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過程、運行機制及其當代回響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至今已經80周年。80年來，人們不斷從這場曠古未有的全球大戰中，總結它所留下的豐富遺產和成功經驗，服務於現實，並展望人類未來的發展之路。本文擬對大戰中誕生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過程、運行機制及其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回響，予以簡要論述，以求教於方家。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過程

1、打敗共同的敵人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根本出發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發動的。法西斯國家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極端形式，它們為爭奪世界霸權點燃了侵略戰火，將人類強行拖入又一場更大的全球浩劫之中。法西斯國家的戰爭目標是既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因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來說，其性質是帝國主義的。

從抵抗者來說，無論是中國、埃塞俄比亞和其他被壓迫民族，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抑或是英國、法國、美國等資產階級國家，這場戰爭都是一場民族與國家的生死存亡之戰。法西斯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這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建立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我們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命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原因。

2、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具雛形

在美國正式參戰前，各個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已經採取一系列行動，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行動可以歸納為三條主線。

第一條主線：反法西斯國家的政治協調，進一步凝聚消滅法西斯的戰爭目標。

1931年9月至1941年12月初，中國、埃塞俄比亞、波蘭、英國、法國、蘇聯等相繼進入抗擊法西斯國家日本、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戰爭。尚處於戰爭之外的美國，隨著戰爭的發展，針對日本對華侵略，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宣布不承認日本對華軍事行動所造成的“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改變﹔1937年七七事變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又不指名地譴責日本，呼吁要像“隔離傳染病”一樣對侵略國實施封鎖，表明了美國對法西斯國家侵略擴張的抵制態度。英法所主持的國際聯盟，最終也堅持了不承認“滿洲國”的底線。

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共產國際”很早便揭露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共產國際曾明確定義法西斯為“金融資本最反動、最沙文主義和最帝國主義分子的恐怖專政”，是世界各國人民的主要敵人，並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和國際反帝統一戰線、整合軍事力量、協調各國行動、增強共識，對喚起民眾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真誠倡導者和積極實踐者。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國共產黨就明確指出，要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系，初步提出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構想。1936年毛澤東同志與斯諾談話時強調，戰勝日本需完成“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呼吁聯合太平洋地區所有和平力量。同年，中國共產黨通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在1938年的《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同志闡釋了抗戰的全球意義，指出中國抗戰和蘇聯的共同利益及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同時指出中國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的其他戰場密不可分，呼吁英美民眾督促政府加入反法西斯陣營，堅信“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入侵蘇聯。當晚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演說，聲稱自己25年來一貫反對共產主義，但面對納粹德國對蘇聯的進攻，英國必須給蘇聯以援助。斯大林於7月3日也發表演說，呼吁共同抵抗法西斯。8月14日，英美發表《大西洋憲章》，宣布兩國的戰爭目標是摧毀納粹暴政，重建國際和平與人民安居樂業，並將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確保戰后和平。8月17日和19日，中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別發表聲明，公開贊成《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認為它表明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義的決心”，“完全有利於蘇聯、英美、中國及全世界”，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政治上初步形成，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階段”，中國還對該憲章缺少明確反對日本法西斯等缺陷提出了補充意見。蘇聯於9月24日宣布基本支持《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大西洋憲章》進一步凝聚了打敗法西斯的戰爭目標，成為結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基礎。

第二條主線：反法西斯國家的軍事戰略協調，制定深化戰爭進程的戰略。

從1937年底至1940年8月，美英兩國召開三次海軍秘密參謀會談，第三次亦有陸軍參謀人員參加。概括其成果：一是達成了一旦日本發動戰爭，兩國海軍在太平洋遠東地區採取聯合軍事行動的非正式協議，規定了雙方艦隊組成、通信聯絡和情報交換安排，以及兩國在太平洋長距離海上封鎖日本的區域劃分等。二是促使美國軍方最終完成了其戰略目標的重大轉移，即把美國堅持了幾十年的取向太平洋的針對日本進攻的戰略，轉變為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針對德意日多個敵人進攻的聯合戰略。三是美國經過考察英國的抵抗決心和能力，准備更深入地介入戰爭。

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英美在華盛頓舉行參謀長級會談，協調兩國的全球戰略。在會談中，關於美國必須通過在大西洋和歐洲與英國聯合作戰以幫助英國戰勝德意法西斯的討論，雙方並無異議，因為這也是美國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太平洋地區，美國則希望首先“保持一種嚴格的防御”。這次會談達成的“ABC-1”協定，是在美國尚處於戰爭之外，為最終打敗軸心國，與英國協調了兩國的全球戰略，確立了“先歐后亞”的戰略總原則，即美國一旦參戰，將首先在大西洋和歐洲取攻勢，在亞太地區取守勢，這成為以后指導同盟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戰略。

對於在亞太地區抵御日本的戰略安全，是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4月由英國、澳大利亞（代表新西蘭）、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的軍事代表在新加坡召開的一系列防務會議上解決的。在英美參謀長級會談之后，1941年4月，英國再次召開上述國家和地區參加的防務會議，美國第一次派代表出席。該會議達成的“ADB”協定，主要包括：重申“ABC-1”協定的戰略原則﹔維持太平洋海上交通線的通暢和新加坡的安全﹔劃定各國海軍防務區域和不允許日本軍事行動超過的陸地和海洋的地理界限﹔增加對中國海軍的財政和裝備援助，鼓勵在中國的游擊戰爭等內容。新加坡會議初步制定了英、荷、美、澳在一旦日本進攻時的聯合作戰計劃。

另外，鑒於中國的抗戰有利於英國對其亞太利益的保護作用，1941年8月中旬，英國和中國初步簽訂了英中聯合軍事行動協議，即“BC”協議。在簽訂該協定之前，英國表示戰后即應取消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

“ABC-1”協定、“ADB”協定和“BC”協議，為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終建立提供了軍事勝利的戰略保証。

第三條主線：反法西斯國家之間的經濟軍事援助。

中國作為最早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已經得到蘇聯、英國、美國、法國等國的經濟援助，分別為2.5億美元、1550萬英鎊、1.7億美元、1500萬美元。盡管這些援助遠不能滿足中國抗戰的需要，但對中國抗戰仍然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9年9月歐戰再次爆發后，美國修訂《中立法案》，廢除武器禁運條款，改為允許交戰國以現金購買美國武器並自行運輸，利於英法獲取武器。1940年6月法國敗降后，美國立即決定把自己軍火庫中的步槍、機槍、子彈、大炮等運往英國，並將法國的全部訂貨都轉交給英國。

1940年9月，美英達成“驅逐艦換基地”的秘密協定，美國將50艘逾齡驅逐艦出讓給英國，交換英國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區8個海空軍基地的99年租借權，英美開始聯防。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該法案標志著美國放棄中立，要以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援助抗擊法西斯的國家。美國軍方於1941年9月11日完成“勝利計劃”，即《關於美國總體生產需求的評估》，主要內容包括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規劃、后勤與資源保障等，以確保徹底擊敗德意日軸心國，避免資源短缺導致戰爭拖延。

綜上所述，在美國正式進入戰爭之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經初步形成，並在戰爭的政治目標、軍事戰略和經濟軍事援助等方面協調一致。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運行機制與戰爭的勝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名副其實地打成了一場世界戰爭。與此同時，反法西斯國家也面臨進一步協調軍事戰略、凝聚戰爭目標、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等重大問題。1941年底至1942年初，美英首腦攜各自的三軍參謀長在華盛頓舉行“阿卡迪亞”會議，取得兩大重要成果：

一是美英兩國再次確認了“先歐后亞”的戰略總原則﹔一致同意重視蘇德戰場﹔決定成立美英參謀長聯席會議，使共同策劃、協調、指揮兩國軍事行動和統一供應軍事物資制度化﹔成立中國戰區。

二是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於1942年1月在華盛頓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宣布簽字各國贊同《大西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他們將互相援助、協同作戰，徹底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后又有21個國家加入《聯合國家宣言》。《聯合國家宣言》的簽署標志著以中、美、英、蘇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終形成，它表明不管同盟國家之間有著怎樣的分歧，在抗擊法西斯的大目標下都將聯合一致，團結戰斗，也預示著即將迎來戰局的根本轉折。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之所以能夠在近4年的時間裡徹底打敗法西斯，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通過合理的運行機制，將一個個相對抽象的戰爭目標，逐步轉化為一個個可預期的具體戰役的勝利。這個運行機制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不斷召開大國首腦會議，堅定消滅法西斯的戰爭大目標，同時指引戰爭方向，指導戰爭進程，解決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所遇到的問題。繼1941年《大西洋憲章》宣布堅決消滅納粹暴政之后，1943年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通過的《開羅宣言》明確宣布“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並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包括東北、台灣、澎湖群島等地歸還中國。在同年蘇美英首腦發表的《德黑蘭宣言》中，再次強調同盟國對納粹德國採取共同行動。1945年2月蘇美英首腦在雅爾塔舉行會議，進一步堅定消滅納粹主義和對德國的戰后處置問題，並再次宣布以盟國的力量擊敗日本。在1945年7—8月於波茨坦召開的蘇美英首腦會議上，中美英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並宣布日本必須實施《開羅宣言》的條件。上述這些宣言和精神，不斷使消滅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戰爭目標具象化，鼓舞著反法西斯同盟的戰斗激情以及取得勝利的決心與信心。

第二，通過軍方高層會議，不斷協調軍事戰略戰術並確保其貫徹執行。1941年通過的“ABC-1”協定、“ADB”協定和“BC”協議，成為指導反法西斯同盟進行全球聯合作戰的基本戰略和框架。因此當珍珠港事件后同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國家處於全面交戰狀態時，並未導致明顯的混亂局面。隨著戰局的發展，英美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北非戰略、歐洲戰略、亞太地區戰略不斷進行調整，使“先歐后亞”的大戰略與區域戰略協同一致，並監督執行已經提出的戰術建議，最終取得勝利。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協調一致，是同盟國內部不斷談判妥協最終達成基本一致的產物。

第三，各個戰場形成有序的相互支援。首先是中國戰場對其他反法西斯戰場的支援極為重要，作用甚大。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中流砥柱，幾乎單獨抵抗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使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與此同時，中國戰場也支援著各個戰場的反法西斯斗爭。舉其要者：粉碎了日本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妄言論，迫使日本陷入“中國泥潭”不能自拔，難以與德、意結成真正的同盟，從而延緩了戰爭的擴大﹔制止了日軍“北進”的計劃，牽制和推遲了日軍“南進”的步伐，有效支援了蘇聯的抗德衛國戰爭，有利於美英對日本的戰爭准備﹔有力地鼓舞和促進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並大大有助於美英等國家實施“先歐后亞”大戰略﹔中國還一直牽制日本陸軍主力，到戰爭結束時，日本向中國戰區投降的軍隊共128萬余人。中國的抗戰，不僅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圖存，而且有力支援了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的抵抗力量，為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蘇德戰場作為歐洲抗擊納粹德國軍隊的主戰場，消滅了納粹德國70%的有生力量和75%的武器裝備，保証了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極大地加速了納粹德國的滅亡。美、英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員，是西歐、北歐、大西洋和太平洋戰場對德、日法西斯進行堅決打擊並取得勝利的關鍵力量。英美法（戰斗法國）是北非地中海戰場打敗德意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此外，其他參戰國家也在各自的國家和地區開辟了反法西斯斗爭的新戰線。

第四，世界和平與安全作為共同的戰后藍圖，是支撐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最后勝利的堅定信念。從《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家宣言》到《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再到《聯合國憲章》，同盟領導人勾畫的戰后世界是一個通過合作、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合作，確保戰后的世界是一個各國主權領土完整的、和平與安全的世界，是一個不再有世界大戰的世界﹔與此同時，同盟領導人還通過建立包括聯合國在內的雅爾塔體系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內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國際法和國際機制上維護戰后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促進世界經濟的有序發展。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當代回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大決戰，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坐標系上，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於中國來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對於整個人類歷史發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在國際政治、全球治理等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和成功經驗。在政治遺產方面，確立的一些重要原則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如和平共處、集體安全、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尊重文化多樣性，等等。而其成功的經驗之一，就在於當人類面臨共同的敵人法西斯的時候，能夠摒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而結成反法西斯同盟，通過中美英蘇等大國之間的不斷談判、反復協商、求同存異、團結戰斗，最終戰勝了邪惡的法西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盡管存在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但反法西斯同盟所留下的政治遺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世界在80年來無大戰的發展過程中取得了長足進步。隨著冷戰的終結，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的發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與此同時，人類社會在和平與安全、經濟與社會、資源與環境、衛生與健康等各個領域，也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比以往面臨的問題更為深刻和復雜，超越了任何一國的利益，也並非任何一國所能解決。實際上，世界各國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而這些共同利益應當反映在超越特殊的國家利益的共同政策之上。基於此，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身體力行，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期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以聯合國的多邊外交為平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作者：徐藍，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