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揚黨的七大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作者:李忠杰    發布時間:202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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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黨的七大勝利召開8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黨的七大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黨代會。這次大會不僅為爭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基礎,而且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經驗,把延安精神升華到新的階段,對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堅持獨立自主方針,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舉行。在開幕式上,毛澤東首先致開幕詞,隨后,朱德第一個發言。朱德開門見山說的一句話就是:“這次開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我們自己修的房子裡開會。過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開會。”

這句話非常朴實,但又意味深長,實際上是一句雙關語。從會場來說,從一大到六大,大部分都是租房子。六大更是蘇聯的房子。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是1942年專為召開黨的七大蓋起來的。房子只是一個象征。在房子的背后,是中國共產黨走向獨立自主的堅定步伐和歷史進程。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從黨的一大開始,每一次黨代會,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召開的。特別是1928年的六大,不僅在莫斯科郊區一座庄園裡召開,而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專門成立了由布哈林等人組成的委員會。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成立了11個小組,負責起草文件的工作,向中共提交了11個草案。六大會議的內容和中央委員會、中央領導機構的人選,基本上都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但黨的七大完全不同。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實行戰略轉變,宣布一般不干預各國黨的內部事務。到1943年,共產國際宣告解散,中國共產黨結束了與共產國際的組織關系。因而,七大是在沒有共產國際指導或干預的情況下召開的,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黨代會。

黨代會的發展變化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逐步走向獨立自主、堅定走自己革命道路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先是接受了蘇聯的一套理論和革命模式。1922年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給予中國共產黨以很大的支持和幫助,但也帶來了不少消極的影響。在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走出了一條與蘇聯完全不同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獨立自主作出了事關自身命運的重大決策。獨立自主,后來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黨的七大,是黨堅持獨立自主方針的一個關鍵性節點和歷史性標志,也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之一。

堅持正確政治路線,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

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是《論聯合政府》。為什麼黨的代表大會要集中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並使用這樣一個標題呢?原因是,當時抗日戰爭的勝利已無懸念,但勝利后的中國向何處去,已成為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問題。而聯合政府問題,是選擇何種道路的一個焦點。毛澤東說,現在全國總的任務是建立統一中國一切力量的民主聯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採取這種態度。

在七大開幕式上,毛澤東所作的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揭示了聯合政府問題的實質。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

圍繞著聯合政府問題,毛澤東全面、系統、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動綱領,即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同時論述了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一般綱領與具體綱領。還系統闡述了“關於資本主義”和“准備轉變”等11個方面的政策問題。

黨的七大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此,就形成了黨的七大的政治路線。這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抗戰勝利后,由於國民黨的頑固拒絕,建立聯合政府的目標沒有能實現。但黨的七大關於聯合政府的思想蘊含了很多關於未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思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新中國的國家政權基本是按照七大的思路和構想建立起來的。

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切實推進“兩個結合”

中國共產黨在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既取得過巨大的成績,也遇到過不少曲折。在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毛澤東使用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表述,張聞天明確提出“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

1941年,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釋。1942年,又為中共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成為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最集中的中國化表述。

延安整風運動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全黨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線,破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思想枷鎖。延安整風為黨的七大的順利召開作了重要准備。

在黨的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毛澤東以生動詼諧的語言說道:“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在堅持第一個結合的同時,黨的七大也在實際上體現了“第二個結合”。

1943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

黨的七大提出,對於中國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毛澤東精通傳統文化,善於運用各種典故。在關於七大工作方針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到黨從小到大的發展時,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並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但是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中國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

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用整整4180字的篇幅,深入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和崇高地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和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報告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歸納為九個方面。黨的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終於正式確立。這是黨的七大的一個最大成果和突出貢獻。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岡野進在七大開幕式的致辭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四年的斗爭中,創造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

正確對待歷史問題,科學總結歷史經驗

黨的七大召開之前的六屆七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在11個月的會議期間,先后召開了8次全體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38年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有一段內容是:“國際認為,中共七次大會要著重於實際問題,主要著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七大決議要特別注意短期的、實際的東西。”

但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執行這個指示。毛澤東希望先通過整風統一全黨的思想。原來七大的一個重要議程,就是討論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但后來情況發生變化。六屆七中全會的全體會議決定:“為著使七大集中力量討論當前的政治、軍事、組織問題,決定在取得各代表團的同意之后,准備將若干歷史問題的議案提交七中全會的下次會議討論和通過。”毛澤東說明,總結經驗可以說是算賬。不採用大會這個形式來算賬,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於當前問題。

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舉行最后一次會議,毛澤東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了說明。《決議》草案提交給將要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團進行討論。代表們同意將《決議》草案提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以便七大集中力量討論當前的政治。

當然,《決議》在全會上只是基本通過。在七大上,代表們對《決議》還是進行了一定的討論。七大結束后,七屆一中全會開了兩次會議。6月19日的第一次會議后,中央任命任弼時再次組織對《決議》進行修改。8月9日的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決議》案與黨章。所以,后來作為黨的正式文件的《決議》,雖然寫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但實際上是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最終表決通過的。

《決議》的討論和通過,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整風運動成果,統一了全黨思想,確保了將黨的七大開成一次團結的大會。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建設良好政治生態

黨的七大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概括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

黨的七大充分體現了這三大作風。同時,充分發揚民主,對重要報告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除了幾個主要報告外,大會安排了很多發言,每人最長可以講一個小時。先后在大會上發言的有陳雲、彭德懷、張聞天、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楊尚昆、劉伯承、彭真、聶榮臻、陸定一、烏蘭夫、博古、高崗等,他們的發言受到大會的普遍歡迎。

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充分地發揚了黨內民主。第一,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不是由上級領導提名,而是由各個代表團自由提名,然后由主席團把代表們所提的候選人名單集中起來。第二,主席團不事先預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名額,而是採用預選辦法,由預選結果決定名額。通過預選,凡得票過半數的都作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這就產生了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得票沒過半數的都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就產生了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第三,進行正式選舉,並且分兩次選舉。第一次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委員。第一次選舉中沒有當選的人,就把他加到候補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中參加第二次選舉。第二次投票是專門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得票過半數的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未過半數的落選。經過這樣選舉辦法產生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充分體現了與會代表們的意志。

毛澤東對七大選舉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這次選舉,大家非常慎重,考慮分析,調查研究,比我們黨的歷史上任何一次的選舉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七大選舉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確立中央領導體制,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一大規定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沒有實際選舉,只是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3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

從二大黨章到四大黨章均規定:“在全國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執行委員會互推產生委員長一人“總理黨務及會計”。陳獨秀成為委員長。到四大,改稱為總書記。

1927年的五大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稱為中央委員會,並第一次設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同時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最高領導人仍稱總書記。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離開中央最高領導崗位。此后到六大,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一直空缺。

八七會議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擔任中央臨時政治局主席,但黨章上隻有總書記的職務,而沒有主席的職務。六大黨章取消了總書記的規定。黨的最高領導人到底是什麼職務,沒有明確。六屆一中全會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常委分工,由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為常務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向忠發被捕叛變被殺,不僅總書記,而且主席一職也一直空缺了。9月,在上海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秦邦憲(博古)負總責。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中央政治局,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設立中央書記處,也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沒有設總書記,博古仍是負總責。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其后,又在雞鳴三省和雲南扎西(今威信)連續召開會議,決定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1938年9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剛剛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對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逐漸將黨內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這樣,毛澤東正式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

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首先通過了劉少奇關於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提議。至此,毛澤東終於不僅擔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而且正式擔任了中央委員會主席。

當然,當時仍然有效的六大黨章中並沒有主席一職的設置。1945年七大批准經修改后的黨章,終於第一次設置了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還第一次在黨章中明確規定設立中央書記處。

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毛澤東等13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就是后來著名的五大書記。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至此,黨的中央領導體制終於基本穩定地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也正式形成。

制定完善黨章黨規,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把黨的建設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號召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黨,並將其稱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黨的七大的一個重要議程和內容是修改黨章,實際上是起草新的黨章。黨的七大三個最重要的報告之一,就是劉少奇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從一大到六大,都沒有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七大是第一次。《報告》一共有58320多個字,分成兩天來完成,這是很少有的。1945年5月30日,劉少奇又作了《關於討論修改黨章報告的結論》,概括總結了討論情況,著重回應和說明了討論中涉及的五個重要問題。

如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樣,《中國共產黨章程》實際是在七屆一中全會上最后通過的。七大黨章是完全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定的新黨章。七大黨章共11章70條,9200多字,比六大黨章的近6400字增加了2800多字。與六大黨章相比,章節體例變動很大。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總綱部分。劉少奇強調總綱“就是我們黨的基本綱領”。黨章實際上將綱領和章程合在了一起。這種結構體例一直延續到現在。

七大黨章第一次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內容作出明確的界定,將“民主的集中制”更加集中地界定為“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並規定了四項“基本條件”:(1)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由選舉制產生。(2)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向選舉自己的黨的組織作定期的工作報告。(3)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4)嚴格地遵守黨紀和無條件地執行決議。七大黨章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設計了黨的組織體系,還設置了“黨的地下組織”、“黨外組織中的黨組”等內容。

到1945年七大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121萬名黨員。黨已經是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黨,它的組織與黨員已經遍布全國各地,領導敵后9500萬人民建立了強大革命根據地,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地團結起來和鞏固起來。

發揚艱苦奮斗精神,愚公移山實現偉大目標

1945年6月11日,黨的七大閉幕。毛澤東在閉幕詞中指出:“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做了3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線﹔第二,通過了新的黨章﹔第三,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范,是自我批評的模范,又是黨內民主的模范。”6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社論。社論指出:黨的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盛大的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七大的舉行,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是團結的大會,是准備勝利的大會。所以,黨的七大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

黨的七大之后的任務,就是“領導全黨實現黨的路線”。怎樣實現?毛澤東使用了一個古代寓言,這就是著名的“愚公移山”。在講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毛澤東發揮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這篇閉幕詞會后經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也可以說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經典之作。

愚公移山體現了始終不懈艱苦奮斗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是靠艱苦奮斗發展壯大的。毛澤東在七大上比較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毛澤東說:“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后,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為著最后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黨的七大之后,全黨在傳達學習會議精神和文件的基礎上,以昂揚的斗志、飽滿的熱情,在奪取抗日戰爭最后勝利中和在隨后的全國解放戰爭中,密切結合斗爭實際,積極貫徹這次會議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大會提出的各項任務,使中國共產黨最終實現了這次大會提出的奮斗目標。

(作者:李忠杰,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中華魂》雜志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