的快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一大掃蕩”之后，冀中平原上客觀的戰場環境不再適合大規模軍隊作戰。根據地大股部隊和干部的活動變得極為困難，處處受到溝牆、碉堡以及日軍交通網的限制。在這種局勢之下，部隊只能減小軍隊和斗爭的規模。冀中的抗戰形勢此時呈現出以小部隊活動為主的特點，地道戰在小規模戰斗方面的優勢逐漸顯露，這種形勢的變化和斗爭形式的轉變為地道戰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在劉少奇認可並指示地道戰的發展方向后，1942年 11月，冀中區臨時區黨委表示“將來可廣泛開展地道斗爭”，進而要求各級黨委大量挖掘地道，並將其適當連接以作准備。

按照劉少奇的指示，冀中根據地將地道戰和政治動員相結合，將紙面的號召落實成了廣泛的群眾運動。冀中自上而下各機構，紛紛發布有關地道挖掘、人力分配等經驗介紹的文件。1942年冬季，易縣由黨政軍民各部門成立縣區村地道委員會，以指導和介紹經驗。1943年冀中軍區提出“創造村落游擊戰、村落連環防衛戰”的戰術，強調發動群眾打通村中地下、地上、屋頂的線路開展游擊戰。1944年之后，地道挖掘更是由根據地政府直接計劃並組織領導，所消耗的經費和物資也都由政府提供。地道挖掘在各級機關的組織領導下開始在冀中根據地內廣泛開展。

地道的挖掘不僅增加了中共部隊的活動空間，使冀中的抗戰形勢得以好轉，同時以村為單位開展的小規模戰斗，使中共武裝在此過程中能夠不斷積累經驗、培養民兵，具有一定戰斗能力的村庄數量迅速增加。1944年末，侵華日軍負責保定地區警戒的第 63師團師團長野副昌德中將面對該地區游擊戰的活躍，在其年終述感中寫道：“剿共戰已變成地道戰”。以保定附近的定南縣為例，到 1945年，全縣 314個村庄中僅上報的挖有地道的村庄就有約 160個。地道長度在 1000丈以上的村庄 19個、200到 1000丈的村庄約 95個、200丈以下的村庄46個。經過推廣發展，此時冀中平原的地道已經發展成家家互通、密如蛛網的地下網絡，“重新創造了一層地下的抗日根據地”。

地道戰斗爭實踐的發展也推動著中共地道建造經驗和戰術思想的日益完善。按照劉少奇“既能防御又能進攻”的戰術設想，冀中軍民吸取以往經驗，在利用地道的基礎上，充分配合傳統的地雷戰、麻雀戰等地面斗爭形式，發展出了把挖掘地道與改造村落相結合的村落地道戰術。其核心就是對村庄地上、地下空間進行充分利用與改造，不僅在村庄的四周筑起圍牆，封大路留小路，依托村庄層層構筑工事，而且在村內將堅固的高房用來構筑戰斗崗樓，其余各房之間則搭架天橋，各家之間掏牆連院，各地道之間互相打通，構成村沿、街內、院內和房頂、地面、地道橫縱各三層的交叉火力系統。然后，以野外地道為紐帶，把村庄、地道、野外組成一個“立體”的作戰陣地。這種地上地下、村裡村外的聯防改造，充分利用了華北地貌、土壤、作物、村落、民房等地理特征，把村落建設成為可攻可守、可進可退的戰斗堡壘，將保存自身和消滅敵人有機結合起來。冀中廣袤的平原，被改造成了立體多樣、縱橫貫通、攻防兼備的戰斗系統。

除了對村庄進行改造以增加戰斗能力之外，加強地道隱蔽性的思想也備受冀中軍民重視。地道戰術的核心即在於出其不意，而一旦地道口、射擊孔或通氣孔被敵人探知，不僅效果會大打折扣，地道中的軍民也會陷入危險之中。因此，這一時期地道的發展就特別注意內部各種設施的隱蔽性和武裝性。1944年，日軍的《剿共指南》中提到，中共會通過獎勵種植高稈植物並禁止割取，以掩護地道的行蹤。對中共部隊來講，一旦在作戰中戰力不支就需要退回到地道之中，因此地道口的偽裝也顯得格外重要。其往往是配合村內的各種設施，如牲口槽、炕席、鍋台等處。此外，為了防止敵人發現洞口后掘開地道，中方會在洞口附近埋上拉發地雷，旁邊另挖一條平行地道並設置槍眼。敵人如果掘開地道則可引爆地雷將洞口炸塌掩埋，進入則民兵可以利用射擊口攻擊，之后從其他洞口撤離。

在中共有組織的領導和改造下，冀中地道工事日臻完善，很快就在對敵斗爭中顯現出巨大威力。1944年 12月，日偽軍三個大隊合擊石井村，剛到村口就引爆了預埋好的地雷，死傷慘重。隨后，村內 32名民兵分四路迎擊。村東北處民兵依托院落工事，抗擊敵人三次沖鋒后才進入地道，其他組在掩護群眾隱蔽后也於地道內會合。日偽軍進村后分散各處，搶奪糧食牲畜。民兵通過地道在村庄各處不斷轉移，利用門樓、高房不時開槍打散敵人集結並造成殺傷。一隊敵人在某處院內發現洞口，剛欲破壞就被民兵拉炸地雷炸死炸傷，其他各處的敵偽也不時遭到民兵的開槍襲擾。戰斗由夜半打至次日黃昏，日偽軍被迫撤離。此戰，共發生戰斗 13次，民兵消耗子彈 300發，手榴彈 30枚，地雷 9枚，自身無傷亡，堪稱村落地道戰術的經典運用。

地道戰的戰術精髓在於：依靠地面陣地節節抵抗，待日軍進入村庄之后則轉入地下，通過地道靈活轉移，四處出擊﹔把地道和村落相配合，增加民兵的活動范圍﹔通過廣設射擊孔，配合地雷戰、麻雀戰等多種戰術，使得進入村庄的敵軍哪怕已經佔領了村庄，也要時刻面臨不確定的子彈或是地雷炸死炸傷的風險。面對中共的地道戰，日偽軍在身體和精神上都面臨極大的壓力，最終往往只能無奈撤退。正如時任冀中軍區司令員的楊成武所言：“冀中地道創始於‘五一’前，而廣泛應用是在‘五一’后。”

抗戰后期，隨著日軍在華頹勢的逐漸顯現，以及地道在整個冀中平原的推廣，中日雙方力量消長變化明顯，地道戰術的作用也順應這種變化愈發凸顯。從戰斗記錄來看，村落地道戰總體上以小規模戰斗為主：日軍方面很少出動千人的規模，且大多數是偽軍﹔中共方面參戰的也多是數量不大的游擊隊和民兵，一般限於二三十人左右。因此，中方依靠村庄開展地道戰、游擊戰的戰術，恰好與日方戰爭后期兵力的分散部署及戰斗力降低的形勢相適應。此消彼長之下，中日雙方在冀中平原呈現出短暫且微妙的平衡狀態。不過這一平衡很快就被打破。地道戰配合傳統游擊戰進而形成的村落地道戰術，為抗戰勝利的最后到來積蓄了充足的力量。抗戰后期，中共不斷展開局部反攻，解放區范圍迅速擴展至冀中大部分地區。

四、結語

地道戰的產生和發展是冀中軍民適應斗爭環境堅持抗戰的結果，是中共游擊戰思想在平原地區的一次創新實踐。地道戰的開展，將常規的地面游擊戰轉入地下，創造性地拓展了游擊戰的戰術空間，在敵佔區開辟了全新的立體化、多層次的戰斗場域，在保存自身力量的同時予敵以有力打擊。這一創新實踐的意義和價值不僅限於戰術層面，更延伸至戰略和戰爭理論領域。地道戰的形成和發展依賴於統一的領導、有效的組織、廣泛的動員、有力的推廣，是中共堅持對日斗爭、堅持群眾路線、堅持獨立自主、堅持創新創造的結果。抗戰后期，在中共的大力推廣之下，地道戰不僅在冀中，而且在冀南、冀東等平原地區得以迅速開展。隨著地道戰的廣泛開展，日軍逐漸深陷中共領導的人民戰爭的汪洋之中，攻守之勢發生巨大變化。而且，地道戰的經驗和戰術的發展並未在抗戰勝利后中斷，遍布冀中平原的地道在解放戰爭中仍然繼續發揮著“保存自身，打擊敵人”的作用，意義和價值影響深遠。

作者：王光耀，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