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日記中感悟信仰之力

抗戰日記是抗戰歷史的鮮活印記。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中國軍網推出“文物裡的烽火歲月·抗戰日記篇”，中國作家協會主辦“山河跡憶——手稿裡的抗戰中國”，不少博物館、紀念館在抗戰專題展中設置抗戰日記單元，為我們重溫抗戰歷史提供了不同視角。

日記具有私密性、紀實性、日常性等典型特征。它是作者袒露心扉的“樹洞”，其內容多涉及內心想法、情感波動、私人經歷等，不以公開傳播為目的。在烽火連天的年代，無數抗戰將士、普通民眾用筆記錄下戰爭的殘酷、戰友的犧牲、人民的苦難以及對戰爭必勝的信念。這既是無數個體對抗戰歷史的“微觀存檔”，也是苦難中為國家、民族、人民發出的吶喊，這種雙重屬性讓其既有歷史厚度，更有情感力度。

今天，打開這些抗戰日記，我們得以透過紙頁，如臨抗戰年代。看著那些“寫給自己看的文字”，就如同與一位老友隔空促膝長談，聽他娓娓講著過去的故事，一字一句中傳遞著信仰之力。

讀抗戰日記，字裡行間滿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1931年9月19日沈陽淪陷當日，24歲的蕭軍在日記中寫道：“晨5點，日軍炮聲撕裂沈陽城……街上行人如驚鳥，我攥緊懷裡的《共產黨宣言》，指甲幾乎掐進掌心——這書裡說的‘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此刻該怎樣印証？”憂國憂民的火焰在胸腔裡灼灼燃燒，年輕的作家懷著對民族危機的深切痛感，開始從革命理論中探尋救國路徑。

同樣是青年愛國誓言，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聯主席黃敬在游行前夜寫下：“今日籌備抗日救亡宣傳，願以筆為劍，喚醒民眾覺醒。”以筆鋒代劍芒，黃敬在寒夜裡發出救亡圖存的誓言，讓歷史看見一代青年在祖國和人民需要時的覺醒與擔當。

讀抗戰日記，紙頁折痕藏著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烏斯渾河畔牡丹江岸，將來應有烈女標芳。”抗日名將周保中在日記中這樣緬懷“八女投江”。1938年10月，東北烏斯渾河，八位平均年齡尚不足20歲的抗聯女戰士，在彈盡之際挽臂沉江。婦女團政治指導員冷雲在日記裡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寧肯死在祖國的河裡，也不死在敵人的手裡。”這句話沒有高呼口號，隻一句“寧肯”把信仰的“溫度”寫到滾燙。80余年后，我們在檔案館冷光燈下展讀這些紙張發脆的日記，仍能感到指尖灼痛——故紙堆中的斑斑點點，都是青春與信仰相互點燃的火焰。

“目的是招安收撫我，成為他們的走狗……的確我以在抗日救國軍事業途中而為幸，赴任發揮著重大的領導作用，惹起敵人在軍事上瘋狂的進攻。而作為政治上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日軍）以各方法來誘引我……想起六十有余的老人受到威壓而不停奔走，不免有莫大的震動。”這是1939年4月29日，著名抗日將領陳翰章寫下的日記。寥寥數行字，滲透著對親人的擔憂以及對保家衛國的忠誠。1940年12月8日，由於叛徒出賣，陳翰章被日軍所圍，打光了最后一顆子彈。面對敵人勸降，他怒罵敵人，敵人用刺刀攪掉他舌頭，他怒瞪敵人，敵人剜去了他的雙眼，割下頭顱，這位年僅27歲的名將壯烈犧牲。如今，在吉林敦化市寒蔥嶺山腳下，坐落著東北抗聯寒蔥嶺密營文化展覽館。在這座展館內，陳翰章的34篇日記靜靜地陳列著，講述著這位名將的鐵血生涯。

讀抗戰日記，泛黃紙張浸染著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30號轉至白村，在傳達敵在清剿時之毒辣性、殘酷性，真不免要使人心驚膽戰。”“日寇撼山易，撼八路軍難。”“小兵張嘎之父”徐光耀在抗戰期間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基層士兵戰斗、工作、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在思想、情感、心理上發生的深刻變化。縱然戰爭殘酷，但是八路軍堅不可摧。

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杰出將領、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開創者彭雪楓，因“追求知識如飢似渴，幾乎見書必讀，逢報必看”，而以“儒將”聞名天下，“上馬能打仗，下馬寫文章”。他在日記中寫下擲地有聲的誓言：“豫皖蘇是我們的家鄉，那裡有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妻室子女，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一定要把日本鬼子和敵偽軍消滅掉，就是戰死疆場也心甘情願。”彭雪楓犧牲的時候，身上除了一支派克鋼筆，就隻剩下一本日記。這本日記就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裡，如今封面破損、紙頁泛黃，但已成為無數人追憶彭雪楓的念想，也藏著一個文武雙全的將領未講完的故事。

讀抗戰日記，字跡“透印”彰顯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一年抗戰的經驗証明，日寇日益走向崩潰死亡，中國日益向上勝利發展，能夠取得最后勝利。”“從我參加革命的經驗中，特別是這些年的斗爭中，絕對相信：有了我們黨正確的領導，不怕中華民族不解放、中國革命不勝利的。”《王恩茂日記》集中收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中將王恩茂的抗戰日記，是其參加革命活動的集中反映和真實記錄。

抗戰時期，生活條件艱苦，政治環境惡劣，無數將士在烽火硝煙中面臨生死與信仰的雙重考驗。而在王恩茂的日記裡，處處流露著對奪取抗戰勝利、實現民族解放的堅定信心和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這種信仰之力、必勝信念在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陳賡的日記中也得以彰顯。1937年9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正式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第129師。換帽時，陳賡的心情是復雜的，但他明白：“我們永遠是黨軍，紅軍永遠是紅軍，任他換個什麼名義，戴上什麼帽子，我們始終為了共產黨的光榮而奮斗。現在雖然是民族革命階段，但一切努力犧牲都是為了將來社會主義的勝利。”

抗戰日記作為個體生命的即時性書寫，早已超越了單純史料的范疇。這些文字誕生於炮火連天、生存懸於一線的極端情境，卻忠實保存了精神世界的完整性與細膩度。它們記錄了山河破碎的血淚，更銘刻了民族精魂的倔強與信仰的熾熱。

抗戰勝利已經80年了，但那些抗戰日記中所蘊含的信仰力量和青春熱血，依然熠熠生輝，激勵著當代青年在新的征程上奮勇前行。

（作者：唐文昊，系貴州師范大學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9月17日）