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在全民族抗戰時期，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對外代表中國政府﹔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轄行政區。國民黨擁有200余萬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5萬余工農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國民黨反復強調自己在抗戰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實際情形是，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作用與日俱增，在抗戰中做了許多國民黨原本應當做卻沒有做也做不成的大事難事，對取得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最終勝利起了不可替代、舉足輕重的作用。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正確認識和總結抗日戰爭史的題中應有之義。

圍繞闡釋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問世，以理論宣傳類論著居多，起了深化認識、推進研究的作用。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堅持正確抗戰史觀，有必要就此加強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進一步深化認識。筆者嘗試從九個方面就國共兩黨在全民族抗戰期間的具體表現進行對比，談點一得之見。凡人所周知的史實盡量從略，著重進行分析論証。

一

形成全民族抗戰局面，其前提和基礎是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在這當中起了主導和決定作用，秉持民族大義，一次次挽狂瀾於既倒。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和發展，也就無法形成和堅持歷時八年的全民族抗戰局面。

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東北抗日義勇軍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義勇軍中積極開展工作，成為中國人民14年抗戰的起點，同時揭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而蔣介石卻採取不抵抗主義，聲稱“攘外必先安內”，執意打內戰，繼續全力“圍剿”工農紅軍。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明確提出抗日主張，紅軍長征北上的主旨之一便是挺進華北抗日前線，開創抗日新局面。日本制造華北事變后，在共產國際影響下，黨又適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於1935年10月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值此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阋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1936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國各黨各派呼吁：“不管我們相互間有著怎樣不相同的主張與信仰，不管我們相互間過去有著怎樣的沖突與斗爭，然而我們都是大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抗日救國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共赴國難，是所有我們中國人的神聖的義務！”中共中央還專門致書國民黨中央，為“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而唏噓，呼吁為救亡圖存共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為黨隨后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奠定思想基礎。

國難當頭，沒有中國共產黨盡棄前嫌從中斡旋，很難想象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當時，新的內戰危機一觸即發。痛感於被長期血腥鎮壓的遭遇，黨內有殺蔣呼聲﹔南京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不惜挑起新的內戰，不顧蔣介石安危，借“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之名發兵進逼西安。日本政府欲坐收漁利。中國共產黨深明大義，積極奔走斡旋，最終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避免了自相殘殺、親痛仇快的局面，進而極大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使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成為大勢所趨。毛澤東分析指出，倘若不能和平解決事變，“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

日本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國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全民族抗戰揭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委實不易，而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為不易，遭遇嚴峻考驗，其變數與挑戰主要來自國民黨方面。在日本誘降下，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叛國投敵，在南京建立偽政權，淪為日本“以華治華、分而治之”的工具。1939年1月，距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還不到一年半，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其議題之一是制定“限共”“防共”方針，視共產黨力量的發展為“急患”，並在會后秘密下發《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嗣后，國民黨在四年內三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一次發生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等地制造軍事磨擦。第二次於1941年1月發生在安徽涇縣，即震驚中外、被周恩來喻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國民黨重兵伏擊，大部陣亡或被俘，軍長葉挺被扣。第三次發生在1943年6月共產國際正式宣告解散后，國民黨頑固派借機謬稱“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叫嚷“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並准備舉兵閃擊延安。試問，解散了共產黨、取消了陝北特區，焉有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焉有全民族抗戰？這三次反共逆流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頻頻告危，全靠中國共產黨化解危機、力挽狂瀾。尤其是皖南事變后，日本認為國共關系將就此破裂，遂進一步向重慶施加壓力，誘降、逼降雙管齊下。在這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採取軍事上守勢、政治上攻勢的對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不僅團結了中間階層，也使國民黨統治集團不能不繼續堅持抗戰，從而避免了國共關系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瓦解，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

總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有合作也有斗爭，斗爭的主線是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妥協、分裂、倒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和發展，與中國共產黨息息相關。全民族抗戰局面能堅持八年，以全民族抗戰抵御日本全面侵華，並最終取得勝利，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主導性、決定性作用密不可分。

鑒於敵強我弱，抗日戰爭將是持久戰，這是國共兩黨乃至全社會的共識。不過，仍有人持“亡國論”或“速勝論”﹔至於如何理解“持久戰”，人們的認識也頗不一致。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長篇講演，釋疑解惑，條分縷析，從戰略高度深刻闡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和中國勝利的必然性，科學解答了眾所關切的諸多問題，產生深遠影響。這是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鮮明體現。

《論持久戰》開篇即指出，全民族抗戰已歷時十個月，“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論持久戰》的卓越之處，就在於在“很多人都說持久戰”的情形下，最早圍繞持久戰作了系統研究和深刻闡釋。毛澤東全面分析中日兩國基本國情和中日戰爭的基本特點，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提出以持久戰戰略應對日本的速決戰戰略﹔指出中國不會亡，也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個科學論斷有助於國人統一認識、堅定信心。持久戰究竟有多久？毛澤東審慎指出，這誰也不能預斷，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他將之劃分為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這一預判與戰爭后來的實際進程完全吻合。怎樣進行持久戰？基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考慮，毛澤東提出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陣地戰為輔﹔具體而論，要做到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在防御階段，應該以運動戰、游擊戰大量消耗敵人，“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是對全民族抗戰以來國民黨當局錯誤戰略方針的質疑和批評。十個月來，由於以陣地戰為主，一味被動防御，中國軍隊雖浴血奮戰，粉碎了日本“速戰速決”企圖，但自身在慘烈的消耗戰中蒙受巨大損失，無數愛國將士飲恨沙場。隨著淞滬會戰失敗、首都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內部彌漫著悲觀情緒，“求和”之聲四起。兩相比較，共產黨、國民黨之戰略思想高下立判。在《論持久戰》末尾，毛澤東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系統闡明人民戰爭思想。這是持久戰的精髓，也是全篇的精髓。這個高度，國民黨在認識上達不到，行動上做不到。

《論持久戰》合計4萬余字，從全國抗戰大局展開論述，其積極爭取統一戰線話語權、對國民黨錯誤戰略方針進行糾偏的命意昭然可見。黨的宣傳工作隨即展開，先在延安發表《論持久戰》全文、出版單行本，接著設法在淪陷區和國統區刊印傳播。為擴大影響，《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在上海英文月刊《公正評論》（Candid Comment）連載，並印成小冊子秘密散發。《論持久戰》一經發表便廣受贊譽，頗有思想沖擊力。《公正評論》創辦人、盛宣懷外孫邵洵美撰文說：“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范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偶然事也。”有論者感嘆：“這一本博得全世界稱譽的名著，深刻明晰底預示了抗戰前途和我們自己應走的路”。“這一歷史上不朽的文獻，對於整個抗戰刻畫了一個大概的輪廓”。《論持久戰》使全國民眾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樹立了黨堅持持久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具有遠見卓識的正面形象，提振了全國軍民抗戰到底的信心和決心，為奪取抗戰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以《論持久戰》為指南，揮戈而上，在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迅速打開局面，有力策應正面戰場作戰，使敵后戰場逐漸上升為全國抗戰的主戰場。這是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另一鮮明體現。

1938年10月日軍攻佔廣州、武漢后，因戰線越拉越長而兵力不足，一時無力繼續發起大的攻勢。抗日戰爭遂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雖侵佔中國大片國土，但只能控制中心城市、縣城和鐵路、公路沿線，對廣大鄉村鞭長莫及。這給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開赴敵后提供了廣闊空間。日軍在正面戰場遭遇節節抵抗，顧此失彼，“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八路軍深入華北，新四軍挺進蘇皖，使日軍后方不穩，牽制了其在正面戰場的攻勢。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相互策應，構成全民族抗戰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山區、平原和江湖河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其環境之險惡、斗爭之艱苦超乎想象。八路軍、新四軍總共才5萬多人，與日軍相比兵力懸殊，武器裝備也極為簡陋﹔長期堅持游擊戰爭要有后方作為依托，而在陌生環境中，在日偽軍重兵進攻和圍困下，在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背景下，開創與鞏固抗日根據地極為不易。敵后戰場能在千難萬險中漸成氣候，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正確的戰略方針。《論持久戰》說得很清楚：“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二是統一戰線。例如，冀南淪陷后，土匪、民團等各色武裝紛起。據陳再道將軍回憶：“冀南抗日根據地的開創，是正確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結果。我們開始進入冀南的力量雖然不大，但是由於黨的領導，高高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緊緊掌握住當時各種游雜武裝的不同情況，分別採取了爭取團結、收編改造、分化孤立、軍事打擊等不同辦法，從而迅速地安定了社會秩序，獲得了各階層人民的同情和擁護，站住了腳跟。”三是人民戰爭。《論持久戰》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著名論點，並分析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淪陷區人民飽受日寇鐵蹄踐踏與蹂躪，不願做亡國奴，抗日願望強烈。中國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在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民眾被廣泛動員和組織起來，除青壯年踴躍參軍外，還成立了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兒童團、農會等各種抗日群眾組織。這就使侵華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率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部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聶榮臻深有感觸地說：“人民群眾一經發動起來，就有了足以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人山’和‘人海’。”以上三大因素，歸根到底在於黨的領導。

國民黨軍隊除正面戰場作戰外，也在敵后開展游擊戰，1939年冬還專門編寫《游擊戰綱要》一書。其兵力和可利用資源遠甚於八路軍、新四軍，但具體表現卻相形見絀。其原因在於國民黨搞片面抗戰，即單純的政府和軍隊抗戰，無力也不敢放手發動民眾，而軍紀敗壞更是大失人心。譬如，作為蔣介石嫡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河南強征軍糧、肆意騷擾，以致民怨四起。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天災人禍交織而至，民諺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湯”一說，“湯”指湯恩伯。有些國民黨將領甚至公然叛國投敵，充當偽軍，掉轉槍口進攻抗日軍民，如臭名昭著的孫殿英。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始終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生死相依、患難與共，因而能夠真正贏得民心。國民黨力量在敵后急遽萎縮，中國共產黨力量在敵后不斷發展壯大，人心向背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至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規部隊已從5萬多人壯大到近50萬人，另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日軍方面的文獻看，同在1940年，華北日軍已將八路軍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明確“方面軍的討伐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1942年，又強調華北日軍“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討伐上”。到1943年，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牽制和抗擊了侵華日軍總數的64%和全部偽軍的95%。到1945年春，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有19個，人口約9550萬人，在戰略上形成對日軍盤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線的包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

以上從統一戰線、持久抗戰、敵后戰場三個方面，論証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論持久戰》有一段話說得很深刻、很有分量：“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動員老百姓，推行片面抗戰的國民黨做不到，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到。這是由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決定的。說到底，抗戰得以堅持並最終取得勝利，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離不開黨倡導的全面抗戰、持久抗戰。

二

支撐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軍事外，還包括政權建設、理論建設、作風建設以及經濟、文化、精神等方面。在這些方面，中國共產黨均表現出色，順應時勢和民心，形成高效的戰時機制，顯現出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國共兩黨對各自戰略后方的治理迥然不同，影響到人心向背和各自力量消長，進而影響到抗戰大局的走勢。

陝甘寧邊區以延安為首府，下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后方，也是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的典范。在政權建設上，邊區村級基層政權系直接選舉產生，各級參議會和政府、司法機關通過間接選舉產生。1939年初，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選出正副議長、邊區政府正副主席等。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要把邊區建設成“抗戰的堡壘”和“民主的模范”。1940年3月，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指示，明確規定政權機關的人員構成採用“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和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這體現了黨實行民主政治、接受人民監督的誠意，體現了政治上的胸襟與自信，為統一戰線、全面抗戰提供了制度保障。通過先行探索與實踐，陝甘寧邊區成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成為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地方。在邊區示范和帶動下，黨領導的各敵后根據地紛紛實行民主政治，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以抗日、民主的旗幟把民眾緊緊凝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國民黨拒絕革新政治，無意改變一黨專政，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以及大后方推進民主政治的呼聲置若罔聞，導致弊竇叢生，大失人心。1944年12月，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嚴正指出，改組政府“是一個救中國的問題”，抗戰不僅需軍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組，就無法挽救目前的時局”。

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如何建設、向何處去？自1939年起，毛澤東在延安相繼撰寫《〈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創造性提出並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描繪了中國發展的新圖景。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毛澤東將陝甘寧邊區視為這一理論的“試驗區”。邊區的各項政策和建設，均鮮明體現了新民主主義原則。1940年3月初，毛澤東在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明確表示，“陝甘寧邊區的方向就是全國新民主主義的方向”。次年11月6日，又在邊區參議會上指出：“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相比之下，國民黨雖提出“抗戰建國”主張，但缺乏真正提振人心的實際舉措，故反響寥落。1943年春，蔣介石推出《中國之命運》一書，標題很吸引眼球，但無非是老調重彈，渲染儒家傳統的“四維八德”，詆毀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該書煞有介事地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自國家有機體的活動上說，沒有了中國國民黨，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發動的樞紐。”全書連篇累牘論証中國命運與國民黨的關系，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強作辯解，了無新意、內容空洞，故面世后招致不少譏諷和批評。聞一多教授便表示：“‘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就境界、眼光、氣魄而論，《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之命運》實有霄壤之別。

艱苦卓絕的抗戰，必須以好作風作為支撐。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黨風廉政建設。1943年5月8日，延安公布《陝甘寧邊區政府人員公約》，訂立十條行為規范，並逐一注釋說明。第五條為“公正廉潔，奉公守法”，注釋曰：“這是我們政務人員應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為模范，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要私情，不貪污，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第七條為“愛護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注釋曰：“群眾是我們的依靠。要善於聯系群眾，要了解群眾情緒，關心群眾需要，傾聽群眾批評。不侵犯群眾絲毫利益，不貪貼群眾一點便宜。要站在群眾之中，不要站在群眾之上。”毛澤東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是全民族抗戰的主體力量，強調要緊緊依靠群眾、密切聯系群眾。他高度重視黨的自身建設，將之稱為“偉大的工程”，從維護黨的形象和人心向背高度來看待黨群、干群關系，鄭重告誡全黨要養成一種新風氣，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毛澤東嚴肅指出，要用90%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救民私糧”問題，用10%的精力解決救國公糧問題，否則，“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他強調：“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黨的建設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証。

相比之下，國民黨雖三令五申懲治貪腐、整飭吏治，但受制於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個人獨裁，基本成為一紙具文，沒有實際約束力。西安當時是國民黨在西北的政治中心，文恬武嬉現象突出。吃酒打牌、跳舞嫖妓之風在國民黨官員中迅速蔓延。有人甚至借機大發國難財，以致出現“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現象。國共兩黨對戰略后方的不同治理情況，特別是對待老百姓的不同態度，勢必影響到人心向背。1945年4月，昆明西南聯大全體學生發文，慨嘆“祖國在危難中，同胞在水火裡”，“國土連年喪失，人民慘遭涂炭。貪污已成泛濫的狂流，特務作為統治的工具﹔財富集中，通貨膨脹，大多數人民不能不陷於飢餓死亡﹔統治思想，排除異己，正義的聲音被迫歸於暗啞﹔士兵輾轉飢寒，接連潰敗”。該文表示，“在這祖國十萬分火急的關頭，我們——西南聯大的二千五百﹝名﹞同學，實在不能再安於緘默，不能不以血淚和呼號，喊出我們對國是的意見”。意見共六條，前兩條分別為“立即停止一黨專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務活動”。“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這是1943年傳唱於晉綏邊區的抗戰歌曲《解放區的天》的歌詞，是緊緊跟黨走的廣大農民從心底唱出的歡歌。兩相比較，確有天壤之別。

在經濟上，中國共產黨戰勝難以想象的困難。1940年冬，華北日軍震驚於八路軍“百團大戰”，對抗日根據地瘋狂進行報復性“掃蕩”。國民黨此刻卻不顧大局，完全停發八路軍糧餉，並調重兵對陝甘寧邊區實施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企圖困死邊區，以致邊區“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在艱難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陝甘寧邊區在精兵簡政的同時，掀起大規模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從而渡過這一極端困難時期。相比之下，國民黨嚴重依賴美國、蘇聯等外援，且貪瀆現象嚴重，故自立能力脆弱。通過發展大后方經濟，雖為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力量，但自1941年下半年開始，經濟疲態盡顯，突出表現為通貨膨脹、工業生產下滑，雖採取一些應對舉措，但難挽頹勢。

在文化建設上，蔣介石有意標新立異，於1934年發起新生活運動，從改造國民日常生活入手，宣傳“禮義廉恥”“生活軍事化”等，以革除陋習、提高國民素質相期許，但終歸是新瓶裝舊酒，最終不了了之。不革新政治，不改造舊道德舊文化，焉有“新生活”？中國共產黨倡立新道德新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表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包括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該文強調：“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黨的文化建設很有針對性。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邊區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群眾，“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黨致力於普及教育、掃除文盲，尤其重視在思想文化上破舊立新，著力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延安創辦了不少新式學校，包括馬克思列寧學院、陝北公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令人耳目一新。

在精神面貌上，黨領導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與國統區也形成鮮明對比。黨和人民軍隊內部本身就是一所大學校、一座大熔爐，充溢著崇高理想、優良作風、嚴明紀律，形成許多嶄新的精神，諸如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進而奏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的壯麗凱歌。唯有在這種新精神激勵下，才能真正催生新生活、孕育新希望。1944年訪問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感嘆：“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朴素，男女平等。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范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

黨對青年尤其寄予厚望。1939年5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撰寫《五四運動》一文，希望全國青年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他滿懷激情地說：“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全國青年們，努力啊！”三天后，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毛澤東肯定延安青年們的政治方向、工作方法是正確的，盛贊“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范”。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從未偏安一隅，而是胸懷全國，著眼整個抗戰大局。黨在邊區的一切主張和舉措，都是從全國范圍來思考和立意的。而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確有吸引力，吸引著無數愛國進步青年從四面八方長途跋涉而來。一曲《抗大校歌》，時常回蕩在延水河畔、寶塔山下，唱出青年人的理想與情懷：“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活潑、嚴肅，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概括地說，以陝甘寧邊區為典型，黨的革命文化建設大力傳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極大促進了人們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空前迸發，人人各得其所，精神面貌與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陝甘寧邊區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行卓有成效的建設，成為引領方向、凝聚人心的旗幟。根據地人民通過切身體驗，深化了對黨的認識，堅定了跟黨走的決心，從而掀起人民戰爭的驚濤駭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敵后戰場，並對淪陷區和大后方人民產生積極影響，進一步促成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全面覺醒，有力支撐了全民族抗戰局面。

三

以上從九個方面就國共兩黨在全民族抗戰期間的具體表現進行了對比，從中可以看出雙方力量此消彼長的大趨勢。1944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指出：蔣介石軍隊潰敗不堪，重慶及國民黨區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進攻，國民黨潰敗甚至投降的危險是可能發生的﹔“最近八個月，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已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

從延安和中國共產黨身上，人們不僅堅定了抗戰勝利信心，還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1940年5月，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從重慶來延安訪問。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以粗茶淡飯招待他，與蔣介石在重慶花費重金宴請形成對比。陳嘉庚不禁感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也深有感觸。1945年7月，他與其他五名國民參政會參議員訪問延安，深切感受到延安的新氣象，贊嘆中共政治作風“變向平凡”，不禁慨嘆道：“中共今天的局面，是從艱苦中得來的。他們是從被壓迫裡奮斗出來的。他們是進步的。他們在轉變。”“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再看外國人的相關評論。日本的中國問題評論家藤枝丈夫早在1938年便斷言，“抗日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1944年訪問延安的美國外交官戴維斯認為：“共產黨在中國扎下了根，中國的未來不是屬於蔣介石的，而是屬於他們。”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矢志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后來基於自信、自勵，又不斷深化這一認識。早在1941年5月，毛澤東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在黨的七大作政治報告時，他又斬釘截鐵地說：“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這是拼出來、干出來的，是優勝劣汰的必然結果。歷史充分証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和發展，就沒有以人民戰爭為鮮明特色的廣大敵后戰場，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全面覺醒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空前迸發，就無法形成和堅持歷時八年的全民族抗戰局面。國民黨沒有做也做不成的事，中國共產黨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一次次挽狂瀾於既倒，對抗戰最終勝利起了不可替代、舉足輕重的作用。這鮮明體現了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充分彰顯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歸根到底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協力合作的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從根本上說，是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是人民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戰勝利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從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的樞紐。偉大的抗日戰爭鍛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烽火洗禮下，中國共產黨迅速走向成熟壯大。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黨24年來的歷史作出科學結論，充滿豪情地宣布：“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隨后召開的七大，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再后來，僅用三年多時間，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在人民的歡呼聲中，新中國誕生了。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歷史雄辯地証明，黨不愧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作者：夏春濤，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